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并不“智能”
—专访全球人工智能及认知科学专家皮埃罗·斯加鲁菲
—专访全球人工智能及认知科学专家皮埃罗·斯加鲁菲 王艺璇 中国经济报告 人才是人工智能的主角，人工做出来的东西不能替代人的创造力
人工智能仍处于“石器时代”，我们应该更担心生物技术的发展，而不是人工智能
尼采说，人只是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座桥梁。确实，没有证据表明，人就是进化的终极形态。在人工智能显示出足够的“智能”之前，没人会关心“超人”是谁，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会不会取代人类？而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这种担心似乎已经不再是杞人忧天式的无端思虑。
1983年，美国数学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提出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的概念。他将技术奇点定义为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力极限的时间点，在那一时刻以后，世界的发展将会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机器越来越聪明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有一天，它们真的会超越人类吗？很多人，包括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詹姆斯 • 巴拉特（James Barrat）等在内的科学家、企业家、作家，都把人工智能的发展视为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一大威胁。
其中，巴拉特就通用智能（AGI）的实现时间曾做过一次调查，有42%的人认为会是 2030 年，25% 的人认为会是2050年，20%的人认为会是 2100 年，只有2%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法实现。在巴拉特看来，现在人类就像一群摆弄着一颗危险炸弹的无知孩童。即便是出于好意而创造的人工智能，仍有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可能倾向。
针对目前世界各地火爆的对技术奇点的担忧，全球人工智能及认知科学专家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的采访时进行了有力反驳。他认为， 人工智能仍处于“石器时代”。相比之下，人们更应该担心生物技术，而不是人工智能。
依据历史作判断 中国经济报告：世界上有很多
人都在担心人工智能的过度发展、技术奇点的到来，比如霍金、马斯克等，你为什么觉得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
皮埃罗·斯加鲁菲：首先，我
想知道他们所说的“人工智能”是什么，定义的边界在哪里？这个词在今天如此受欢迎，与其边界定义模糊，带给人诸多想象有关。如果他们只是在谈论一般的技术，那么这类人应该还有很多。
我所知道的人工智能是计算数学（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的一个分支。数学才是它真正的本源所在。而且这一点也不难。与我的大学论文所研究的理论物理方程相比，计算数学并没有那么复杂。
这种对人工智能的担忧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20 世纪 60 年代。从那时起，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就已经在警告人类——技术有危险。无论是核能还是计算机，我们调动和使用技术的方式都存在危险。为什么我们应该更加担心人工智能，而不是核武器或是控制全球金融市场的那些极其传统、甚至有些愚蠢的计算机网络？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研究领域，是计算数学的一个分支，然而不幸的是，它的发展仍处于“石器时代”，人类要见证机器超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还很遥远。
我认识的人工智能从业者每天都在调整公式和软件代码。这与好莱坞电影里展示的情况有天壤之别。我认为埃隆·马斯克等人所作的判断都是基于好莱坞电影里的那种人工智能，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一种我认为它并不存在，或者说不会很快出现的人工智能。我认为，埃隆·马斯克应该更担心生物技术而不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才是现阶段影响人类最大的学科，过去两年风行的 CRISPR 和TALEN都为基因编辑提供了便利的 条件，它们可以编辑基因，甚至“设计”婴儿。人工智能技术无法与基因编辑相比，整体上也没有达到生物技术的进步程度。如果你不得不害怕技术，那你应该害怕生物技术。我是历史主义者，不是未来主义者。所以，我喜欢依据事实作出判断，而不是幻想。
中国经济报告：你何以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仍处于“石器时代”？
皮埃罗·斯加鲁菲：对比同时间段的遗传学、电力、医药、通讯等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其实很慢。这主要是因为三个因素：第一，我们需要训练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所以我们需要有非常大的数据集；第二，我们需要运行多层神经网络，所以我们需要拥有运行快速且价格合理的处理器；第三，一家大公司（世界上估值数一数二的公司）需要为人工智能做很多公关。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现在科学技术正在加速发展，所有这些对人工智能来说都很棒。我非常高兴有很多优秀的学生选择进入这个领域学习，这与10年前有很大不同。这是一门可以在很多领域提供解决方 案的学科，可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人工智能还不够智能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很慢。那么，客观来讲，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皮埃罗·斯加鲁菲：人工智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常识，因此不能被信任。人们已经花了几十年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的方法用错了。现在所有的重点都在深度学习，但深度学习不能获取常识。深度学习只是收集许许多多的数据，基本上做的是统计工作。
比如，你给人工智能展示一朵花，它能识别，并知道这代表美好。但如果一朵花出现在一个马戏团成员的脑袋上，这很可能是一朵假花，这个人可能是个小丑，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常识，但却是人工智能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机器人在工厂里可能没问题，只是做些标准化的动作，最坏的情况不过是弄坏一台机器，但如果把它放在拥挤的商场中，它就有可能会伤到儿童。
中国经济报告：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人工智能根本就不“智能”？
皮埃罗·斯加鲁菲：有时候，机器的行为看起来很聪明，这是因为在我们构建的环境结构中，即使白痴也可以完成了不起的工作。事实上，你甚至不需要有人在那里。如果让达·芬奇穿越到现代，看到日本高度自动化的地铁，他可能会认为这些列车具有强大的智能。但真正的智能，是让列车可以高度自主运行的地铁构建方式。当你看到
我是历史主义者，不是未来主义者。所以，我喜欢依据事实作出判断，而不是幻想
自动驾驶汽车时，你不应该拍摄汽车的照片，而应该拍摄沥青上的白线。有人已经标出了道路、张贴了标志并创建了GPS系统，以便自动驾驶汽车可以从A点开到B点。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看来，我们离真正的智能机器有多远？抑或这仅仅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皮埃罗·斯加鲁菲：是的，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的新书命名为《智能非人工也》（ Intelligence is not Artificial ）。如果一门学科能够建立一个智能的存在，它将是生物技术，听起来这二者似乎真的很接近。
我认为机器是有用的，而不是智能的。它们可以模拟人脑的许多方面，而且在非常狭窄的细分领域里——从钟表到下围棋的阿尔法零——它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将许多应用程序组合在一起，得到相当于通用智能的功能，但对我来说，它仍然不是智能。
中国经济报告：既然承认目前技术上的局限性，那么未来被人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是否只能成为人类的工具？
皮埃罗·斯加鲁菲：人类很需要这些可以成为工具的人工智能，它们可以比成千上万的人力更有效率，这是人类历史文明的一部分。只是，我希望人类可以通过使用这些新工具而变得更加聪明，但是我比较担心人类会因此变得更加“愚蠢”。我更担心只会下围棋的人工智能在面对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资源衰竭时的无力感，担心技术驱动下的过度消费会造成更多的资源浪费，以及在信息过载和便捷体系下，人们习惯于浅层的大脑分析， 这时更深层次的知识结构体系就会变得无关紧要。当下，数字媒体的精准推送在塑造我们的认知，智能搜索和智能硬件让需要记忆、学习的技能变得多余。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思考现象和工具背后的“为什么”，只需要“一键启动”的傻瓜功能。人类的创造力或许正在丧失。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随着机器的发展，它是否会取代我们的工作，造成大规模失业？ 皮埃罗·斯加鲁菲：我对此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从我的观察看，机器人使用程度最高的美国、德国、
日本等国，同时也是失业率最低的国家。我相信，人工智能时代所创造的工作要远远多于并且优于其所摧毁的工作。以软件工程师为例，在电脑发明后的70年中，这一职位的人才仍然不足，硅谷正在从世界各地引进工程师，薪水也在不断上涨。与其担心失业问题，不如提前计划，培养未来的工人，而不是过去的工人。未来，新技术将创造数百种新工作，只是现在我们还无法准确预料到所有的工种。20年前，由于智能手机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智能手机工程师，而现在这已然是个热门职业了。
只有创新者才能创造下一个硅谷 中国经济报告：你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经验比IBM的沃森还要早几十年。你最开始接触的人工智能是什么样子的？
皮埃罗·斯加鲁菲：我于 1983
我们可以将许多应用程序组合在一起，得到相当于通用智能的功能，但它仍然不是智能
年进入这个领域，那时人工智能已经存在了 30年，正经历着一场令人感兴趣的热潮。神经网络在那个年代并不受欢迎，因为在当时的计算机上运行它们太难了。当时的我们正在开发“专家系统”，旨在模拟特定领域的人类专家。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应用，但我们当时承诺的目标过高，最终结果却没有达到我们的既定要求。后来，随着图像处理器（GPU）和数据集的出现，漫长的“人工智能寒冬”直到最近才得以结束。我经常开玩笑说，电子游戏拯救了人工智能，因为GPU最初是为了视频游戏的交互式实时图像而发明的。
中国经济报告：在硅谷还很平凡的时候，你就选择去了硅谷，并且在那工作了几十年。你之前曾预计到硅谷会从平凡走向辉煌吗？
皮埃罗·斯加鲁菲：我从都灵大学数学系毕业以后，被一家欧洲公司派往旧金山湾区工作，从事互联网前身和人工智能的研究。那时的我还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期的外派工作，孰料这一去就是35 年。1985年，当我还在好利获得（Olivetti）公司的时候，我在位于库比蒂诺（Cupertino）的研究实验室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中心，它紧挨着苹果总部。当时我的朋友开玩笑说，我那烧钱的人工智能中心，搞垮了当时作为排名全球第十大计算机制造商的好利获得公司。但10 年后，我工作的意义终于显现出来。
离开好利获得公司后，我在斯坦福做了几年访问学者，1995年离开了那里。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在20 世纪 90年代很难找到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是网络和电子商务救 了我。当在线产品定制成为重要业务时，我回到了人工智能领域。产品定制正是我曾经研究的“专家系统”的经典应用。
中国经济报告：如果把中国的创新园区和硅谷作比较，你会怎么看?
皮埃罗·斯加鲁菲：做对比的时候，标准要明确，否则就不是一个公平的对比。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只讨论数字的话，中国肯定有很多方面是超越美国的。但综合来看，我想中国还是落后于硅谷大概20年的时间，明白这个差距在哪里是非常有必要的。除此之外，想要超越硅谷，还应该关注下一个大事件或者说风口将发生在哪里。
中国经济报告：那你觉得差距主要在哪里？
皮埃罗·斯加鲁菲：第一是态度。中国许多公司，甚至有些年轻人现在仍抱着一种旁观的态度。硅谷的风投经常会听创业者说，“我有个主意，没有人这样干过。”而在中国，你听到的可能是，“我有个主意，已经有人这样做过了，我能做得好一点。”这样说有些夸张， 但我认为 20年的差距就在这儿。第二是品牌建立。在全球最有价值的几大品牌中，很少见到中国品牌，但来自硅谷的企业就占了好几席，包括苹果、谷歌、脸书等。第三是推广。如果苹果做出了什么新产品，比如说手环，全世界都会讨论。但如果华为做出类似的手环，全世界有多少人知道呢？品牌价值有时无关品质优劣。中国公司有时不善于推广自己。中国公司往往只关注中国市场，并且多有“自卑感”。而事实是，中国公司的实力真的很强，没有必要在海外市场“露怯”和“害羞”。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在比拟硅谷的发展，比如说中关村。你认为，它们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
皮埃罗·斯加鲁菲：硅谷是疯狂想法的肥沃孵化地。无论你给他们什么，诗歌、雕塑还是科技，他们都会用来做一些非正统的事情。然而，硅谷是不可能“复制”出来的，下一个硅谷一定是依靠创意与想象，从自身基础出发而创造产生的。只有创新者——而非模仿者——才能创造下一个硅谷。就中关村而言，自上而下的东西太多，这完全是“逆硅谷”的发展模式。硅谷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当它发展壮大以后，当地政府才发现，这个地方做得不错，超乎想象。
中国经济报告：硅谷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近期有没有什么重大变化？
皮埃罗·斯加鲁菲：硅谷变得太多了，甚至不太像硅谷了。第一，理念的变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爆发后，投资人越来越急于要求变现。曾经的硅谷对暂时不赚钱的
中国公司有时不善于推广自己，事实上中国公司的实力真的很强，没有必要在海外市场“露怯”和“害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