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贸港建设：思想再解放与金融创新
提要:
海南自贸港建设受各方高度关注，面对千头万绪，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应该在充分认识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与机遇之后，从“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思想再解放”切入，并以金融创新支持海南通盘超常规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一、对海南自贸港建设重大意义与历史机遇的认识
中央部署在海南建设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区，这是中国现代化全局中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的先手棋和重头戏。部署海南自贸港建设，在向全世界进一步宣示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力度的同时，也将在全国产生创新的引领作用和辐射作用。我国南方已有“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分量很重的战略部署，以及深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要打造“先行示范区”这样内含于大湾区中分量也很重的并行战略部署。与此相呼应，海南的开放度比粤港澳大湾区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知，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内植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那就是虽然广东走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但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和香港、澳门一体化地去对标国际规则体系，由此来支撑并营造一个未来可以与在全球有重大影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一较高下的强劲增长区域。
与之呼应，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更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解放思想，创新发展，对接国际最高水平的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形成生产要素流动最为顺畅的状态。海南力求最高水平开放所产生的对于改革的催化、倒逼效应，是顺理成章值得重视和期待的。对于海南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振兴机遇，海南应发挥独特的引领作用和辐射作用。而且，毫无疑问，对中央的这个战略部署，在理解其相关意义后，首先就离不开关于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讨论。
二、海南新一轮建设发展迫切需要思想的再解放
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上任伊始，就特别强调了一句话：“海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中央历来对海南的发展高度重视，几轮布阵。第一轮是20 世纪 80年代决定将海南升格成为省级行政区，此后表述为“最大特区”，即它要“特”起来。经过若干年探索，海南没能在产业集群支撑力上获得应有的表现，于是启动了第二轮建设。中央把海南的发展战略明确表述为“国际旅游岛”，并给予了多项配套政策，力图再打开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打开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中央认为，国际旅游岛的战略定位还要“与时俱进”地进一步提升。所以，才有了第三轮战略安排，也就是现在上升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方案，而且要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港，将其作为一个特殊区域来实现超常规发展，并做出全局性贡献。
在笔者看来，海南前两轮改革先行先试的气势稍显不足。这里举个以小见大的例子。当要打开一个新局面的时候，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有一些新气象。20世纪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航空港建设首先表现在北京首都机场必须扩建，那是它第一轮扩建（即现在的T1）。在一些具体的硬件升级的同时，新的候机楼大厅内要布置壁画，其中有一幅壁画出现了傣族泼水节里的裸体形象。在 20 世纪 80年代，这个事情掀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上反响很大，有人甚至把它提高到姓社姓资的问题上来认识。当时一位著名的香港商界人士说，每次经过首都机场，他都要去看一眼那个壁画还在不在。如果那个壁画还在，就说明还有希望，他还可以再继续往前按意愿去做一些开拓性的创新的事情；如果壁画被撤掉了，那么就得更慎重才行。这些敏感的企业家，往往是以小见大，从这些地方来感受能做事情的空间。那幅画现在看来其实非常普通，艺术家对裸体还做了变形处理，但是在当时群情汹汹的情况下，管理当局还
是顶住了舆论压力，值得肯定的是在具体处理上体现了一定的包容性，没有把壁画直接撤掉，而是在它前面摆了一个屏风。
这就是一个以小见大的例子。多少年过去，谁还会把这当回事？可以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一朵水花，是在企业这个层面上做事情的人实际观察到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的发展脉络会以小见大地来估量他们做事情的弹性空间。这个“开拓”，按照我们学术上的表述，就是要试错、创新，就要准备在这方面承担风险。这个事例也说明，在开展相关创新性制度建设之前，先从文化氛围、社会氛围来看，会不会容忍人们去尝试这种试错和创新？
三、思想再解放中，应把握好在海南从速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原则体系
要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首先要树立一个逻辑鲜明的原则体系。在海南这片创业创新的热土上应贯彻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原则体系。具体来说，可以借鉴上海自贸区一开始就做出的原则体系设计。首先是从国际上已经接受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入手，确立对市场主体的基本态度：这些要创业创新的市场主体，还没有完成其所有手续取得法人身份时，在逻辑上就应天然地认为他们会享有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这就是所谓“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则。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都是市场主体。所有这些市场主体，如果是竞争中性的，一定也应该是所有制中性的。虽然有人批评所有制中性这个概念，但如果确立了竞争中性原则，实际上就内涵所有制中性原则，即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把民营企业看成“我们自己人”。然后，企业一旦有了法人身份，其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面对的应该是负面清单，即企业不能做什么事情。只要不碰负面清单，那么，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有了这样一个最宽松的允许试错和创新的制度环境，有了这样的弹性空间，让企业产权得到健全法治的充分保护，企业就有可能发挥出巨大的潜力和活力。
与企业所面对的负面清单相对应，政府管理部门面对的就是正面清单。对企业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几年中央一再下发文件，就是要从中央、省、市县三级，首先把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一系列有关事权的具体规定落到白纸黑字上，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事权清单后面跟着的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必须有政府履职运用财力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清单，并且“有权必有责”。所以，政府的事项清单后面还必须有责任清单。
近年来，中央已越来越清楚地强调，政府履行职能要有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绩效考评。政府的正面清单是从事权到支出责任，配之以绩效考评，以绩效考评为依据可以形成问责机制，实施奖惩。这种原则体系从上海开始，中央的要求就是要“多轮复制”。当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按照原则落实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海南必须要充分领会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在中央指导之下已经形成的这套原则体系。
应看到海南有最充分的条件，通过解放思想和配套改革，把这一套原则体系体现在建设自贸港的具体方案设计与执行之中。这个最高水平的原则体系所体现的，包括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以此与国际上最高水平的自贸区对接，从而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催化和倒逼中国深水区改革。
四、具体措施
（一）金融创新与发展
首先，从制度创新角度来说，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在海南的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一定要在一个好的配套改革方案设计和执行过程中体现出来。我国的间接金融比重明显偏高，整个中国有80%
左右的间接金融，只有20%左右的直接金融。在发展中国家前期比较欠发达的阶段，间接金融的比例居高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它相对好掌握，控制风险相对来说比较清晰。但到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直接金融所具备的一些间接金融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就会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比如，与间接金融相比，直接金融更有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而且，越是经济面临创新升级的要求时，直接金融的意义和作用就越能够凸显出来。海南在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多样化发展中，显然应逐渐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而且海南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其次，海南金融还要直接跟全球金融体系对接。要跟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经验积累对接，海南在这方面应该有我国推行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高水平表现。金融业创新发展需要综合性制度建设，应在小微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政策性金融体系建设和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领域推动机制创新。
第三，在人民币日趋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最关键的“惊险一跃”。这就需要敢于在资本项目下解除管制，全面放开，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现已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总体来说，这道防火墙还不敢拆。中国需要这样一种制度创新，但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之需持审慎态度。现在，海南的发展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机遇——海南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所以，在条件具备以后，建议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不妨在海南先行先试。
（二）产业创新与发展
海南可以推动实施各种特色园区的大发展，如出口加工区、以博鳌为基础的外交医养区、数字经济高科技孵化区、生物医药科技开发区、种业科技开发区等，在海南都可以设想，都必须得到金融支持。金融应当通过创新对此给予更好的支持。尤其是现在中央特别关注的战略性科技产业，如高端芯片、高端航空发动机，这是需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才能解决的“内循环”问题。又如种业，在海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
海南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国际旅游岛的文旅产业已经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现在又有离岛免税政策所形成的吸引力和相关的经济景气因素支持，海南在养生、养老、医疗保健以及教育、培训、创意创新设计、会展业等领域，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当然，这些也都需要金融的创新支持。
另外，海南也必须考虑现代工业的选择性发展。虽然总体来说海南基本不能考虑沿袭传统的工业发展思路，但是一些绿色、低碳、高精尖的产业门类，在海南也应该有所布局，并有选择性地逐渐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和产业支撑。
（三）超常规开展人才队伍建设
金融业、高新科技产业、高端服务业、特色行业等等，无一不高度依赖专业人才。海南通过相应的配套政策鼓励更多人才来海南贡献力量——为吸引人才，中央推出了力度空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即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 15%的部分予以免征。相比现行最高 45% 的边际税率来说，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力度很大，甚至堪比香港等低税地区。这方面海南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应该进一步考虑把培养人才团队、支撑未来发展以及“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等用人机制综合在一起，形成海南超常规发展所客观要求的智力支持。智力支持机制在很多方面也必须对接市场机制即购买服务。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通过购买服务，可以获得国际上最高水平智库的智力支持。（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