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大漠的敦煌文化守护人—记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记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China Pictorial (Chinese) - - 目录 - 本刊综合报道

一代代“莫高窟守护人”在大漠深处默默耕耘奉­献,让敦煌文物研究、文物保护、文化旅游令世界瞩目,使敦煌研究院发展成为­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成为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2020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甘­肃省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大漠敦煌,这座屹立在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

76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莫高窟守护人”,秉持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让敦煌文化走向了世界。

初心不悔为敦煌

他裹着羊皮大衣,头戴毡帽,呼吸的热气迅速结成冰­花,蜷缩着像是“没有生命的货物”。西去敦煌时,常书鸿还不到40岁。

此前,他是留法9年的艺术家、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西装笔挺,风度翩翩。1935年的一天,就读于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常书鸿来到塞­纳河畔,在一个旧书摊上,他无意中看到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敦煌图录》,仙袂飘飘的壁画、庄重慈祥的塑像一下打­动了常书鸿,让醉心油画的他为中国­艺术倾倒,家国破碎、战火纷飞的现实更让他­心系敦煌。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大漠中创立。敦煌莫高窟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然而常书鸿跋涉千里而­来,见到的景象却满目疮痍:洞窟被黄沙掩埋、壁画被人大量揭去,藏经洞的经书不再,塑像只留下断臂残躯,在风中痛苦地低吟……

心急如焚的常书鸿四处­奔走,发出号召。很快,一批有志青年怀揣着热­血,追随而来。种树、清沙、给洞窟编号、临摹壁画、修复文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光里,一切工作都是靠白手起­家。破庙当办公室,马厩做宿舍,水里的泥浆澄清了就拿­来喝。最可怕的是孤独。带病的同事含泪对常书­鸿说:“我死了以后,可别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把我埋在泥土里呀!”

那时生活在莫高窟,物质是极度匮乏的。初创者接连离开,妻子也弃他而去,常书鸿却初心不悔。“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不能走!”

于是,段文杰、孙儒僩、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在常书鸿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大学生告别优渥­的生活,奔赴大漠。旧照片见证别样青春:穿旗袍的女孩和穿白衬­衫的男孩,乘坐的却是一辆破旧的­木轮老牛车。

他们几乎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修建了千余米长的围墙。临摹缺纸就用窗纸自己­裱褙,毛笔秃了拿小刀削尖再­用,连颜料也是自制的。

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部长娄婕说,翻阅上个世纪第一代莫­高人留下的资料照片,总是能够看到常书鸿、段文杰等人脸上的笑容:“我感受最深的,首先是乐观。我觉得这个团队是一直­充满激情,在乐观中度过这75年­的。”

埋头苦干,让成果说话

起初是白手起家斗流沙。到了20世纪80年代,莫高窟人面临的课题则­更严峻。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他们怎能甘心?

国家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段

文杰重任在肩。没有高谈阔论,他只说守着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作为。“要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最后让成果说话。”

一个初冬的早晨,敦煌研究院首任接待部­主任马竞驰去段文杰的­房间,看到他一口气吃了6个­大大的香水梨,很是不解。段文杰解释说:“梨解渴顶饿,不用下来上厕所,在洞子里能一直待到太­阳偏西。”为了临摹一幅《都督夫人礼佛图》,他翻阅了100多种资­料,摘录了2000多张卡­片。

《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期刊……20世纪80年代,满怀爱国心的一代莫高­窟学人奋力拼搏,用丰硕的学术成果扭转­了“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

段文杰力倡接轨国际。去年辞世的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李最雄曾回忆:“段老深知文物保护工作­的艰巨。要做好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必须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捷径。年轻人被送出国深造,光是去东京艺术大学的­就达70多人次。”

1998年,年近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第三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自1963年到敦煌工­作,半个多世纪,天天围着莫高窟转,我丝毫不觉得枯燥,因为它值得我去这么做。”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它不仅珍贵稀有,更重要的是它易损、脆弱、不可复制。在一次莫高百年照片对­比中,研究人员发现,由于天气等因素,莫高窟正在急剧地衰老,让莫高窟永葆青春成为­了莫高人日思夜梦的头­等大事。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说: “1908年伯希和到敦­煌时拍的照片,跟我们现在摄影师拍的­照片,仅仅一百年,好多内容没了、脱落了、褪色了。尽管我们现在是高清图­片,当年伯希和的是黑白照­片,但人家黑白照片非常清­楚。”

樊锦诗说:“保护是我们的责任,利用、开放也是我们的

责任,人进去太多,我们把洞里的环境叫微­环境,这个会不会影响壁画呢?如果人太多,一定会影响壁画寿命,观众也不舒服。最后我们把临界值都找­出来,相对湿度是多少,二氧化碳是多少,一个洞进去多少人,现在我们设了传感器,根据监控数据,一天要有限制,承载量是3000人。”

“哪能一味想着门票和钞­票?”樊锦诗说:“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于是便开始推动制定《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在她的持续呼吁下,甘肃制定专项法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莫高窟从此有了“护身符”。

古老的敦煌,创新的敦煌

莫高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既不能因为保护,将民众拒之门外;也不能为了展示,而加速莫高窟的灭亡。如何把握这两者间的平­衡?2006年,数字中心成立。2014年,数字敦煌展示中心应运­而生。

所谓的数字化敦煌,就是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汇集成电子档案,搭建出多元化、智能化的石窟文物数字­资源库。目前莫高窟已有92个­A级洞窟完成高分辨率­数字采集与存储,其中的26个洞窟已完­成整个洞窟的图像拼接,数字中心仍以每年20­个洞窟的进度进行拍摄。

数字展示中心以高清影­像将莫高窟最具特色的­洞窟全部展示出来,而且局部细节进行放大,同时讲解更为细致。游客到敦煌,先看展示、再入洞窟,不仅缩短了游客进洞窟­的时间,而且让观众的感受更好,对洞窟也实现了较好的­保护,这是一个保护和利用双­赢的办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古丝路重镇敦煌再度吸­引世界的目光。“古丝绸之路孕育了敦煌。我们在历史中寻找未来,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故宫博物院院长、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说。

去伊朗、去阿富汗、去吉尔吉斯斯坦……敦煌研究院的学者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研究人员扎­根敦煌,循着古老壁画探寻文明­交流的印记。

2019年11月,中国首个有关文物保护­的多场耦合实验室在敦­煌研究院竣工,长时间降雨、降雪、刮风等自然条件得以在­实验室模拟。“文物保护进入深水区,要攻关的都是难解决的­问题,研究要向纵深方向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郭青林说。

古老的敦煌也在变得年­轻可爱。新一代莫高窟人携手科­技企业,让敦煌文化以流行音乐、游戏、漫画等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

干了20多年讲解工作,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党支部书记宋淑霞“转换赛道”设计起研学课程。“孩子们穿上仿唐代半臂­襦裙,走进壁画修复现场,深度感知莫高窟。希望敦煌的种子能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回顾研究院70余载历­程,发展的根本在一个“人”字。从1944到2020,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1463人,前辈奠基、大家关注、一代代人甘坐冷板凳,敦煌文化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才得以步步向­前。愿更多高端人才走进莫­高窟,在千年敦煌找寻新天地。

摄影 孙志江/人民画报

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市的莫高窟,地处古丝绸之路的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最初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至元代(1271-1368年)基本结束。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展示了精妙绝伦的佛教­艺术。莫高窟在中国与中亚、印度之间艺术交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摄影 孙儒涧

1956年7月,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左二)与同事们进行研究工作。

摄影 张伟文

2004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左三)在莫高窟第275窟指­导青年研究人员洞窟考­古调查工作。

本刊资料

1952年,段文杰在莫高窟第28­5窟临摹壁画。

敦煌研究院 供图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莫高窟57窟考察。

敦煌研究院 供图

1999年7月,王旭东(右三)与中外专家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保护现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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