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的同一性
中美两国决策者不能安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现状，必须在管理中美关系旧问题的同时，开创中美合作的新方式
相互依存的双方也会存在矛盾，矛盾的双方也会相互依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一性”
在个人关系中，相互依存的双方也会存在矛盾，矛盾的双方也会相互依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一性”。从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来看，经济关系也是如此。
我在 201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书，借鉴人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国家经济行为。从目前中美两国 关系的进展来看，我的分析与现实高度契合，这表明个人和国家两种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似程度极高。
在个人关系中，相互依存是指一个人为了获得安全感而亲近另一人的心理倾向。当此人在场时会感到安全，不在场时会感到焦虑，而引起安全感和焦虑感的心理反应是两者在依附关系中形成的敏感心理，依附关系越强这种敏感心理也越强。而随后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好、坏情绪都会被这种敏感心理放大，进而演变成冲突关系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相互依存程度越深，并不意味着两者关系会越好，相反可能更容易产生冲突。
从本质上看，相互依存属于关系动态中的一种极端情况——两个合作伙伴都希望从对方身上获得更多安全感，而不是依靠自身力量。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关系。随着合作伙伴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相互依存程度也随之加深，而自信则因此而逐渐减弱。这种关系会变得高度敏感且充满焦虑，紧张态势也会不断加剧。最终总会有一个伙伴无法继续忍受从而转向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而另一方则感觉被抛弃，沉浸在否定和责备的情绪之中，最终可能产生报复的冲动。
多年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一直都非常深。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始于
20 世纪 70年代末。当时，美国亟需新的增长路径以摆脱滞胀，而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两国因此“情投意合”地走到了一起。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让美国收入增长受限的消费者实现了收支平衡；而美国提供的外部需求，则成为中国出口拉动增长战略的基础。美国也开始从中国借钱，因为中国的储蓄在快速积累。表面上看，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似乎是双赢的。
无奈，这并不是一种“友爱”的关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酝酿着不信任，也为当前的摩擦埋下了伏笔。在人类关系中，这种病理的结果往往是痛苦分手。
为此，中国首先做出了改变——通过将增长模式从依靠外部需求转向内部需求、从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来实现经济再平衡。虽然各部门的进展情况参差不齐，但过去储蓄过剩的情况已经得到改变，中国成为了储蓄吸收国。中国居民储蓄率在2008年达到52.3％的高峰后，目前已经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考虑到社会保障的加强使得家庭减少预防性储蓄，未来几年储蓄率还将继续下降。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无现金）的兴起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从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变是中国长期战略的核心，这既是为了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为了在2050 年建成现代化强国。
与个人相互依存关系的问题一样，中国的转变让美国感到不适。随着中国从储蓄剩余转向吸收储蓄——利用其剩余储蓄为中国人构建社会安全网，而不是补贴美国人的储蓄——储蓄不足的美国将发现难以填补空缺。
此外，虽然中国新推出的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令人印象深刻，但有限的市场准入让美国企业无法获取它们自认为应得的市场份额。当然围绕技术转移还存在着巨大争议，而这可能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
无论原因是什么，中美两国已经进入了相互依存的冲突阶段。中国正在改变，或者至少尝试在这样做，美国则依然如故。美国仍然处于一种存在巨额多边贸易逆差以及需要随意汲取全球剩余储蓄以支持经济增长的陈旧思维模式中。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美国现在感到自己被曾经千依百顺的伙伴拒绝，而且不出所料地开始“发脾气”。
这就引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将会以和平解决还是激烈分开告终？答案可能蕴含在人类行为学的成果里。中美两国不应以责备、蔑视和不信任为出发点做出反应，而是需要专注于从内部重建自身的经济实力。这就要求双方都做出妥协——不仅在贸易方面，还在两国都接受的核心经济战略上。
目前来看，创新困境是最具争议的问题。相互依存的双方将其视为一场零和博弈：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指控被特朗普政府描述为影响美国经济未来生死存亡的威胁。但这些担忧显然是被夸大了，这也是人际关系中相互依赖的典型症状。
毫无疑问，创新是任何国家持续繁荣的命脉，但创新不一定是一场零和博弈。中国需要从进口创新转向自主创新从而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而美国则需重新关注创新以克服目前令人担忧的生产率下降，因为这可能导致破坏性的经济增长停滞。
这可能是相互依存的中美贸易关系的底线。美国和中国都需要能服务于自身目的的创新主导型经济——以相互依存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增长。将相互依存型零和冲突转变为互利型正和关系是结束中美贸易摩擦的唯一方法。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