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形势展望
提要:
受疫情影响，中国 2020 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 6.8%，是 40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但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有效降低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为复苏打下坚实基础。继二季度实现快速反弹后，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快速复苏，但增长仍不平衡。在经济活动逐渐正常化以及风险总体可控的假设下，预计2021 年中国 GDP增速为7.9%，财政政策保持总体中性，货币政策有所收紧但维持“适度灵活”。随着经济复苏逐渐步入正轨，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提振私人需求和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上。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造成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从 2020年全年来看，一季度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最大。中国是疫情最早爆发的国家，这次疫情夺去了4600余人的生命。尽管疫情在全球蔓延，但中国采取的延长春节假期、旅行限制、封城等措施，使得病毒的传播在中国很快得到了控制。由于经济活动不得不暂停，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 6.8%，是 40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
有效和具针对性的管控措施帮助中国经济快速恢复运转。不同省市根据具体的风险评估情况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低风险地区和关键部门优先恢复了经济活动。随着疫情在全国得到控制，政府通过加强检测、有效追踪密切接触者和本地化流动限制等措施来应对局部爆发。与此同时，政府出台了扩大检测能力、支持医疗和防护用品生产等措施，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追踪密切接触者，并在必要时实行旅行和其他限制。
疫情发生在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的情况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已经从贸易领域扩大至技术和金融市场。尽管中美两国仍承认第一阶段协议的有效性，但2020 年前 10 个月的数据显示，中国不得不大幅增加商品采购以履行相关的采购承诺。中国与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贸易摩擦，对全球供应链安全性的担忧促使一些国家将生产迁回国内或降低对中国等任何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度，同时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限制进一步收紧。欧盟正在探讨其他国家的政府补贴是否会扭曲其当地市场，由此产生的监管规则的修订可能会对中国
企业海外投资和运营产生影响。
改革仍在推进，还有很大的空间增强经济的韧性。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危机，但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仍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与竞争中性改革进展有所滞后，导致生产率和增长速度下降。中国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已显著下降，但由于缺乏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家庭储蓄水平仍然居高不下。金融监管方面进一步加强，但金融脆弱性还在加剧。推进上述改革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复苏，更快转向更加平衡的增长，并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
一、不平衡复苏（一）强有力和反应迅速的政策措施有助于降低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从而为复苏打下坚实基础
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金融救助和财政支持，以保护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企业，同时通过向银行系统补充流动性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增加再贷款额度，对医疗用品、生活必需品等生产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提供定向支持。监管要求银行不能将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的问题贷款归类为不良贷款，提高受严重影响地区和行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并在2021 年初之前延长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和其他符合条件的企业的还款期限。对于家庭部门，政府加快了失业保险的支付，同时将其覆盖范围扩大至一部分农民工，并将申领时间延长了6个月至 18-30 个月。此外，政府还加大了关于疫情防控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投入。
（二）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财政政策转向支持需求
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财政支持将达到GDP的 4.7%左右，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将为 GDP增长带来 2.2个百分点的提振。随着财政政策这个自动稳定器进一步扩大支出、减少收入，2020年财政赤字率预计将增加5.6 个百分点至 18.2%。新增债务预计达到 GDP 的 92%，远高
于新兴市场国家64%的平均水平，并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上升。虽然债务高企，但由于净息差和储蓄率较高，中国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空间。
（三）扩张的货币政策维持不变，但严重依赖非利率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各种政策利率，特别是将7 天和 14天逆回购利率下调了30 个基点，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调了30个基点，降低了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但是，存款利率的缓慢调整以及小型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限制了一些银行向私营部门提供新融资的能力。
为提供额外的支持，特别是针对规模较小的企业，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有关部门合作，使用了一系列非利率政策工具，结合针对受重创行业的窗口指导，对银行信贷投放以及企业和政府债券发行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速从2019年末的10.7%上升至2020年10月的13.7%，信贷快速扩张。
（四）继二季度实现快速反弹后，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快速复苏，但增长仍不平衡
目前经济复苏主要依赖政府支持，居民消费依然疲弱。经济的快速复苏是由政府支出和投资大幅增加以及实行封锁政策时优先开放生产设施的决定共同推动的。房地产投资在2020 年夏季恢复了正增长，房屋新开工面积超过了房屋销售面积。随着制造业开始复苏，私人投资也得到了提振。居民消费的复苏进程则相对缓慢，实际社会零售总额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反映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市场疲弱状况下家庭平均收入增长显著下降、预防性储蓄增加以及社会安全网不健全等问题。
尽管外部环境有所恶化，但出口仍然保持良好势头。尽管新冠疫情和封国封城措施使得全球贸易收缩，但中国在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下，医疗和防护设备以及与居家办公相关的电子产品等的需求强劲。2020年二季度以来，相对强劲的国内需求复苏、全球风险情绪改善以及金融市场持续开放，吸引了大量投资组合资金流入中国。
（五）核心通胀得到控制，食品价格企稳
尽管反映产出缺口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呈现负增长，但反映需求状况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保持在合理水平。受非洲猪瘟以及夏季洪涝灾害的持续影响，2020年食品价格水平一直居高不下，最近逐渐企稳。PPI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而逐渐上升，但仍处于通缩区间。
（六）复苏主要由信贷和投资扩张驱动，可能会逆转近期在经济再平衡方面取得的进展
公共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冠疫情导致居民消费下降，特别是较弱势家庭的收入下降，预防性储蓄增加。与此同时，公共投资大幅增加，有可能逆转过去5 年推动更平衡增长的进程。这是因为，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50%（不包括国有企业），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相比占比已经非常大，意味着未来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将越来越低。此外，2020 年二季度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强劲增长，带动了民营企业最近的投资复苏。
“绿色增长”的进展尚待评估。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应用领域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空气质量也在持续改善，尽管部分原因是为控制疫情采取了封锁措施。但是，随着新的大型燃煤电厂的投产速度超过了老旧低效电厂的淘汰速度，过去几年呈下降趋势的燃煤发电产能在2019 年再次开始扩张。
新冠疫情可能也暂时阻碍了外部再平衡。尽管 2020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增加，但主要原因是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出口激增、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全球危机。
（七）新冠疫情加剧了危机前业已存在的诸多相互关联的金融脆弱性
尽管特定的金融支持措施有效避免了潜在的信贷紧缩，但也导致企业债务进一步累积，救助应该破产和生产率低下的企业使得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虽然监管部门放宽了对不良贷款的认定口径，但由于高杠杆企业和家庭的偿债能力下降，新冠疫情增加了银行业的脆弱性。随着资产管理新规的过渡期被延长至2021 年底，杠杆率的上升也增加了资产管理行业的脆弱性。这些都有可能带来重大金融风险。
（八）结构性改革取得进展，但一些领域仍需加快
金融领域开放进一步推进。全国范围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取消了对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和人寿保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外资企业获得人民币交易网络清算许可证。监管部门还取消了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对汽车行业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也被取消，一些农业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提高。针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新增海外投资额度也获得了批准。
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农民工占总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因为户籍改革使得许多大城市的农民工更容易获得城市户口。但他们获得公共服务（特别是公立学校教育）的机会仍然有限。此外，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可能面临失去（或需要放弃）农村土地权利的风险，而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土地市场意味着他们可能得不到充分的补偿。这些因素导致许多农民工不愿获得城市户口，他们无法融入城镇社会保障安全网。
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强。《专利法》的修订，可以有效加强知识保护力度，促进创新。政府还加大力度规范企业的垄断行为（包括电子商务平台），以促进公平竞争。
然而，实体部门改革进展较为缓慢，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和竞争中性领域。随着杠杆率在疫情期间有所上升，国有企业去杠杆进程出现逆转，同时盈利能力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有企业对稳定经济的作用。此外，一些迫在眉睫的改革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九）新冠疫情也使不平等问题凸显出来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数百万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家庭储蓄很高，但主要来源于中高收入家庭。尽管就业结构更多转
向服务业就业，但劳动参与率和工资的性别差距在扩大。虽然我们很难全面评估此次疫情的影响，但考虑到低收入家庭面临失业或降薪，收入不平等可能有所扩大。由于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更高，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居民消费复苏乏力。
（十）财政不平衡限制了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能力
中国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支出责任，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就存在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而且缺口还在不断扩大，这些缺口主要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其他资金来源来填补。随着疫情的出现，经济活动疲软以及临时性税费减免措施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制约了他们应对危机的政策空间，从而导致总体财政政策有效性下降。
二、逐步向私人需求切换（一）预计 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7.9%
在基准情景下，经济活动的正常化预计将持续下去，随着收入的逐步复苏，居民消费和商业投资将增加。支撑2020年经济复苏的房地产投资预计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中国计划推出审慎措施。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提振了外部需求，出口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与疫情相关的产品。预计 2021年财政政策将保持总体中性，而货币政策尽管预计将有所收紧，但仍会维持“适度灵活”。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增速预计到2021年底将放缓至12.2%。在 2020年第二季度出现强劲反弹后，社会融资总量环比增速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放缓，预计到 2021年下半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二）基准预测建立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假设上
新冠疫情传播风险仍没有消除，但并不会阻碍经济复苏。预计中国不会再次出现全国范围的疫情爆发和封城，并且2021年有可能推出有效的疫苗和疗法。到 2021年底，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将继续抑制服务业的复苏。
外部紧张形势不会升级。尽管中美贸易摩擦预计将继续（包括维持双边关税和一些技术准入
限制），但我们仅将摩擦进一步升级视为可能的风险。
（三）主要受疫情影响，预计2021 年经常账户盈余将进一步扩大
2019年外部头寸大体上与中期基本面和理想政策下的水平保持一致。受国内需求疲软和贸易流动（特别是库存周期）变化的影响，为应对（预期和已实施的）美国关税上调，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从 2018 年的 0.2% 扩大至 2019 年的1%。汇率波动性上升，人民币在 2018-2019 年的贬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升级。
预计 2020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扩大至GDP的 1.9%，到 2021年将收窄至 1% 以内。2020 年经常账户盈余增长，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出境旅游客流锐减、国内生产较早复苏和出口价格大幅上涨、与疫情相关产品出口激增。这是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美元汇率均走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外汇储备大体保持稳定，监管部门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相对有限。据我们初步估计， 2020年中国总体外部头寸基本与2019 年持平。
（四）经济增长前景及风险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复苏将通过提振跨境贸易和大宗商品价格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我们的分析显示，中国2020 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在 2020 年和 2021 年累计推动全球GDP 增长约 0.6 个百分点，其中约四分之一（0.15个百分点）来自对外溢出效应。
经济正在逐渐适应“疫情常态化”，但预计中期内经济活动仍低于产能水平。技术和数字化服务在疫情期间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零售与食品服务、医疗保健、教育和娱乐行业。不过，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不景气、公共投资低效率导致发展不平衡、工作场所卫生安全要求提高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资源跨部门分配需要时间，这些因素都可能对GDP潜在增长水平产生永久的影响，导致 GDP增速低于疫情前。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速放缓，GDP潜在增长水平将在中长期继续放缓。但在短期内，随着国内居民需
求的逐渐复苏，预计到2021 年产出缺口占GDP的比重为-1.8%，然后逐步缩小。在此基础上，预计核心物价指数通常将保持温和，2021年 CPI增速低于疫情前3%左右的目标。
未来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下行风险。医学技术的进步（如比预期更快地发现和分配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将有助于提振信心，并使得中国和全球经济的恢复快于基准预测。主要的下行风险包括：（1）在短期内，如果疫情卷土重来或金融环境突然收紧，从公共需求到私人需求的转型可能会中断；（2）外部环境可能在多个方面变得更加不利；（3）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出现，洪涝灾害、极端高温、空气污染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疫情导致金融风险累积。主要体现在非金融部门、住房和银行的金融脆弱性上升，而金融领域去风险进展较为缓慢。
私人部门债务特别是企业债务大幅增加。预计企业债务在 2020 年将上升约10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达到127%，增幅与过去 3年的降幅大致相当。居民部门债务预计将增长2个百分点，增幅相对温和。
银行对贷款展期以及放宽对不良贷款的认定口径，可能导致信贷质量下降，尤其对于小型银行而言。2020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报告的不良贷款和信贷拨备分别增长了约18% 和 34%，而利润下降约9%。在资本市场上，银行业股票估值已触及历史低点，反映了市场对其资产质量恶化的担忧。市场主要担心消费贷和中小企业贷款不可持续，特别是金融支持政策到期后。一些财务状况较差的国有企业不断出现债务违约，也进一步增加了银行资产负债表压力。
中小银行面临的压力增大，可能导致信贷收缩。在疫情前，中小银行的脆弱性就已经凸显，融资条件不断收紧，监管部门对2019 年年中以来偿付能力出现严重问题的三家银行进行了干预。疫情进一步增加了中小银行的压力，而这可能导致非金融企业贷款减少的恶行循环。
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正在向企业和银行业溢出。地方政府债务水平预计到2020 年底达到GDP 的25%，而财政收入增长却在放缓。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正在影响地方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状况，这些企业和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较弱，可能更多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政府财力较弱的地区，企业的信贷息差明显扩大。此外，地方政府已获授权向地方银行注入 2000亿元用于新增债务融资，这将深化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金融联系。
房地产市场调整或房企融资条件改变都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私人需求不足可能会导致房价调整，从而加速房价螺旋式下滑。在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房地产开发商的杠杆率已经高企，占企业债务总额的比重达到12%，并通过发行离岸美元债券积累了大量外币债务。一些高杠杆的房地产开发商由于经营状况恶化或融资条件收紧而出现资金困难，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进一步调整，并累及经济复苏。
三、确保复苏和恢复平衡增长的政策建议
为确保经济复苏，需要持续的政策支持，特别是提振私人需求和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这一战略的关键要素包括：（1）支持私人需求和经济再平衡。财政政策应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促进私人需求和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同时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宽松，以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并避免金融条件过度紧缩。（2）提高支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包括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进一步向现代化的利率市场化方向转型、完善宏观财政框架、加强政府间财政协调等。（3）防范金融风险。随着经济复苏逐渐步入正轨，非常规金融措施和货币政策应主动退出，并通过加强监管和完善监管体制来解决不良贷款和金融脆弱性问题。
（一）支持私人需求和经济再平衡
1. 由于经济疲软，2021年财政政策应保持适度扩张。具体而言，中国可以制定更加温和的刺
激计划，并保持当前的赤字水平。中国当前拥有一定的财政空间，可以通过帮助更快地缩小产出缺口、确保公共需求向私人需求转移，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提供保障。
预计到 2022年中国经济实现复苏，财政政策应转向巩固经济增长。减少预算外地方政府投资和扩大税基等税收制度改革有助于长期稳定债务水平，同时在短期内巩固复苏基础。
2.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支持居民消费，将使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并促进经济再平衡。中国传
统公共基础设施存量已经很大，因此长期投资回报将远远低于过去的水平。建立一个可靠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下行期间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转移支付，将更有利于经济复苏。这也可以降低家庭部门储蓄率，在中期内重新推动经济转向以居民消费为基础的再平衡，增强经济增长的韧性。
3.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改革将有效提振私人
部门需求。具体包括：（1）大幅扩大失业保险特别是农民工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2）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定向转移支付，如向没有失业保险的失业者提供转移支付、扩大低保的福利和覆盖范围（特别是在低收入地区）；（3）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扩张医疗保健能力，增强未来应对潜在疫情的韧性；（4）进一步推动税收制度改革，提高税制的累进率，拓宽税基，减少低效的生产环节税费，降低社保费率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最低费率。
4.以利率为主要工具的宽松货币政策将支持经济复苏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应继续实施支持性
的货币政策，直到有明确迹象表明私人需求已得到增强，以及 CPI可持续地上升到目标水平。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应重点关注传统利率工具（7天逆回购和1 年期MLF），并通过释放充足流动性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来确保短期银行间拆借利率在政策利率水平附近波动。再贷款便利或窗口指导等非利率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时作为紧急的信贷投放工具，但随着经济复苏和金
融市场企稳，应逐步取消这些可能导致潜在扭曲的措施，否则，长期而言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和定价失真的问题。
5.保持汇率弹性有利于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风
险准备金率从20% 降至0，对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中的逆周期因子参数进行调整。未来，对投资组合流入和流出的进一步自由化将加强市场对汇率的决定作用。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不应该用于管理资本流动周期或替代必要的改革。监管部门应及时发布外汇干预信息，以提高政策框架的透明度、可信度和沟通能力。
6.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化解金融风险。第一，
随着经济企稳，临时性的金融支持措施可以逐步退出。放宽不良贷款认定口径和贷款展期的措施，缓解了企业和银行的压力，并有效避免了潜在的信贷紧缩。随着经济复苏趋势进一步巩固，这些措施应逐步取消，因为它们可能会增加道德风险，并抵消近期在加强银行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方面取得的进展。应要求银行披露有关贷款如何重新分类和重组的信息，以增加市场对其财务报表的信心。此外，应尽快加强不良资产识别，扩大金融资产覆盖范围，扩展不良资产分类。
第二，进一步加强监管框架。具体包括以下领域：（1）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协调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2）加强对网络借贷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防范相关金融风险；（3）落实资产管理改革措施，提高监管能力，加强应对金融机构治理和关联方风险的审慎政策；（4）进一步发挥股权融资的作用，抑制过度投机特别是对小盘股的过度投机，继续推进以注册制为基础的IPO制度改革。上述领域的措施将有助于防范金融部门和资本账户进一步自由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三，完善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监管政策。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2020 年 10 月的报告中指出了在技术合规方面取得的进展。未来还需进一步增加在中国经营法人实体利益所有者的透明度（这同样也是反腐败措施），引入全面的法律框架来实现联合国金融制裁目标要求，以及加强金融部门监督和预防措施。
第四，制定全面的银行重组办法，以增强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并提高其支持经济复苏的能力。随着临时性支持政策逐步取消，制定清理薄弱银行并防范道德风险的全面解决方案，对于化解银行体系风险至关重要。在《商业银行法》修订案中引入银行破产内容是一个重要步骤。制定银行重组办法应注意以下几点：（1）确保有充足的资本缓冲和流动性缓冲；（2）优先考虑银行资本中的普通股；（3）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全国性银行处置机制；（4）建立临时处置基金；（5）利用公共资金进行资本补充应该作为最后考虑的手段； （6）培育一个良性运转的不良债务处置市场。
第五，企业支持措施应逐渐被帮助企业重组和将劳动力、资本等资源重新分配给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的政策所取代。市场化的企业重组框架有助于去杠杆和企业退出。该框架应包括破产公司分类、损失确认、债务分担等各方面内容。应进一步完善破产和债务执行的法律框架，以解决债权人协调、合同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而有序化解债务。公共信用担保可以帮助有发展前景但暂遇困难的企业再融资，改善民营企业的信贷供给。
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向国家信用担保基金以及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提供财政资金，相当于向中小企业增加信贷供给，同时可以尽量减少对信贷分配和风险定价的扭曲。
（二）通过改进政策传导机制来最大化政策空间
1.货币政策框架应进一步增强利率传导的有效性。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框架进行了改革，通过将LPR 与一年期中期借贷利率重新挂勾，并将所有新增和存量贷款的利率与 LPR 挂钩，使银行贷款利率更能适应政策利率的变化。此外，取消存款和政策性贷款的利率指导等改革措施，缓解了监管带来的扭曲，并强化
市场定价功能。这将使得政策利率下调对银行融资成本的传导更有效，从而支持银行能够提供更多的新增贷款。这些改革还将扩大银行对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等高风险借款人的信贷供给，减少对可能扭曲市场的定向贷款政策的需求，并降低金融风险。此外，应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和外汇衍生品市场，以加强政策对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传导，并通过适当的外汇风险对冲工具使得汇率波动更加灵活。
2.建立宏观财政框架可以进一步改善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考虑到短期内经济复苏的状况，该
框架将有助于评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并提振市场对中期内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
3.加强政府间协调机制，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推动跨省财政风险分担。向受疫情影响最
严重的地区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有助于分散经济冲击造成的负担，并最大限度提高财政政策对全国GDP增速的影响，因为产出缺口最大的地区投资乘数往往更高。主要的改革建议包括：（1）建立自动的、非累进的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机制；（2）纠正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的不匹配；（3）打击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如禁止某些商品和服务的跨区域流通、指定服务提供者、户籍限制等，以帮助企业和家庭更好适应未来的特殊冲击。
4.数字技术有助于更好地为弱势家庭和受影响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政府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更
有效地提供支持性政策。例如，通过金融科技平台发放消费券和允许在线申请失业救济等措施彰显了数字技术在消费支持和社会救济等领域的潜力。数字技术还可以提高给付的透明度。
金融科技可以更积极地为小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从而实现包容性复苏。一些支持性政策利用金融科技贷款平台和网上银行来进行目标人群定位，因为这些平台主要面向小微借款人。
行为大数据可以帮助金融科技公司更好地根据商业周期调整贷款条款，以保护贷款方和借款方免受抵押资产价格恶化的冲击。有证据表明，金融科技促进了各地区和各收入群体之间更具包容性的收入增长，可见利用金融科技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疫情后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完善监管框架有助于应对金融科技的潜在风险以及数据治理方面的挑战。
5.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提高支付效率。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多个地区和电子支付平台进行测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可增强金融包容性，从而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助于更加针对性地提供财政支持，提高公共财政的透明度。中国人民银行需要谨慎监测和评估潜在的干扰和攻击等操作风险。
（三）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适应经济复苏的步伐
1.如果经济复苏未能达到当前的基准预测，宏观经济政策将不得不加快步伐。如果经济下滑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低收入家庭的损失将更大，这表明需要向最弱势群体提供额外的支持政策（主要是增加社会救济支出等措施）。加快强化市场作用、促进公平竞争、扩大开放的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支撑经济增长，使宏观经济政策更加有效。
2.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复苏速度快于预期，政策支持应该缩减。例如，从2022 年开始，将赤字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到2025 年左右使攀升的负债率稳定下来。上述目标可以通过减少地方政府预算外基础设施支出和加快税收制度改革来实现。货币政策应保持不变或适度收紧，以适应经济复苏和通胀的发展步伐，同时避免信贷条件突然收紧。资产管理改革等金融监管领域改革应加快推进，以支持去杠杆和金融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