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中的“七宗罪”

从贸易战到收入不平等，从增长缓慢到创新不足，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二战后国际秩序建立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近两年，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问题以民粹政治形式迸发，发展中国家努力寻求继续增长的政策和国际空间，而欠发达国家在去全球化潮流和科技革命的冲击下疲于应付。在这种时刻，精确和敏锐的观察诊断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对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极为重要，而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的新书 ——《直言不讳谈贸易：如何打造一个明智的全球经济 》(Straight Talk on Trade: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 ——对当前形势作出了清晰缜密的论述。这本书看似关于国际贸易，其实包含了全球经济中大多数主要话题。全球经济秩序在满足各国人民的需求方面表现出种种不足，但并不意味着需要全盘推翻这种秩序，哪些需要改进、如何正确改进，正是这本书对全球经济改革议程的讨论。

此书围绕经济发展、国家主权、民主政治、社会协调等方面展开了详尽的论述，以下将书中的几大论点总结为世界经济中的“七宗罪”逐一列述。一是点明全球发展进程中哪些领域出现了失衡，二是将各个失衡领域的主要矛盾展现出来。

重全球治理，轻国家政策

对于全球经济中的大部分问题，学界共识似乎是没有什么是更多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合作不能解决的。国际贸易方面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工人权益有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收支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其他任何领域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再成立一个“国际某某组织”来应对。

罗德里克对这种一边倒的观点持坚决反对意见。除了传染病、气候变化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共产品需要更多国际合作来解决以外，其他很多问题——不论是金融稳定，还是食品卫生标准——主要负责方和政策制定方都应该在主权国家。一个国家的地理、文化、历史等原因决定了某些制度的形成和政策的制定存在国别差异，而强制要求更多的国际一体化，既缺乏合法性、可监督性、灵活性，这种进程又容易被跨国企业或银行等利益方所绑架，伤害各国民众的利益。而当出现问题时，出面兜底的往往是各国政府。正如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所说， 跨国银行在活着时是世界的，而在死亡时则是国家的。

国家不是制定有效政策的壁垒，而是从目前困境中拯救全球经济的希望。

重效率提升，轻结构转型

抓带头企业，促生产力增长，创国际品牌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近些年的策略。这种偏好似乎没有问题，但它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一些国家的发展不均衡。

从经济结构来看，发展是资源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建立和打造新兴产业，还伴随着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向这些产业转移，这两个环节缺一不可。以墨西哥为例，21世纪前 10 年，大企业（500名员工以上）劳动生产率每年以近6%的速度增长，而在较小企业中，劳动生产率则不增反降。与此同时，雇佣于小企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从39%增长到了42%，即使大企业表现突出，依然难以扭转整个国家增长缓慢的现实，大多数劳动者无法享受局部生产率增长的果实。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