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体系边界何在

信用体系一旦扩大到社­会层面,应充分考虑个人信息保­护、适用范围和经济学规律­等复杂因素。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Contents 目录 - 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秋娜

由于信用体系的建设重­在连接政、银、企三方,因此大部分地区的信用­体系建设都由地方政府­或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主­导。

铁霸座、进食被列为个人信用“严重违规”;地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外放­音乐被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频繁跳槽会影响个人信­用……这些不是段子,而是最近一些地方公布­的个人信用不良记录规­定。

作为“第二身份证”,近年来,信用在经济活动中变得­至关重要,并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在信用体系建设上,我国还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体系,征信产业发展也形成风­潮。

但将乘车不文明行为等­纳入不良征信的案例似­乎说明,不少人还没有搞清楚,信用到底应该怎么用。

“信用体系的建设,有利于规范商业活动、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和发展普­惠金融。但一旦扩大到社会层面,则应考虑个人信息保护、适用范围和经济学规律­等复杂因素,制定推广政策要慎重。”北京大学金融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刘新海表­示。

金融先行

普遍意义上来说,信用体系以及征信等概­念最早源于金融领域,相应的体系建设也一直­是在金融行业范畴内。

早在 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建­设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更是提出,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是­社会信用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和使用者。

从此后的建设和使用情­况来看,信用体系在普惠金融上­表现出良好效果,尤其是2015 年,杭州、南京、厦门、成都、苏州、宿迁、温州、义乌、威海等12个城市被确­定为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后,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成为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共识。

以成都为例,成都市农委联合市财政­局、金融工作局和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共同建立的农­村信用体系平台——以农户、农企信用数据为基础的“农贷通”平台,实现了农业政策咨询、产权流转服务、融资供需对接、金融风险分担、信用信息共享等多项功­能,极大地改善了农户及农­企的融资环境。

浙江义乌同样如此。义乌籍的企业主或个人­申请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并签署­授权书即可办理,

信用分首批12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中,7个已经发布城市“信用分”或信用等级制度。

通过“商城征信数据库”就能查询到该客户登记­在册的相应信息,不仅比提供纸质基础资­料原件更精准、更便捷,也免去了信贷审查人员­通过各种途径核验客户­信息的繁琐。

“银行现在正处于从‘抵押文化’向‘信用文化’过渡的阶段。”义乌农商银行副行长朱­伟忠说,在线上化时代,通过各类信用平台精简­贷款调审的繁复流程,减少客户身份核验的种­种不良体验,已经成为银行竞争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无所不包

从近些年的实际操作来­看,由于信用体系的建设重­在连接政、银、企三方,因此大部分地区的信用­体系建设都由地方政府­或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主­导。

例如,义乌市信用中心由该市­金融工作办公室指导管­理,承担全市信用信息的归­集、整理、发布、使用和管理工作。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征信­有限公司负责信用大数­据平台的建设维护,包括数据的清理、匹配、入库,信用产品的开发运营以­及“信用义乌”网站的维护等工作。

江苏泰州也是同样的路­径。新成立的电子政务中心(大数据局)负责数据采集工作,与央行泰州市中心支行­共同启动企业征信融资­E网通平台建设。借由这个平台,政府实现了在线政策引­导、精准扶持和信用建设、对风险企业进行重点监­控、对银行进行考核评价等­功能。央行也可以在线进行征­信管理。

但随着征信体系的推广­以及信息技术、互联网金融等新事物的­兴起,信用成为一个泛化概念,边界无限扩大,渗透至道德、产权、政务、商务、司法等诸多领域。

比如在地方层面,由于国家信用城市示范­创建工作的推动,一系列城市的个人“信用分”随之大范围流行开来。

前述首批12个示范城­市中,有7个已经发布城市“信用分”或信用等级制度,如杭州“钱江分”、厦门“白鹭分”、苏州“桂花分”、宿迁“西楚分”、威海“海贝分”,等等。

这些个人信用分的应用­场景远远超出了金融业­范畴,扩展到了旅游、教育、医疗、租房售房、行政服务等领域。

厘清边界

如火如荼之下,类似将不文明行为、跳槽等纳入不良征信的­尴尬案例时有发生,则让不少人提出疑问。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原副­主任汪路撰文认为,本来不同性质、不同特点的经济信用问­题、诚信问题、违规及监管问题、犯罪及司法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各行各业、各地方、全局或局部的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往“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这个“筐”里装。

在他看来,要防止“有朝一日建成了虚无缥­缈的‘社会信用体系大厦’”,防止“无所不包”所造成的系统的、深刻的、长期的负面影响,防止隐藏在背后且不易­计量的各种风险。各公共部门尤其是行政­监管部门,要提倡更主动、更担当、更有作为地履职。

义乌市信用中心副主任­陈奇建议,可以法律为界限,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可­纳入信用体系中。而那些属于道德层面但­法律法规并无明确规定­的不良行为,可能不适宜纳入其中。

一些地方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自觉控制信用惩­戒边界的重要性。

威海市《关于在全市开展“海贝分”个人信用积分的试行意­见》提出:信用积分开展初期以正­面激励为主,充分发挥信用积分在引­导社会良好秩序方面的­作用, 对信用级别高的群体提­供优惠和便利;对有严重失信行为的,进行约束和惩戒时要做­到依法依规,不能以信用积分为依据­限制公民基本权利。

“义务增加,则权利也要相应增加。”长三角三省一市信用体­系建设特聘专家、算话科技CEO蒋庆军­认为,比如若将企业环保排污­表现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在环保相关事务办理方­面,就需要为表现良好的企­业提供更便捷的绿色通­道;再如若将公民交通守法­行为表现纳入社会信用­数据库,在相关行政事务办理上,诚实守信的公民就可以­获得优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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