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创造和摧毁增长—评罗默和诺德豪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凯文·布赖恩（Kevin Bryan）多伦多大学
罗默和诺德豪斯从不同角度探究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罗默思考的是增长究竟从何而来，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增长；而诺德豪斯考虑的则是增长的极限在哪里，如何以最小的经济成本突破这个极限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偶尔会将奖项颁发给非热门人选，但却巧妙地指出获奖者被低估的研究成果。但今年他们没有这样做。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一直都是呼声颇高的经济学家。如果要说出人意料，那就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人共同获得：诺德豪斯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而罗默的主要贡献则是内生增长理论。
但如果仔细思考，诺德豪斯和罗默两人的研究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即聚焦经济增长这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而有的国家贫穷？为什么一国在特定时期增长较快，在其他时期增长缓慢？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全名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所以增长肯定不是经济学中的新问题。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 的认知与现代经济学家有很大不同：他们生活在一个周期循环往复的世界里，人均收入受到耕地的限制。熊彼特曾评价，亚当·斯密关于“不同国家富裕程度的不同进展”的讨论“枯燥乏味”，只是“一个从未有人写过的经济社会学的起点”。
考虑到每一代人都比前人富 裕——至少一些西方国家和日本是这样——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熊彼特认为创新（他强调不是发明）同样重要，尽管没有提出正式的理论。直到二战之后哈罗德 多马经济增长模型（Harrod-domar model）和索洛-斯旺-丁伯根
增 长 模 型（Solow-swan-tinbergen model）的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才取得真正进展。在哈罗德- 多马增长模型中，经济产出是资本的函数，表示为 Y=F(K) ；如果资本投入为0，则产出为0，即 f(0)=0 ；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即 df/dk=c，c 为常数；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总投资减去资本耗损，即dk/dt=sy-zk，z 为折旧率。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你会得出 dy/dt=sc-z，由于c和z都是固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方式就是提高储蓄率。毫无疑问，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成效。
索洛模型则更进一步。在这类增长模型中，产出是技术A(t)、资本存量 K(t) 和劳动 L(t) 的函数，表示为 Y(t)=k^a*(a(t)l(t))^(1-a)， 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的规模报酬是常数。索洛假设资本取决于储蓄和折旧，这和哈罗德 - 多马模型一样，劳动力以恒定速率n增长，而技术以恒定速率g增长。通过求解这个模型，你可以得到这样的经济增长： dy/dt=sy-k(n+z+g)，即产出与资本成正比。索洛观察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后发现，这两个因素不足以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相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A(t)的变化驱动的。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称 A(t) 为对我们“无知”的度量，我们后来通常称之为“技术”或“全要素生产率”。
既然增长主要是由技术推动的，我们不禁要思考技术变革是如何发生的。驱动技术进步的因素是内生的吗（即企业内部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如果是企业驱动了技术 变化，又是什么阻止了其他企业复制这些技术？这是一种典型的正外部性，将导致自由市场中技术比率过低。此外，我们看到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可见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必定存在某些障碍，否则那些能够获取先进技术同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为什么没有获得极高的投资回报率？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技术（也就是生产率本身）是内生的，我们不应该只考虑溢出到其他企业的正外部性，还应该考虑并帮助解决污染特别是气候变化的负外部性。最后，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激励技术进步以及增长如何损害环境，那么在不影响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如何才能缓解气候变化这个突出的环境问题？罗默和诺德豪斯的研究旨在回答这些问题。
罗默和内生增长
罗默在 1986 年和 1990 年发表的两篇文论，被引次数均超过 2.5万次，以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这绝对是一个不寻常的数字。
在罗默的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部门则利用这些知识来生产产品，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阿罗-德布鲁均衡仍然存在。有了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讨论一国政府要想引致研发部门生产促进增长的知识需采取何种政策。构建这类模型是具有挑战性的。
让我们说得更具体些。首先，知识这种要素是非竞争的（nonrival），因此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如果将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增加一倍，而知识投入不变，产出会增加一倍；但如果将知识、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都增加一倍，产出会增加一倍以上。举一个形象的例子，给一个人一把锤子，他们可以一天建一个楼梯；给两个人两把锤子，他们只需完成同样的任务就可以建两个楼梯；但如果给两个人两把锤子，并且教会他们更有效的方法，他们就能建两个以上的楼梯。这种关于如何建楼梯的“秘方”一旦被发明出来，传授给其他人的成本要比最初的发明成本低得多。第二，在竞争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都是有报酬的。如果资本和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租金和工资相加等于全部产出，那么这意味着没有剩下任何利润，也无法给使资本和劳动更有效率的“秘方”支付报酬。事实上，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知识可以提高所有人的生产率。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在 1813 年写道，“传播思想，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同样，点燃蜡烛照亮他人者，也不会给自己带来黑暗。”也就是说，知识不仅自身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
知识不仅自身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规模报酬递增，从而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点，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规模报酬递增，从而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困难就在于，知识有价格或某种形式的租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知识的正溢出效应。否则，不会有人去花钱生产知识。第三，我们还需要确保模型中增长速度不要过快。知识有存量，人们可以用存量知识创造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越来越多，意味着增长率会越来越高。但经济不可能永远呈现渐进增长的趋势。事实上，美国尽管人口和知识存量大幅增长，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几乎是稳定的。
罗默最初将其对内生增长的思考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 1986年发表在顶级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在这篇论文中，他在索洛的基础上引入了“干中学”概念——知识是资本存量的函数，企业使用更多的资本，他们会获得更多的知识，并外溢到其他企业。即使人口是恒定的，在对生产函数和资本折旧进行适当假设的情况下，资本、产出和知识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任何基于“干中学”的模型都存在的问题，正如达斯古普塔（Dasgupta）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指出的，如果“干中学”的效应只会部分溢出到其他企业，最终形成自然垄断，这种内生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罗默开始在垄断竞争的假设下研究内生增长问题。
罗默的观点是，知识是非竞争的，但不一定是完全排他的（通 过保密、专利或其他方式）。他在1990年发表的《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一文中指出，尽管可以让知识获得完全的专利，但也会部分被其他知识所取代，从而限制了价格。这一想法借鉴了斯宾塞（Spence）的垄断竞争模型，免费进入让知识生产者仍然无法获得利润。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越多，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的效率也就越高。未来的知识生产者可以免费使用现有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知识是部分排他的，因为发明只是被保护免于竞争，但可以溢出到其他知识生产者。因此，知识既不是公共产品，也不是私人产品；知识也不是俱乐部产品（非竞争但排他）。
从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角度来看，一些知识可以被授权作为资本投入，从而获得固定的规模报酬，就像索洛模型一样，它是具有竞争性的；而另一些知识则代表技术，它是非竞争性的，可以实现无限的增长。这个一般均衡模型可以用于政策分析，比如政府补贴资本品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在罗默看来，所有的增长都是通过“干中学”实现的，低廉的资本有利于知识积累 和增长，但政府补贴资本品可能适得其反。
当然，在罗默的模型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罗默认为尽管人口和技术存量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不是永恒的，但“规模效应”的确存在，阿吉翁（Aghion）和格罗斯曼（Grossman）的新熊彼特模型补充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新发明不只是增加知识存量，同时也降低了旧发明的价值。更为重要的观点是，制度（包括法律、文化等等）而不仅仅是经济基本面影响增长，现在大量研究聚焦于该领域。
但总而言之，罗默是第一个在模型中解决了如何处理知识和创新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这个模型可以用于分析为什么人们会开发新技术。我不知道后来有什么模型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诺德豪斯和污染的经济解决方案
诺德豪斯与罗默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既由增长引起、也可以通过增长解决的问题。如今，几乎无人不知“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这两个词语。但在20 世纪 70年代初，当诺德豪斯开始思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 20 世纪 60年代，增长作为一项政策目标是无可非议的：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更多的产出和更强的军事实力。但到了 70 年代初，环境问题出现了。罗马俱乐部警告称，如果人类继续不可持续地使用资源，地球上的资源最终将被耗尽。也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存在“增长的极限”。除了资源枯竭
所有的增长都是通过“干中学”实现的，低廉的资本有利于知识积累和增长，但政府补贴资本品可能适得其反
以外，经济增长对环境还可能带来负外部性的影响，比如全球变暖。
诺德豪斯既认真又怀疑地看待这些观点。1974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论文指出，技术进步或适当的要素替代能够使我们避免“增长的极限”。简单来说，鲸鱼的数量是有限的，导致鲸鱼油这种照明能源的供应也是有限的，但由于新技术和替代品的出现，我们可以比1870 年点亮更多房间。
虽然诺德豪斯对“增长的极限”持怀疑态度，但他高度关注全球变暖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影响。诺德豪斯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即沿着预计的索洛式增长路径，到203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将高达487ppm（百万分之一），这与目前的估计十分接近。
诺德豪斯同期的两篇论文指出，虽然替代品的出现意味着资源枯竭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使用太多污染性资源，同样将带来严重后果。这些观点现在来看仍是非常有远见的。
经济学可以为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当时人们普遍预测，由于不可持续地使用资源，到20 世纪80年代末，经济增长不仅会放缓，甚至会逆转。但自1990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几乎翻了一番，特别是大量贫困人口脱贫。
在 20 世纪，如果我们试图减缓技术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进步和扩散，以遵循诸多生物学家和环境科学家所宣扬的理论，那才会是最严重的灾难。正如诺德豪斯所指出的，在严肃的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影响气候变化，反过来气 候变化也影响经济。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模型，来评估经济活动（包括增长）如何影响碳排放以及是否应该征收碳税。诺德豪斯基于碳循环、气候和经济三向模型提出的“综合评估模型”（IAMS）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模型在索洛增长模型中纳入碳排放带来的全球变暖的负外部性因素，以评估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及其对气候和后代福利的影响。
在政策建议方面，虽然诺德豪斯非常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他并 不像很多同行学者那样激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和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的争论。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中表示，气候变化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减少碳排放，阻断气候变暖的进程。但诺德豪斯并不认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这需要极端的贴现率和高昂的调整成本。根据他的模型，蓝线是碳减排的最佳路径（如图）。值得注意的是，诺德豪斯建议的最佳碳排放量远远超过斯特恩提出的路径或气温上升不超过 2.5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议）的情形。原因就在于短期内增长的成本很高：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非常贫困。
诺德豪斯和斯特恩之间还有一些细微的分歧，但我认为他们对最优政策的理念虽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共同点。诺德豪斯乐观地认为，在一个气温上升超过2.5℃限制的世界，社会福利将最大
经济影响气候变化，反过来气候变化也影响经济。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模型，来评估经济活动（包括增长）如何影响碳排放以及是否应该征收碳税
化。这一点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环境学界，通过一个明确的模型来评判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方式无疑是最恰当的选择。模型的优点在于，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分歧是什么，还可以检验最优政策对气候“临界点”等因素的敏感性。
在诺德豪斯和斯特恩看来，应该通过配额管制或征收碳排放和交易税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是，碳排放的影响是跨越国境的。那么，应该如何避免搭便车行为呢？ 2015年诺德豪斯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理论表明，如果不对非参与者实施制裁，就不可能实现最佳的碳减排，相对较小的贸易惩罚效果很好。
最后，让我们把诺德豪斯和罗默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诺德豪斯从 一开始就对纯粹的内生增长理论非常感兴趣，而不是环境问题。他于1969年就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关于内生增长的论文，1973年又在《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关于什么因素导致了创新的论文。和罗默一样，诺德豪斯长期对知识生产者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报表示担心，他在 1996 年和 2005 年的论文中试图估算社会产出流向创新者的比例。
其他学者也没有忽视内生增长模型与环境综合评估模型之间的联系。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倾向于在环境领域有限地加入内生技术变化这一因素。但阿西莫格鲁则将内生技术变化与诺德豪斯气候模型结合起来，提出了介于斯特恩和诺德豪斯之间的解决方案：对接近技术前沿的绿色能源给予补贴，补贴 会对资源配置造成扭曲，但因为替代品的存在，这种扭曲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可以随后靠税收来调整。事实上，许多国家后来对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给予了大量补贴，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远低于靠税收调节的方式，让低成本太阳能发电和电动汽车在经济上变得可行。
因此，改变对绿色创新的激励，而不是仅仅通过征收碳税来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有可能最终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而且，不只是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这种最小化经济损失的方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罗默和诺德豪斯正是因为向我们展示了这条路径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