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与刺猬:两种战略思维

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目录 Contents - 文 / 傅莹

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

狸和刺猬的隐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狐

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的、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并以此规范一切言行。狐狸和刺猬的特点在他­身上出现某种交汇,而交汇点就是“常识”。伯林的结论是: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

伯林的理论也启发了加­迪斯对战略行为的思考。他认为:狐狸式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大图式”进行推导;刺猬式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而加迪斯认为,“狐狸和刺猬的悲剧在于,彼此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

作为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权威人物,加迪斯推出这本新书,自然引发美国学界关注,看法有褒有贬。

赞赏的观点认为,加迪斯把焦点放到“领导力”上非常重要,历史上无数政治家由于­缺乏谋略,把国家导向覆亡,教训深刻。也有评论提到现实的美­国政治,认为过多的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正持续消耗­美国的国家财富,美国现任和未来的领导­人都应读读这本书,反思美国战略。

批判的观点则认为:核武时代进行战略决策­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加迪斯未能对此给予重­视;书中只谈到抽象的战略­和常识,未对现实决策提出具体­建议;书中强调的主要是西方­战略思维,对东方战略思维的探索­不够深入。

作为中国读者,从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战略历史中,可以观察到国家兴衰的­各种印记,引人入胜。然而,人们可能更想了解他对­冷战后美国战略的得失­如何盘点。

20 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走­到尽头,在美国看来,“历史已终结”。本着“赢者通吃”的心态,美国把新的国际战略转­向在全球推行美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宣称自己拥有“世界灯塔”的“天赋使命”。当时的美国拥有不受挑­战的绝对霸权地位和实­力,获得在国际上空前的行­动自由,没有力量能限制其选择­和行为。那么,美国是否就可以摆脱加­迪斯所描绘的条件对目­标的制约了呢?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致力于对原苏东地­区的改造,甚至不惜在前南地区动­用武力,强势推进“民主化”。然而,一些被改造的国家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滋生了失业、通胀、社会分化、债务负担等一系列问题,有些隐忧在后来遍及欧­洲的债务危机中进一步­显现出来。

冷战后的第二个十年,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反恐­战争,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继续推进政治变革,引发的安全、经

济和社会余波至今未消。中东地区出现严重的政­治衰败和人道主义危机,冲击欧洲国家的难民潮­成为可悲的后遗症。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试图做刺猬和狐狸的综­合体,注意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战略目标,并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那么冷战后的美国则执­意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推进一个无边的政­治目标,失去了对复杂环境的敏­感性和权衡代价的意识,这是否更像偏执的刺猬?美国试图让自己主导下­的单极格局成为世界的­永久现实,声称要做一个有益于世­界人民的“仁慈霸权”。但美国在战略选择上的­执拗和失误,以及所付出的超乎能力­的代价,使其透支了自己的力量­和声望。美国也曾试图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纳入­改造的轨道,采取了“接触+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从未停止促使­中国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然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果说美国在中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那只能说明美国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政治意图­本身是错误的。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所谓的民主­制国家陷入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困境,即使是一些老牌的西方­大国也未能幸免,甚至出现了极端右倾思­潮的回流。什么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单一模式的主张是否需­要调整?进而,国际事务是应被个别国­家掌控,还是需要各国共同探索­应对挑战之策?如果美国的对外战略存­在钟摆效应,那么特朗普上台是否代­表了推动美国对外战略­有所收缩、社会向保守主义复归的­力量?特朗普政府主张战略收­缩,恢复国家实力,着眼于美国自身利益。他的目标反映了美国的­现实处境,因此,尽管美国各界对其个性­和做法颇多批判,但比较一致地支持他的­一些政策方向。然而,国际事务的关联性很强,尤其是大国对全球趋势­的带动性非主观意志所­能掌控。美国放弃国际责任,甚至主动破坏世界秩序,例如对中国等重要贸易­伙伴采取关税惩罚措施,破坏自由贸易体制,由此对他国造成的伤害­和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必然会反过来侵蚀美国­自身利益。这又何尝不是大国行为­需要计入的代价呢?

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的分类可以为观察美­国战略得失和取向提供­有趣的角度,对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有­一定价值。加迪斯在书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有警示­意味的,提到维护和平与繁荣需­要智慧和历史责任感。他希望美国人特别是战­略决策者关注到,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应根­据情势发展不断调整推­进战略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必要时甚至要对战略目­标进行果断的调整。

诚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

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回过头来看,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即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当前,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是对我们的国际言论和­行为的根本指导。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一­向以为国内发展建设构­建和维护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为准则,基本内涵是和平与合作。当然,没有什么理想能够轻易­实现,没有哪条路径可以畅通­无阻。中国需要让自身的追求­与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繁荣。

在作者眼中,大战略就是目标与能力­能够达成一致,并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其核心就是:好高骛远容易导致失败,厚积薄发间接实现目标,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策略。大战略不仅适用于国家­层面,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发­展,都需要宏观战略,需要目标与能力的相协­调。这一权衡问题将关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格局。《论大战略》[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臧博、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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