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贸易的影响机制
【提 要】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都将影响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本文试图用历史和经济的逻辑来预测此次疫情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沿着供应链扩散是很有可能的。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不太可能像2008-2009 年的全球危机那样对世界经济造成如此严重和广泛的冲击，但贸易受到重创的时间可能不会很短。在疫情冲击下，政策和企业的错误反应可能会对贸易体系造成永久性损害。我们不应将大流行病视作反全球化的正当理由。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贸易；供应链
新冠肺炎疫情将同时对供给侧和需求侧产生冲击。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角度来看，疫情都将影响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本文试图用历史和经济的逻辑来预测此次疫情对贸易的影响。关键结论是，新冠病毒在经济上可能与医学上一样具有“传染性”。二战以来，大流行病主要爆发于非重要经济体，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世界上所有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而且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将与过去截然不同，全球正在进入一种非常奇怪的衰退。
制造业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冲击是政府为了降低感染率采取了管控措施，让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这些措施明显降低了产出。第二个冲击来自于预期冲击，这种冲击损害了对制成品的需求。
政府政策和企业的错误反应可能会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永久性损害。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与疫情造成的供应* Richard Baldwin、eiichi Tomiura，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链中断产生叠加效应，推动供应链回撤。供应链的国际化可以提高生产力，因此供应链回撤将造成相反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各国政府应该吸取教训。
一、全球制造业面临三重打击
制造业是极为特殊的产业部门。对于大部分制成品而言，消费是“可推迟”的。正如我们在 2009年全球贸易危机中所看到的，由于消费者处于观望状态，对耐用品需求的冲击要大于非耐用品。我们认为，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制造业可能面临三重打击。第一，由于疫情在世界制造中心（东亚）和工业大国（美国和德国）迅速蔓延，供给的中断直接阻碍了生产。第二，由于受影响较小的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获得必要进口工业投入品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供给侧的冲击将沿着供应链不断放大。第三，由于总需求下降（如
宏观经济衰退）以及消费者和企业因预防性动机延迟购买和投资，需求随之出现中断。
当然，所有受影响国家的服务业部门也都受到了沉重打击（特别是餐饮和电影院等），但制造业遭受的冲击无疑更大。
关于全球制造业所受到的直接冲击或需求下降的影响，我们还无法获得足够的数据，但我们可以利用危机前的数据来考察疫情是如何通过供应链传染的。
二、供给和需求冲击对总贸易流动的影响
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决定因素实证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引力模型认为，一国（出口国）到另一国（进口国）的出口价值与进口国总需求（以其GDP 衡量）和出口国总供给（以其GDP衡量）正相关，与两国之间的距离负相关。
由于两国之间距离不变，对双边出口的冲击可以简单分解为供给冲击（出口国GDP变化）与需求冲击（进口国GDP 变化）。按照这种分解方法，新冠肺炎疫情对总贸易的影响如下:第一，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供给冲击，一国生产的供应中断表现为其对贸易伙伴出口的减少。随着贸易伙伴进口的减少，总需求转向当地替代品或者出现缺口。第二，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需求冲击，一国收入的下降将导致其从贸易伙伴的进口减少。随着贸易伙伴出口的减少，总需求进一步下降。这即是需求冲击的传播方式。
鉴于当前受冲击最严重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其面临的巨大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流动出现大幅下降。
三、通过全球供应链的“供给端传染”
国与国之间是通过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贸易是跨国“传染”的重要媒介。
当然，国际贸易的形势越来越复杂，自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成倍增长。这使得上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传播更加复杂。制造业的连锁反应将取决于各国对其他国家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或间接的敞口。
截至 2020 年 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90%以上的确诊病例都发生在中国。其次,受影响较大的两个亚洲国家是日本和韩国。中国、日本和韩国对于大多数制成品的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
图 1以中国纺织品为例。圆形面积反映了双边贸易流动规模，箭头粗细反映了双边贸易流动的相对重要性。图1仅考察纺织业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
在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沿着供应链扩散时，可以观察到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在纺织业中间投入品方面，中国确实是世界工厂——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的中心；第二，纺织业的区域中心也十分明显，即意大利是“欧洲工厂”的心脏，中国是“亚洲工厂”的心脏，美国是“北美工厂”的心脏，非洲
和南美洲则没有类似的枢纽国家。
图 2显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信息。图1和图 2 之间的明显差异表明，两个部门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不同部门的供应链差别很大。在信息与通信业，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中心地位，但也有一些细微差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均是信息和通信产品“亚洲工厂”的中心，且信息和通信业供应链的地域性比纺织业更强。
以上证据表明，疫情的影响沿着供应链扩散是很有可能的。东亚制造业的供给中断很可能会损害世界其他国家的制造业部门。
基于经合组织（OECD）贸易增加值数据库，我们对全球供应链的联系进行了研究。表1显示了各国制造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一国直接或间接购买产品的来源。例如，美国从中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进口产品。第一个渠道是直接进口中国制造的最终产品。考虑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实际上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如
中国可能从日本购买精密光学元部件，用于生产出口到美国的相机），我们对此进行了相应调整。
第二个渠道是美国公司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然后由美国制造商将这些零部件组装成美国公司和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比如中国可能会向美国公司出口安装在美国车道遥控门上的电机。
第三个渠道是美国从第三国购买包含中国生产零部件的产品。比如美国进口了大量墨西哥生产的汽车，这些汽车有很多零部件是从中国进口的。
从表 1的结果来看，美国、德国、中国和日本生产的产品和零部件在所有其他主要国家的进口中都非常重要。在列出的所有国家中，中国的增加值占最终支出的比例不低于3%。我们还可以从数字上看到很强的区域性，美国在北美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也是如此，欧洲制造大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尤其是德国）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主要供应商。
由此可见，美国、德国、中国和日本的供应中断，可能会对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者和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四、服务贸易
一些服务贸易，如航空、酒店租赁和旅游业，已经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沉重打击。其他服务业，如金融服务和医疗服务受到的冲击则相对较小。总体来看，疫情的冲击似乎会鼓励人们进行远程、居间的人际交往活动。由于这些活动是许多服务业的核心，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最终会增加服务贸易。
五、以往全球贸易受冲击的经验教训
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导致了后来 所 谓 的“贸 易 大 崩 溃 ”（Great Trade Collapse）。2008 年三季度至 2009年二季度，全球贸易急剧下降，降幅是20 世纪 30 年代
1974Q4-1975Q4 1982Q3-1983Q1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值。这种下降具有突发、剧烈和全球同步的特征，因此影响巨大。
全球贸易自二战以来下降了数倍，但2008-2009年的冲击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如图 3所示，在 1965年以来发生的三次全球衰退中（1974-1975 年石油危机、19821983年经济滞胀、2001-2002 互联网泡沫危机），全球贸易至少下滑了四分之三。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不太可能像2008-2009 年的全球危机那样对世界经济造成如此严重和广泛的冲击，但当时的经验可以为此次疫情的影响范围提供一个可能区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受到重创的时间可能不会很短。当时全球贸易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负增长。
此次疫情与 2008-2009 年贸易大崩溃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当时更多是需求侧出现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对供给侧造成了一定的直接损害，但主要集中在银行和金融业。制造业的损失（如克莱斯勒破产）主要是因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而不是危机本身导致的。
已发表的关于贸易大崩溃原因的研究为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了重要线2001Q3-2002Q1 2008Q4-2009Q4索。可能导致贸易崩溃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包括进口在内的所有产品的总需求下降；（2）贸易融资变得更加困难；（3）贸易壁垒不断升级（Crowley and Luo, 2011）。
学者的普遍看法是，贸易的崩溃主要是需求冲击造成的，特别是对于“可推迟消费”的商品（Eaton et al., 2009; Bénassy-quéré et al., 2009;Levchenko et al., 2009）。也就是说，由于很大一部分贸易是耐用品，出口的波动幅度往往是 GDP 的 2-3 倍（Engel and Wang, 2011）。
此外，需求冲击会沿着供应链放大，我们称之为“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 (Zavacka, 2012)。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下降会导致供应链上的每个生产者在重新下订单之前清空他们的库存。其结果就是，对于供应链上游的公司来说，需求冲击被放大了。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十分重要（Bems et al., 2010; Yi, 2009; Alessandria et al., 2010; Altomonte et al., 2012）。
关于“供应链传染”的问题，Bems等(2010) 使用全球投入产出框架来量化 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和欧盟的需
求溢出效应以及世界贸易对GDP 的弹性。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和欧盟需求下降的影响中，20%-30%是由其他国家承担的，北美其他国家、欧洲新兴国家以及亚洲受到的打击最大。
关于另外两个可能导致贸易崩溃的原因，Crowley and Luo (2011) 研究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贸易壁垒在贸易崩溃和复苏期间有所上升。Bricongne 等 (2012) 以及Chor and Manova (2010) 认为，信贷限制对贸易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
六、结论
在疫情的冲击下，政策和企业的错误反应可能会对贸易体系造成永久性的损害。美国对其所有贸易伙伴不断发起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的供应链中断，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促使美国将供应链回撤。供应链的国际化可以提高生产力，因此供应链回撤将造成相反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吸取教训。
完全依赖其他国家的供应显然会增加风险。比如日本，如果再发生一次2011年的海啸，其生产成本和风险都会增加，而预测显示这样的自然灾害在未来发生的概率很高。
我们不应将大流行病视作反全球化的正当理由。增加进口来源可以缓解对某个国家过度依赖的问题，尽管这样做会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投资目的地转向多个国家，这主要是受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工资上涨的推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协调全球配置。
参考文献
[1]Alessandria, G, J P Kaboski and V Midrigan (2010),“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of 2008–09: An Inventory Adjustment?”, IMF
Economic Review 58(2): 254-294.
[2]Altomonte, C, F Di Mauro, G Ottaviano, A Rungi and V Vicard (2012), “Global Valuechains during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A Bullwhip Effect?”, in Firm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Firm Heterogeneity Meet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p.277-308.
[3]Baldwin, R (ed.) (2009),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rospects, CEPR Press.
[4]Bems, R, R C Johnson and K M Yi (2010),“Demand Spillovers and the Collapse of Trade in the Global Recession”, IMF Economic Review 58(2): 295-326.
[5]Bénassy-quéré, A,Y Decreux, L Fontagné and D Khoudour-casteras (2009), Economic Crisis and Global Supply Chains.
[6]Bricongne, J C, L Fontagné, G Gaulier, D Taglioni and V Vicard (2012), “Firms and the Global Crisis: French Exports in the Turmo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7(1): 134-146.
[7]Chor, D and K Manova (2012),“Off the Cliff and Back? Credit Con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7(1): 117-133.
[8]Crowley, M and X Luo (2011),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of 2008-09 and the Subsequent Trade Recovery”, Economic Perspectives 35(2): 44.
[9]Eaton, J, S Kortum, B Neiman and J Romalis (2016),“Trade and the Global Rec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11): 3401-38.
[10]Engel, C and J Wang (2011),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urable Goods: Understanding Volatility, Cyclicality, and Elastic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