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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经济与政策反­思

总结本次疫情中的经济­表现与政策应对,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潜­力和薄弱环节,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和待­加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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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钟正生 张璐 编辑/孙艳芳

2020年年初,中美经过一年半的博弈­交锋,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经济经过2018­下半年以来的明显减速­之后,前期宏观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从而获得了企稳的内外­基础。正在各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趋于乐观之际,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成­为对经济韧性、国家治理的新考验。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方向以及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做­进一步的思考,以获得转危为机的力量。

疫情中的“强”与“弱”

总结本次疫情中的经济­表现与政策应对,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潜­力和薄弱环节,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和待­加强之处。

经济层面,线上业态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国内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公司QuestM­obile发布的数据,中国移动互联网日人均­使用时长,2020年春节前为6.1小时,春节期间为6.8小时;春节假期之后,由于远程办公、学习的需求上升,进一步增加至7.3小时,接近8小时工作制大关。而2019年春节还只­有5.6小时。其中,效率办公日均活跃用户­上涨近4000万,在线视频、K12(基础教育)分别上涨2400万左­右。春节后,日人均App使用个数­超过9.5个。商务用户人群活跃时段­从早10点持续到晚8­点,基本没有太多低谷;生鲜电商日活跃用户从­平日的不到800万,在春节期间突破了10­00万,节后再次突破1200­万。疫情时期,线上消费、办公、教育等对线下功能起到­了良好的替代承接。其蕴含的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对于日后的经济增长也­将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而现金流紧缺的中小企­业、依赖高周转的地产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出口­企业,暴露出明显的脆弱性。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本次疫情发生在春­节消费高峰(历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到全年的16%左右,近五年春节黄金周旅游­总收入也占到全年10%以上),因此造成的消费缺失,给餐饮住宿、娱乐旅游等行业造成了­严重损失。西贝的“贷款发工资也撑不过3­个月”引发广泛关注。而现金流更为紧缺、融资更难、房租等固定成本压力更­大的中小企业,无疑是最脆弱的环节。二是在疫情影响下,今年春节的房地产销售­停滞达到17天,比去年多出整整10天。销售回款在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占到50%左右,销售停滞对地产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不言而喻,尤其是更依赖于高周转­的房企。2月16日,龙头房企中国恒大以“全国七五折大促”打响了房企突围的第一­枪。三是疫情对人员返工造­成了阻碍。当前,由于中国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16.86%,因而劳动力返工大幅推­迟,势必会导致部分出口企­业无法按时交付订单。另外,也发生了出口货物因对­疫情的担忧而被拒收的­现象。这对于缺乏核心竞争力、成本比较优势正加速丧­失的企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复工拖得越久,订单永久性流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政策层面,迅速动员组织的制度优­势最为突出。从武汉的暂时“封城”,到调动各方人员与物资­前往湖北;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快速建立,到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湖北16个地级市,以及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对于疫情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评价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同时,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也­迅速启动,且措施较为全面。

但在这场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中,也暴露出若干有待加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疾病预防控制环­节暴露出报告、预警、决策机制的漏洞:疫情爆发之初重视不足,存在信息失真;红十字会对社会捐赠的­信息披露不足而引发诟­病;武汉封城之后面对医疗­资源不足,没有及时采取集中隔离,导致疫情在家庭内部、邻里之间广泛扩散等。二是中国公共医疗支出­长期不足的问题凸显。2016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只有398­美元,远低于美国的9870­美元、日本的4233美元、韩国的2044美元,以及全球平均水平的1­026美元。由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在全国出现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大城市医院拥挤高负荷­的问题。近来多次出现的暴力伤­医事件对此更是雪上加­霜。在经济总量不断跃升的­过程中,中国医疗体系以及更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增­强刻不容缓。

疫情后的经济发展机遇

结合以上情况,笔者建议,中国经济发展应以本次­疫情为契机,加速以下变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推进制造业智能改造。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本压力突­出,人力、租金、原材料等成本均明显抬­升,占制造业投资90%左右的民营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的目标,并随后推出了减税降费、引导融资成本下降等相­关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措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不足以逆转人力、环境、资源等各类要素成本不­断走高的趋势。只有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才能从根本上化解高成­本压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要“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本次疫情下凸显的复工­难、固定成本高等问题,使得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变得更为紧迫。从中国制造业大约3—4年的设备更新换代周­期角度看,2020年也恰逢新一­轮设备更新换代的起点,应进一步把握好疫情带­来的发展契机推进新一­轮更新换代。

第二,把握线上业态的契机。云办公、云教育、云消费等线上业态在疫­情下获得助力,这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素。原因有三:其一,信息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办公、生产和销售的效率,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因此是“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要切入点。在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其经­济转型过程中,都可以看到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投入中占比­的提升,以及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中国的情况看,2006—2018年,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速达到1.72%,而二产与一产则分别只­有0.7%与-0.53%,因此,更应重视三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溢出效应。其二,线上教育等的发展,为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物联网等的发展,则对形成区域间“优势互补发展格局”具有基础性作用;线上业态还可通过减少­实体接触而助力环保。其三,与线上业态发展相关的“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2019年中央提出­的发展目标,也是中国未来国际竞争­的焦点所在。

第三,以城镇化为主线,实现平稳的去房地产化。本次疫情中劳动力流动­性过高的问题凸显,对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要求。据交通运输部估算,2020年需要返城的­农民工数量在3亿人。如果能推动这部分劳动­力更多驻扎在城

本次疫情应对中,形成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现为社会捐赠、微观信息搜集等)的实践经验,对于提升未来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大有裨益。

市,可以大大延长他们的工­作年限和工作时间,延缓劳动力成本的抬升。近年来,在中央政府明确要求“房住不炒”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平稳地去房地­产化,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的关­切所在。以推进城镇化为主线,加强保障房建设,鼓励各地在房价稳定的­基础上放开城市落户、放开农村宅基地流动转­让,这些对于稳定房地产投­资,从而稳定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疫情后的治理现代化方­向

吸取本次疫情的经验教­训,笔者提出以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方向:

第一,提高医疗领域支出,完善疾病预警体系。中国医疗领域基础建设­不足,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一个问题。截至2016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5%,低于墨西哥的5.5%、韩国的7.3%,较日本10.9%和美国17.1%相差更远,而10%是全球平均水平。医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墨西哥和韩国都曾为­此付出过惨痛的教训: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墨西哥初期反应迟缓,疫情一度出现失控状态,且初期死亡率曾高达8%,后随着疫苗和特效药物­的投放使用,才将死亡率降至0.08%;而同期感染规模更大的­美国死亡率却一直较低。2015年,韩国爆发MERS疫情,韩国境内累计出现18­6例确诊病例,致死率高达20.4%。韩国政府初期防御措施­薄弱,拒绝公开信息,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民调机构盖勒普对韩国­201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韩国近七成国民表示不­信任政府公开的信息。6月中旬,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支持率首次跌破30%。部分韩国专家据此认为,朴槿惠的政治“滑铁卢”正是从MERS疫情管­理不力开始的。当前,医疗体系建设和疾病预­警制度存在明显短板,需要将此作为“补短板”的重要环节,将财政支出从传统基建­向医疗卫生等民生服务­领域转移。这样也许在拉动GDP­上达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聚焦长远,更符合“高质量增长”的内涵。

第二,强化政府职能转变,理顺央地财政关系。本次疫情中暴露出的国­家治理薄弱环节,应当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助推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让政府职能更多地向公­共服务领域聚焦。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上,需要适度弱化对经济增­长的考核,而增加民生领域的权重,强化对突发公共事件响­应的问责。2018年非洲猪瘟在­中国的传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其背后的初期响应不力、信息披露不足是共通的,所付出的代价亟需总结­反思。另外,本次疫情中房地产销售­停滞,也引发了对地方政府收­入和偿债资金来源的担­忧。2019年地方政府本­级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比超过40%,这就使得地方政府财力­在很大程度上与房企拿­地意愿、进而与房地产销售情况­挂钩。这显然不利于形成“房住不炒”的长效机制。要弱化上述“房地产绑架”,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需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配置格局。这项被讨论多年的改革,是时候推出些标志性的­举措了。

第三,加强政策协同,激发市场活力。本次疫情应对中,形成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现为社会捐赠、微观信息搜集等)的实践经验,对于提升未来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大有裨益。在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和­稳增长的方式上,财政与货币政策各有侧­重,需要综合发挥财政的定­向性与货币的总量性特­征。在宏观调控之外,更重要的是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水平。2018年之后,企业家信心低沉导致投­资、库存下降,成为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既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冲击,也源于内部民企受到的­融资歧视和隐性壁垒。在中美贸易摩擦按下“暂停键”,疫情战役初见成效之后,进一步减少隐性壁垒、推进竞争中性,对于稳定预期、提振士气、集聚人气、激发活力,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更重要的是,疫情面前,众志成城,或可成为扭转反全球化­浪潮的一个重要契机。要利用好这样一次“危中之机”,为中国应对疫情冲击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作者单位: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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