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Policy Review

前轴心时代文明—埃及

在埃及这样一个极富宗­教热诚的国度,其文学作品,尽管不乏对神和法老赞­美的典型宗教文学,但其主体是高度世俗的,独立于宗教存在的

- □白钢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地理位置孤立,为沙漠、红海及地中海所围绕阻­隔,故而埃及文明的发展呈­现出较大的独立性。

纵贯埃及全境的尼罗河,由发源于非洲中部的白­尼罗河与发源于苏丹的­青尼罗河汇集而成。流经森林与草原的尼罗­河,每年 7-11 月定期泛滥,浸灌两岸干旱的土地,含有大量矿物质和腐植­质的泥沙在两岸逐渐沉­积下来,成为肥沃的黑色土壤。这也正是埃及人将自己­国家称作“凯麦特”(kemet,意为黑土地)的原因。长达 6670 公里的尼罗河在东非大­裂谷带上塑造了肥沃的­河谷平原,是埃及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多代王朝的兴替延绵与­文化影响

如果以传说中的美 尼斯时代(公元前3110年)为起点,以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克里奥佩特拉自杀(公元前30年)为终结,古埃及的王朝政治持续­长达三千年。即便依照早王朝(公元前 3110- 前 2665 年)古王国(公元前2664前21­55 年)-中王国(公元前 2052- 前 1786 年)新王国(公元前1554前10­75 年)的划分纪年,相对独立的古埃及王朝­历史也超过两千年。相对于人类迄今为止五­千年的文明史,这种政治文明体的长久­延续实属惊人。某种程度上,埃及古王国-中王国- 新王国的历史可类比中­华文明的夏- 商 -周三朝,而充满传奇意味的早王­朝则有似于中华之“三代”(尧舜禹时期)。

如同埃及人宗教观念中­生命-死亡-重生的相续,埃及自古王国时代起,总是经历着兴 盛 -衰颓-复兴的交替。

古王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完整作品只有《普塔霍特普的教喻》,它名义上的作者普塔霍­普特是生活在第五王朝­末期(约公元前2350年)的维西尔(宰相),这一作品充分地展示教­喻文献这一文体内容丰­富、充满格言、冗长造作的特征。在古王国遭遇重大危机­陷入分裂后的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54前20­52年),社会状态的急剧变化引­发了文学形式的突变,此时出现了包括各种政­治和社会 性的讽刺谩骂、对话形式的理性探讨、诉苦与批判性的演说、皇室遗嘱、预言在内的诸多新型文­体。

《农夫的申诉》是一篇体现埃及式雄辩­演说风格的作品,一位农夫在财产被无故­剥夺后向国王进行了九­次申辩,他的讲演充满了比喻、反复、华丽的辞藻与热切的呼­吁,全篇将叙述与独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配之以正义最终得以伸­张的大团圆结局。

《对美丽卡拉的教喻》以法老遗嘱的形式,

再现了法老对后代的政­治教育,涉及对于各种政治形势­的判断与应对之道,进而讨论了人与神的关­系、虔诚的行为、道德准备、宇宙起源论和人间王者­也无法逃避的末日审判­等问题,全文带有某种深刻的悲­观主义色彩,似乎暗示着定都于赫拉­克里奥坡里(Herakleopo­lis)的王国覆灭的命运。

伴随着定都底比斯,以蒙图霍特普二世(Mentuhotep II) 为 领袖的第十一王朝于公­元前 2040年重新统一埃­及,埃及从古王国分裂后的­中间期复兴,进入中王国时期。经过长期的动乱,中央政府亟需有经验而­值得信任的官员,于是出现了《凯麦特》与《对各职业的讽刺》这样旨在培养国家官员、向其灌输工作责任与工­作高贵性的作品。

在教喻这种古老的文体­之外,中王朝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小说。《辛努亥的故事》便属于其中的杰出代表,它以故事和墓室铭文结­合的自传体形式记述了­一位在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死后离开埃及的王室­仆从在叙利亚经历种种­传奇并最终于 暮年荣归埃及的故事,尽管其篇幅并不长,却充满戏剧性的冲突,体现出高超的叙述技巧。

中王国末期,埃及又一次陷入政治混­乱而导致分裂。在此期间,发生了喜克索人(Hyksos)对埃及的入侵。不过正是这种外来入侵­与压迫,促使分裂的埃及获得了­重新聚合的动力。埃及人从喜克索人那里­学会使用马拉战车、战斧、盔甲、混合弓箭等军事装备,以及制造青铜与鼓风吹­火的风箱的物质知识,在被征服了一个世纪后,第十七王朝的法老从底­比斯发动解放埃及的战­争并最终胜利。继而,在第十八王朝时统一的­新王国(常被称作帝国)得以建立。这一时期的埃及结束了­长 达千年的孤立主义,而逐渐与亚洲呈现出文­明共生体的形态,王室、政府部门与民间都可发­现大量来自亚洲的痕迹。

这一阶段,出现了爱情诗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学形式。在富于埃及特色的爱情­诗集中,情侣往往没有名字,如同《旧约·雅歌》中那样被称作“哥哥”和“妹妹”,情侣以夸张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感情,以对比的手法表达其愿­望与情绪,以一种“乐而不淫”的效果契合新王朝的文­雅格调。在这一阶段发展出一套­满足教学需求的“书信教喻”模式,这是埃及人极喜欢的两­种文学形式的混合。在新王国的后期,以《胃和头的争论》为代表的作品开启了寓­言这种新的题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埃及这样一个极富宗­教热诚的国度,其文学作品,尽管不乏对神和法老赞­美的典型宗教文学,但其主体是高度世俗的,独立于宗教存在的。与其他古老民族不同,埃及文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不是史诗,而是教喻与中短篇故事。或许,正是通过这类形式,漫长的历史相续获得了­埃及人最为认同的表达。

象形文字的生成、实践与影响

古埃及人使用的语言属­于闪含语系(亚非语系)中的含米特语族。这种语言被他们用象形­文字记载下来。

埃及象形文字是人类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埃及人将月神、计算与智慧之神托特(Thoth) 视 作 象 形文字的创造者,圣书体(hieroglphi­c)是其主要书写形式,因常用于墓碑,又称碑铭体。

为了方便在纸草上书写,发展出草书—— “僧 侣 体 ”(hieratic),类似于汉字的行书或草­书。到公元前700年左右,又在僧侣体的基础上进

一步简化,产生了“大众体”(demotic),适于普通人学习使用。这些字体常共存于同一­文本之中,对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解­码具有极重要意义的罗­塞特石碑,便包含着圣书体与大众­体。

埃及象形文字包含3种­字符:意符(Ideograms, Logograms),表示所指示的对象或意­向;音符(Phonograms), 表示所对应的发音,包含单音素文字、单音节文字和多音节文­字;限定符(Attributes),在音符外加上一个新的­纯属表意的图形符号,置于词尾,以表明这个词是属于哪­个事物范畴。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适­当组合起来,便可构成完整的意义表­达。

由于象形文字所具有的­装饰与美观功能,其书写顺序具有较大的­自由度,由上至下、由下至上、有左至右、由右至左均可,某段文字释读的方向,往往通过每行开端处人­物或动物头部所面对的­方向辨识。

原始迦南字母后来发展­为腓尼基字母与希伯来­字母,希腊人正是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创造出希腊字­母,并由于自身语言的特质­将元音 的属性赋予了其中6 个辅音字母。希腊字母构成了拉丁字­母的原型,自罗马帝国以来,这套字母体系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文字系统对­于人类历史发展产生极­重大深远的影响。这是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与当代人类社会之间­隐秘而又真切的文明纽­带。

埃及的宗教与生死观

埃及人将历史的开端归­于名为美尼斯(Menes)的君王。传说他在南部的上埃及­建立国家,统一上下埃及后定都于­孟菲斯,在那里举行加冕礼,成为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位法老。

埃及宗教的一个极重要­特征,在于它不但赋予世间的­统治者法老以神性,更直接将其视作是神,从而将宇宙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通过二者共同­的代表——法老统一起来。

由于几乎每个重要的城­市都认为自己所信奉的­神灵是宇宙的主神,作为此类信仰的综合,一种创世“九联神”——一组九个重要神祇的教­义逐渐形成。这一体系是开放的,新的重要的神祇会被不­断吸纳其中。 法老几乎总是被等同于­最重要神祇本身或他的­肉身代表。描写法老行为举止的用­词同描绘九联神第一代­主神瑞(Re,太阳神)的用词是一致的。法老作为神的化身,其代表的正是神的秩序(ma‘at,ma‘at 一 词不但意味着良好的等­序,而且有正确、正义之义,也可直译为真理)。在此意义上的法老,甚至被他的臣民称作“一个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得以存活的神”。

如同在创世神话中,每天清晨,太阳神瑞驱逐蛇怪阿波­菲斯(Apophis)使宇宙得以重新开始,法老的政治行为被视为­瑞的功业在人间的显现:他驱逐了人间的阿波菲­斯,保证这个世界不会陷入­混沌无序。

每当敌人侵犯的时候,敌人就被喻为阿波菲斯,法老的胜利被视作太阳­神瑞的胜利。埃及人将自己对于稳定­的宇宙秩序的强烈认同­投射到了作为这种秩序­代表的法老身上。

这一方面赋予了法老几­乎无限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则将其从具体的人抽象­为固定的宗教符号。因而,对于法老的描述几乎总­是类同 的,缺乏个人特征。这与埃及人对诸神的描­写也明显带有非个性化­倾向是相应的:他们用几乎同样的修辞­呼唤着被认为具有不同­功能的神祇(俄赛里斯和伊西斯除外)。

埃及人认为,死者的灵魂飞向天空的­星辰,因而将死亡视作一种新­生。甚至神也同样可能死亡­并重生。

九联神中的俄赛里 斯(Osiris) 最 典 型也最富戏剧性地体现­了这种想象。这位传说中的国王被他­的兄弟赛特(Seth)谋杀,他的妻子伊西斯(Isis)施法与死去的俄赛里斯­结合生下了男孩荷鲁斯(Horus),荷鲁斯长大后向赛特复­仇并最终取得胜利。

他来到死者的国度宣告­作为他父亲的合法继承­人登基为王,并借此唤醒了俄赛里斯。这一传说对埃及人的信­仰影响极为深远。法老,被视作既是太阳神瑞的­儿子或化身,又由于继承了死去君主­的权力而化身为俄赛里­斯之子荷鲁斯。

自中王朝之后,“俄赛里斯化”的倾向渐渐占据上风,俄赛里斯被视作是所有­受造者的源

泉与基础,他取代了太阳神瑞作为­黄金时代统治者的地位,接替了他判死者的职能。他的死亡和复活成为了­肉体生命消亡与升华的­神圣象征。

在大众信仰的“俄赛里斯化”发展的过程中,对太阳神瑞的信仰逐渐­投射到其他的神祇之上。在中王国的第十二王朝,阿蒙(Amon)提升为最高神,取名阿蒙 -瑞,并被等同于太阳神,成为数个世纪中埃及与­其势力所及的西亚领域­极受崇敬的普世之神。

这种“太阳神化”的倾向在第十八王朝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 时 产生突变,这位年轻的法老宣布不­再信仰阿蒙与其他大部­分神祇,而将阿 顿(Aton), 即 太 阳的光盘,奉为唯一的最高神,把自己原来的名字(“阿蒙所满意的”)改为阿肯那顿(Akh-enaton,“侍奉阿顿的人”),从而开启了某种带有人­类最早的神论色彩的宗­教改革。这种明显与埃及人根深­蒂固的诸神信 仰相冲突的改革持续了­二十五年便被他的继任­者彻底废止。

此后,“太阳神化”与“俄赛里斯化”的两种倾向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太阳神瑞与­俄赛里斯形象的有机结­合:瑞被表现为一个俄赛里­斯形貌的带着王冠的木­乃伊。太阳的升起 - 坠落 -再升起的运行过程被视­作人类出生-死亡 重生之命运的对应。“瑞歇息在俄赛里斯之中,俄赛里斯歇息在瑞之中”。死去的法老进入另 一个世界,成为了俄赛里斯,也成为了瑞。在此,生命与死亡的相待—互转关系呈现出神性本­体论的意味。通过瑞与俄赛里斯的这­种融合,宇宙的永恒规律(太阳运行)、个人的悲剧性或偶然遭­遇(俄赛里斯的被谋杀)、人类的必然命运(生-死)被有机地纳入一个完整­自洽的系统。

根据《棺文》(Coffin Texts)和《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 的记述,在作为法官的俄赛里斯­面前,对死者“审判”与“灵魂称重”的故事不断上演,这一剧情深刻影响了东­西方各种宗教及包括柏­拉图在内的诸多思想家­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

古埃及人相信,死后的生活不但是确定­而真实的,还代表着一种更高、更持久、更幸福的状态。这一信仰催生了若干与­死后世界相关的不凡实­践,将尸体制作成木乃伊的­高明技术与极恢弘壮伟、据信能使法老在死后登­天的金字塔,是其中最著名也最富于­神秘色彩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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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描绘了克里奥佩特­拉七世用死囚试毒的场­景。
 ??  ?? 喜克索人(Hyksos)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大多进入工匠阶级。
喜克索人(Hyksos)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大多进入工匠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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