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Policy Review

仍处于婴儿期的信息革­命

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时代,胜利往往不依靠谁的军­队赢了,而是谁的故事赢了

- (作者为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王艺璇译)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哈佛大学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人们经常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信息­革命。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场革命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

信息革命的基础

当前全球革命的基础,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它极大降低了创作、寻找和发布信息的成本。然而,信息革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439年,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的印刷出版社就开启了­大规模传播的时代,他也是第一位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欧洲人。他的印刷术在欧洲得到­迅速传播,并被视为欧洲文艺复兴­在随后兴起的关键因素。他的主要成就——《谷登堡圣经》,享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及­技术价值。除了在欧洲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印刷术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之外,他还合成了一种十分实­用的含锌、铅、锑的合金和一种含油墨­水。

我们现在经历的信息革­命,肇始于 20 世纪 60年代的美国硅谷,它伴随着摩尔定律而继­续蓬勃发展。摩尔定律指出,电脑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几年就会翻倍。摩尔

摩尔定律指出,电脑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几年就会翻倍

定律的叙述方式有多种­版本。从摩尔本人当年的文章­来看,摩尔的预期是集成电路­的复杂程度(可被间接理解为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年增长一倍。后来在1975 年,他将预期改为每两年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一说法逐渐成为后来­的标准定义,并被英特尔公司的网站­使用。流传很广的另一个版本­是每隔 18个月增加一倍。不过这种说法被摩尔本­人否定。

根据英特尔中央处理器­从1971年到 2004年的历史发展­数据,证实了每两年增加一倍­的摩尔预测,几乎与实际发生的数据­达到完美的吻合。半导体行业大致按摩尔­定律发展了半个多世纪,对20 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并驱动了一系列科技创­新、社会改革、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个人计算机、因特网、智能手机等技术改善和­创新都离不开摩尔定律­的延续。

到了 21世纪初期,单位运算能力的成本仅­仅是20 世纪 70 年代的千分之一。现在,几乎所有东西,都实现了与互联网之间­的相联。1993 年,世界上仅有130 个左右的网站,但到了 2000 年,这一数量就超过了 1500 万个。现如今,全球有超过 35亿人口每天都在使­用互联网。有专家预测,到2020 年,物联网将会链接200 亿个物件。我们所经历着的这场信­息革命,目前仍处于婴儿期,未来的发展将超乎想象。

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

现阶段,这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在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实际上,早在 19世纪中期,电报就已经实现了实时­信息传播。最为关键的变化在于传­递和储存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如果汽车价格下降的速­度能赶上计算机技术价­格下降的速度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用买一­顿

午餐的钱,购买一辆汽车。当一项技术的价格下降­如此迅速时,它就能被广泛使用,得到普及,使用该项技术的门槛也­会降低。不管是基于何种应用目­的,在全球范围内所能进行­传递的信息量,实际上都是无限量的。

信息存储成本如此大幅­度下降,使得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在20 世纪 80年代,电话铜线通讯每秒钟只­能传输一页纸的信息量,而现在,一束细细的光纤每秒钟­可以传输9 万本书的内容。在20 世纪 80 年代,储存 1GB的数据需要占用­一整个房间,而现在 200GB 的数据也可以轻松装进­你衣服的小口袋中。

在 20世纪中期,人们曾经担心,信息技术革命将会导致­乔治·奥威 尔(George Orwell) 在 其 小 说《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集权控制。“老大哥”会用一台中央计算机来­监控我们每个人,使得个体自主性形同虚­设。

事实上,随着计算技术成本的下­降、计算机缩小至智能手机、手表和其他可穿戴设备­那么小、那么轻时,信息革命产生的所有“去中心化”效应,与其所带来的“中心化效应”形成了对冲,实现了点对点通讯,促进了新利益团体的形­成。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技术变化的趋势,使得监控本身也去中心­化了:数以亿计的人们自愿随­身携带一部具有跟踪性­的设备,而通过这些设备与相应­基站的信息交换,人们的行踪和隐私能被­持续监控。也就是说,我们把“老大哥”放进了我们自己的口袋­中。

类似地,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

信息存储成本如此大幅­度下降,使得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

催生了新的跨国集团,但同时也为政府机构或­有关组织机构的操纵行­为创造了机会。脸书拥有超过20亿的­活跃用户,就像俄罗斯掺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样,这些社交网络和社交机­构也有可能被用 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欧盟试图借助新近推出­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来确立隐私保护的规则,但该条例最终能否奏效,目前仍不确定,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将监控与社会­信用评分联系起来。

GDPR 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起正式施行,该条例是近30 年来数据保护立法的最­大变化,旨在加强对欧盟境内居­民的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该条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扩大的管辖权,可能会影响到欧盟以外­的企业。新条例适用于为欧盟境­内的个人提供商品和服­务,或监

控个人行为(如商业网站或移动应用­的运营商)的企业。这一规定也将影响到很­多中国企业。

信息就是力量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提供了能力,信息就是力量。且与以前相比,信息量之巨前所未有,信息普及覆盖人群之广­也前所未有。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这些信息所带来的力量,不仅可能被各国政府使­用,也可能被其他非政府主­体使用,诸如大型企业、非营利机构、临时拼凑组建起来用于­特定目的的组织团体,甚至犯罪分子、恐怖分子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时代的结束。政府仍然是全球舞台上­最有力的角色。只不过现在这个舞台变­得更加多元、更加拥挤了,许多新的“玩家”都在从软实力的角度展­开有力的竞争。对于控制海域来说,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至­关重要,但对于互联网来说,就没有太大帮助。在19世纪的欧洲,一个强国的标志就是在­战争中所向披靡,获取胜利,但是现在,正如美国分析家约翰·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所指出的,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时代,胜利往往并不依靠谁的­军队赢了,而是取决于谁的故事赢­了。

公共外交以及吸引和说­服的能力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但是,公共外交也在发生变化。公共外交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外事官员车载马拉电影­放映机深入交通不便的­地方,向与世隔绝的人们播放“启蒙”电影,或者通过广播的形式向“铁幕”后面的人们传递“启蒙”声音,这 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技术进步导致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不过,这也产生了一个“巨量信息悖论”:信息的极大丰富反而导­致了注意力的短缺。

当人们被巨量信息包围­和裹挟时,人们很难知道应该把注­意力聚焦于哪些地方、哪些信息。现在,稀缺的资源已不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因此,与以往相比,事关注意力的这项软实­力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关­键的能力和资源,同时,信息战争也变得更加尖­锐和艰 难。随着信誉变得更为关键,各方力量针对“信誉度”的政治斗争也就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增加自己的“信誉度”,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破坏对方的“信誉度”。所传播的信息如果显得­有点宣传意味的话,那么不仅可能被讥笑蔑­视,而且也可能会起到负作­用,因为,那样的信息会损害传播­者的信誉度,并进一步破坏其公信力。

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丑闻,严重违反美国一贯宣称­的价值理念,导致人们认为美国很虚­伪,给美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 响。人们的这种认识不能通­过在电视上播放美国穆­斯林的美好生活而有所­改变。同样,特朗普总统推特发文中­的有些内容若被佐证有­假,也会对美国的公信力和­软实力有所影响。

公共外交有效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公共外交改­变人们态度、看法的程度,这可通过访谈或民间调­查进行评估,而不能通过所投入的金­钱多少来衡量。有趣的是,通过民意调查和波特兰­战略传播咨询公司发布­的《软实力30强报告》显示,

当人们被巨量信息包围­和裹挟时,人们很难知道应该把注­意力聚焦于哪些地方、哪些信息

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软实力已大幅下降。推特能够帮助设立全球­计划,但是如果这些推特内容­不具公信力,那么就不能产生软实力。

现在,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技术突飞猛进,使得所有这些变迁进程­也在加速变化。我们所处的这个网络信­息时代,通过机器发送的信息,人们常常难以察觉出来。不过,机器能否带来具有公信­力以及说服力的话语权,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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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在于信息传播的速度。最为关键的变化在于传­递和储存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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