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再考察
黄 晶，魏熙晔３１００２３） （浙江工业大学 经贸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摘 要］通过估计非线性产出动态方程，研究发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渐进式改革以及早期经济积贫积弱条件下资本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对经济起飞起到了较强的助推作用。然而，近二十年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导致规模报酬递减效应开始显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如果出现持续下滑，未来仍然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知识的外溢效应、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匹配度是经济趋向于高收入均衡的关键。此外，继续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将更有利于平滑增长路径，降低向高收入均衡收敛的门槛。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规模报酬递增；渐进式改革；外部性ＤＯＩ １０１３９３９／ｊｃｎｋｉｚｇｓｃ２０１７２９０２２ ［］
１ 引言
Ｇｉｌｌ Ｋｈａｒａｓ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首次由 和 在其撰写的世界银行报告 《东亚的复兴：经济增长的逻辑》中提出。关于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存在两类观点：一些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陷阱”并不仅仅出现在经济增长的中等收入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减缓、停滞或倒退，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提法本身并不十分科学；另一些研究则指出， “中等收入陷阱”是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应有之义。中国还存在着一些影响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因素。尽管学术界对上述问题的表象及成因已有讨论，但是定量测算 “中等收入陷阱”的水平值，科学评价 “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研究凤毛麟角。
根据文献中常用的表述，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可以分为“理论性”和 “经验性”两类。理论定义通常从增长收敛的角度出发，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很难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赶超发达国家。理论定义侧重解释成因，数理模型设定比较抽象，重推导且结论依赖于假设前提，无法确切地判断一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而在实证研究中多使用经验性定义。经验性定义要求给出更精确的概念，即要求研究者明确回答 “什么是中等收入？什么是陷阱？”目前，此类研究对 “陷阱”
Ａｚａｒｉａｄｉｚ Ｓｔａｃｈｕｒｓｋｉ的描述基本一致。代表性的如 和 提出“陷阱”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机制、很难从中跳出、具有持续的特点。本质上，“陷阱”对应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
然而，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采用绝对值定义和相对值定义下，一些国家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争议。绝对值定义一般以经济增长增速下滑作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相对值定义则以中等收入国家能否赶超发达国家作为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相对值定义中的中等收入国家一般指相对于美国或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而言的。例如，从相
２０对值定义的角度看，在整个世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些地区加总的人均收入以及各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水平而言都没有增长。但是
２０如果使用绝对值定义，当今的一些高收入国家在 世纪也
Ｇｌａｗｅ Ｗａｇｎｅｒ几乎都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为此， 和 ２０１６） （ 最新的一篇综述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仍是缺乏一个被学界广为接受的、合适明确的定义。
本文以世代交叠随机增长模型为基础，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外部性问题嵌入产出动态方程中。通过估计非线性的产出动态方程，分析经济存在多重均衡情况下的收敛问题，估算中等收入陷阱的水平值。论文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对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进行了定量测算；二是通过模拟参数变化对稳态值的影响，讨论了帮助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２ 理论模型
在新古典的规模报酬递减假设下，经济的长期均衡是唯一的。然而如果生产函数存在规模报酬递增 （或 “非凸”）的部分，便会出现 “贫困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高收入均衡”此类多重均衡现象。初始收入水平低于“中等收入陷阱”右侧临界值的国家将落入陷阱，高于右侧临界值的国家最终将达到高收入均衡。研究者们提出导致产出动态方程非凸的原因有 “干中学”、专业化、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投资被认为与中等收入陷Ａｚａｒｉａｄｉｓ Ｓｔａｃｈｕｒｓｋｉ（２００４）阱的关系最为密切。借鉴 和 的世代交叠随机增长模型。将产出动态方程表示为非线性形式： ｙｔ＋ １ ＝ ｅｘｐ ｈψ ｙ； λ，γ １） [ ( ) ] （ Ａ０ ＞ ０， Ａ(其中， 并且函数 ·) 是严格正、非递减、有ｈ（∈ Ｒ）界的； 用于刻画产出动态方程的非凸部分，表示Ψ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外部性的大小和方向； 设定 为 转移函数Ψ( ｙ； λ，γ)≡ １＋( ｙ／ γ)－ １λ) １， λ － ( 参数 表示转移的平滑度， γ（＞ 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ｙ参数 影响 转移函数的临界点位置。映射Ψ( ｙ； λ，γ) ｌｉｍ Ψ( ｙ； λ，γ)＝ ０是非递减的，并且满足 和ｙ→ ０＋ ! ｌｉｍ Ψ( ｙ； λ，γ)＝ １。ｙ→ !
３ 参数估计
３１ 估计方法
１）对产出动态方程 （ 取对数得到ｌｎｙｔ＋ ＝ ｌｎａ０ ＋ｈψ( ｙｔ； λ，γ)＋αｌｎｙｔ＋σｌｎεｔ ２） １ （
≡ ｌｎｙ， ａ≡ ｌｎａ０， ２）记 式 （ 表示为： ＝ａ＋ｈψ ｅｘｐ（ λ，γ ＋ α ｔ＋ σｌｎεｔ ３） １ ( ) ｔ＋ ｔ）； （ λγ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关于参数 和 是非线性的，并且 转Ψ移函数 非凸。该设定的优势在于：无须先验地假定产出动态方程存在非凸部分，而是在使用数据进行估计后再判断是否存在外部性及外部性的大小和方向。采用极大似然估计３）方法最小化回归方程 （ 的残差平方和，得到参数的极大Ｒ ｒｇｅｎｏｕｄ似然估计量。使用 程序包 完成估计。Ｇｄｐ（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２０１０ｕｓ＄）数据人均 取自世界银行世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２０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观测年份为 年，即假定ＯＬＧ年作为 模型的一代。根据世界银行的阿特拉斯计算方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ｔｌａｓｍｅｔｈｏｄ），２０１５法（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等于１０２５或低于 美元的经济体被定义为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国１０２６ １２４７５民收入在 美元至 美元之间的定义为中等收入经１２４７６济体，人均国民收入在 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经济体。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具体化生产函数为 形式。在完全竞争经济中α α表示资本的收入份额，因此在估计前可以预判 的取值。 产出动态方程的稳态显示， “中等收入陷阱”的水平值ＧＤＰ２１００６５ ＧＤＰ ７６５） １９９５为人均 美元 （对数人均 为 。ＧＤＰ １２２１３８ ＧＤＰ ７１，年中国人均 为 美元，对数人均 为１３ ，２００７低于中等收入均衡水平。之后经历 年的快速增长ＧＤＰ ３４５９３６ ＧＤＰ ８１５），年人均 达到 美元 （对数人均 为２０１５ ＧＤＰ已经越过中等收入均衡。 年中国的人均 为６４１６１８ ＧＤＰ ８７７，美元，对数人均 为 介于高收入均衡 据前人研究结果，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资本收入份额存在下降的趋势。为此，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０５ ０４ ０３的资本收入份额分别选择 、 和 。３２ 估计结果∧ ａ参数估计值见下表，参数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不断提高，反映出经济初始发展水平的差异。根据估计结果分别绘制高、中、低收入国家的产出动态方程 （见下图）。三类国４５°家的产出动态方程与 线都存在交点，并且交点都是稳定的均衡点。初始收入水平在均衡点附近的国家经历一定时间后会收敛到最近的均衡收入水平。表明在三类收入阶段，确实都存在增长陷阱问题。从下图不难看出，当三类经济体的４５°初始收入水平等比例提高时，产出动态方程与 线仍会有三个交点，换言之，即使全球整体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只要相对人均收入水平不发生变化，仍然会存在所谓 “贫困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和 “高收入均衡”。用相对概念度量中等收入陷阱更具现实意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 ９１２） ７６５） （ 和中等收入均衡 （ 之间，并且更接近高收入均衡。表明中国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近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始终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速水平，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
如前所述，产出动态方程的非凸性可能来源于 “干中学”带来的资本规模报酬递增，也可能来源于知识和技术的正外部性。一般认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增长阶段；资本回报率决定资本的供需情况和资本配置情况，决定一国投资率的合理区间。根据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资本回报率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种规模报酬递减现象在模型中表现为负外部性。ＧＤＰ从全社会固定投资与 的比率来看，国内投资率从１９９０ ２４２％ ２０１５ ８１５％ ２０００年的 快速上升到 年的 。 年以后７％ ２００８投资率更是以年均 的增长速度攀升。 年金融危机之２１％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后，投资率增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高 。２０１１） １１０等（ 对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中等收入阶２９％段的经济体，经济增长下降大多发生在投资率超过 的２０１０国家，该结论对于中国同样适用。 年以来国内也出现ＧＤＰ了明显 增速下滑问题。与投资率持续走高形成鲜明对比，国内资本回报率经历１９９４ ２００９了两次较大幅度的下调，第一次在 年，第二次在年。虽然投资规模在持续增加，但资本回报率增速回落已成２０１４事实。 年年底国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 ８６％， ５％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 主营利润占比仅 。需求收缩叠加成本上升，甚至出现“卖北京两套房就把一家上市公司给救了”这类看似荒唐、实则反映企业盈利困难的现状。如果说早期的资本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创造了增长奇迹并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当前存在的资本回报率下降必然掣肘经济增长率提高。
∧ ｈ回归结果还显示，高收入国家的知识或技术外部性 为
∧ ｈ正，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知识或技术外部性 为负，并且低收入国家的知识或技术负外部性程度高于中等收入国家。这表明高收入国家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程度较好，能够产生足够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抵消投资率过高导致的资本规模报酬递减。尽管中、低收入国家自身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程度较低，容易由于发展后期的资本规模报酬递减效应而陷入增长停滞。但是通过先进技术和知识引进，中、低收入国家可以享受高收入国家的正向溢出，提高自身的增长潜力。
ｈ其他参数给定时，如果经济中的正外部性 足够大，便
４５°会出现产出动态方程与 线没有交点的情况，此时不存在
α “中等收入陷阱”；资本产出份额 越高时，也越可能出现
λ只存在唯一高收入均衡的情况。参数 越大，向更高收入均
γ衡收敛的起飞临界值越低；当参数 越小，即资本规模报酬递增出现的时间越早，向更高收入均衡收敛的起飞临界值越低。这表明，使经济走向高收入均衡的关键除了加大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引进以外，还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使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好地匹配，提高资本贡献度，提前资本规模报酬递增出现的时间。此外，渐进式转型有利于平滑增长路径，降低向高收入均衡收敛的临界值，有助于起点较低的经济体达到更高的潜在收入水平。
４ 主要结论
通过估计参数化的非线性产出动态方程，确定中等收入陷阱的水平值，发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投资及国内经济从较低的初始水平出发时资本规模报酬递减效应尚未显现。然而随着投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规模报酬递减效应将难以支撑超常规增速。如果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现持续下滑，中国未来仍然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发达国家遭遇的 “高收入停滞”，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如何提高
２０１５ １１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问题。中国政府 年 月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针对传统需求侧政策重当期经济增速轻潜在经济增速的弊端。其中，提高资本回报率和提升人力资本是供给侧改革的两个重要方向。本文研究也证实，使经济趋向于高收入均衡的关键除了引进国外先进知识和技术，还需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升资本的贡献度、提前资本规模报酬递增出现的时间。
诚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改革和发展（增长）同步进行，互相促进的，这与中国经济改革采取渐进方式有密切关系。渐进式改革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有利于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帮助经济走向更高的潜在水平。历来强调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对于中国较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有观点认为渐进式改革遗留的问题太多，应当实行激进的根本性改革。然而从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不宜采取激进方式，应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防矫枉过正。
参考文献： １ Ｊ． ，２０１２ ［ ］厉以宁 论“中等收入陷阱” ［ ］经济学动态１２）：４－６ （ ２ Ｎ． ［ ］徐康宁 “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 ［ ］ ２０１２－０３－３０浙江日报， ３ ［ ］孔泾源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Ｊ． ２０１１（１０）：５－１３对策 ［］ 改革， ４ ［］梅伟霞 我国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分析及战略应Ｊ． ２０１１（１０）： ５８－６０对 ［］ 求索，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增长转型如何帮助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项目编号： １５ＹＪＣ７９００３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房地产冲击、１７ＮＤＪＣ２２６ＹＢ）系统性风险与经济波动” （项目编号： 。１９８１—）， ［作者简介］黄晶 （ 女，河南洛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