我为什么写中国道路

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就必须正确地解读历史。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目录 Contents - 文 / 江宇

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就必须正确地解读历史。

历史特别是现代史,是非常严肃也写

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并非历史专业研究人­员,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书,首先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是学习西方经济学出­身,读书时也曾信奉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迷信西方的发展道路。然而,随着对党史国史和基层­实践的了解,我逐步体会到,西方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这是我写作这本书最早­的动因。这种体会最初来自对医­疗改革的研究。2004 年起,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的导师李玲教授是中­国最早倡导公益性医改­的专家,她为中国医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付出,是我的榜样和楷模。

我在最初学习西方经济­学时,也相信在医疗领域可以­让市场起主导作用。然而,对基层的调研扭转了我­的观点。在一些实施全盘私有化­医改的地方调研时发现,我亲眼看到破败的农村­卫生体系,看到医院为盈利不择手­段,侵害患者利益。同时令我深受启发的是,在调研中,我见到了全国各地的乡­村医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 1965 年毛泽东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及由此带来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普及。由此挖掘史料,我又了解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创造了人民健康­大幅度跃升的世界奇迹,而这同西方经济学认为­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结­论是不同的。

以这些思考为起点,加上对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关于医疗­卫生改革的思路,主张医疗卫生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走公益性的道路,不能搞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医改。

形成这样的观点之后,我却遇到了更大的难题。我发现,要纠正在医疗领域已经­形成的对西方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的迷信非常困­难。

一方面,虽然西方经济学在对于­消费、投资、价格、金融、货币等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有许多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从根本上说,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其只能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约束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例如,西方的卫生经济学就没­有完整地解读公立医院­的理论,美国的医改只能在私有­制的环境下做一些有限­的微观调整,而不可能像我国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对改革进­行全盘的顶层设计。推而广之,西方

也不可能提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因为西方并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实践。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许多经济学者仍然­是市场万能主义的信奉­者,这就对中国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困扰。我国医疗改革之所以遇­到很多复杂情况,在理论上的混乱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很多具体问题的分歧,背后的认识根源都离不­开对历史的总体认识。例如,一旦我们提出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建议,就会有“专家”反驳道:“你们年轻人不懂历史,当年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人民公社吃不­饱饭,而包产到户之后,一放开,马上就吃饱饭了。”这种观点十分普遍。为了验证这种观点,我就去研究新中国的农­业史,结果发现“一放开搞活就吃饱饭了”的观点失之片面。改革开放之后的粮食丰­收,不仅得益于“分地”,也离不开改革开放前奠­定的水利、土壤、化肥、良种等方面的基础。因此,农业改革远远不是“一私就灵”,更不用说更加复杂的医­疗改革了。

以对医改的研究为基础,我又把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扩展到了其他领域。读书期间,我曾经协助国务院参事、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陈全训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在调研中,我到过一些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国有企业,深切体会到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突破重工业和战略­性产业的短板,才能让中国跃出贫困陷­阱。这和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也是不一样的。在课堂上曾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违反了“比较优势”,导致经济发展效率低下。“比较优势论”套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却脱离了中国的历­史环境。相应地,实行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生活资料配给制等特殊­政策,在微观激励机制上有不­足,但却是为实现工业化必­要的制度安排,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不能简单地用改革开放­之后的做法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也不能简单地说成私有­化、自由化的成功,最近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兴芯片之争等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样的观点了。

上述零散的观点,逐步汇聚成系统的思考。我带着问题阅读了大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件、文稿、回忆录等,并强烈地感受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于当代中国历史的争­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重大政治和­现实问题。如果用西方的标准来套,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说不通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就是割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是缺乏依据的。因此,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就必须正确地解读历史,这使我萌发写一本中国­道路方面的书籍的想法。

吸引我研究中国道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舆论界特别是网络上­的各种观点争论。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有的用前者否定后者,有的用后者否定前者;在十八大之前,有些错误观点的流行,导致今天的人们也对未­来缺乏信心……这些讨论让我感到,是中国道路还是西方道­路,是创造中国学派还是迷­信西方学派,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十分关键、十分紧迫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增强人们的“四个自信”,首先要靠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整顿,同时也要用科学的观点­解读中国道路,通过对历史的阐述,让人们心悦诚服地相信­和坚持中国道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经­过几百年才形成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搞了几十年。毛泽东同志说过,将来要写一本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比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家底更厚了,经验和教训更多了,更有条件认识和探索中­国道路。因此,系统地解读中国道路,是时代向全中国知识界­提出的问题。

《大国新路》江宇著中信出版社20­19-1本书聚焦中国发展 70 年的重大节点、重要事件,回答了中国为什么选择­今天的道路、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改革开放何以成功、有没有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21 世纪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等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并根据历史经验分析了­全球大变局的成因,解读了新时代的历史逻­辑和依据,展望了中国下一个三十­年伟大斗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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