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Policy Review

“十四五”产业格局与发展趋势

- 赛迪智库

提 要 :

全球技术、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表现­出很多新特点、新趋势,产业体系外延不断扩大,新技术不断涌现,组织方式与模式加快创­新。全球产业变革带来了对­支撑能力、扩散效能、治理水平的新要求,对我国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产生影响。“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中国工业竞­争优势转变的关键阶段。当前既是实现“换道超车”的历史契机,也是利用推动新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和技术改­造提升已有产业的“机会窗口”。一、准确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新动向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技术、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表现­出很多新特点、新趋势,也随之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新挑战,这些都会对我国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产生影响。(一)宏观层面:产业体系外延扩大,各国都在积极应对

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扩大了产业发展边界,成为全球产业体系变化­的核心动力。当下,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科技创新正迅速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不断涌现,并深度融合、广泛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扩大产业体系边界、重塑世界格局的新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本质是将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应用于工业产­品的制造、流通、贸易环节,促进工业向智能化、集成化发展,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变­革的目的。这些变化还引发了产业­发展构成要素的变化。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无形资产较有形资产对­经济具有更大贡献,大数据已经突破了原先­以劳动、资本为核心的传统生产­要素,逐渐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2.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化趋势减弱,保护主义抬头,基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受到威胁。近年来,全球化趋势减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出口增速放缓,

贸易和资本流动占全球­GDP的比例增长已现­疲态,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下降,新增贸

易成交量处于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都有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倾向,全球化面临下行拐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提高­了产品内贸易的整体成­本,扰乱了基于全球分工的­供应链体系,进而使全球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3.世界各国纷纷制定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抢占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积­极寻求构筑未来中长期­增长的支点。美国提出制造业复兴计­划,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也都各自提出了­振兴制造业的战略或计­划。以微软、IBM为代表的大型跨­国科技公司纷纷把战略­资源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领域配置;以GE 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也在向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司和软件主导的公司­转型。(二)微观层面:新技术涌现,组织方式与模式加快创­新1.以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成为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是继互联网之后信息技­术领域的又一次颠覆性­创新。随着大数据的普及,人类活动将全面数据化,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等应用技术不­断拓展,形成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环境,大数据将全面重塑人类­社会,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生物技术目前正由生物­医药、生物农业向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等领域拓展,以30% 的年增长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产业。

2.以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为代表的组织新­模式。随

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的应用普­及,越来越多的平台型企业­迅速崛起,平台经济模式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最大的 100 家企业中,有 60家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平台类业务。以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为代表的新的组­织方式,形成具有高度黏性的平­台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GE和博世是其中的代­表性企业,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

3.以产学研合作、国家实验室等为代表的­组织方式创新不断深入。以众创、国家实验室、产

业联盟为代表的创新型­组织方式,加上企业之间的联盟协­作、政府与技术协会密切合­作,共同促进官、产、学、研深入合作不断创新。其中,美国强调企业之间的联­盟与协作,各种协会与技术联盟为­实施主体,政府主要提供间接引导­和补充。如美国的SMLC(智能制造领导联盟)、NCMS(美国制造科学中心)以及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MT(美国制造技术协会)等工业界领导技术联盟,都各有其会员生态和技­术重点。德国则率先建立了工业­4.0平台,通过这种“赛博机制”

的价值网络实现企业的­联网与集成,将德国已具备较强竞争­实力的各类制造业相关­企业连接成一个云化和­智能化的整体,从而组团出海,形成可持续的国家竞争­优势。

4.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经­济新业态迅速崛起。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在交通、住房、知识众包众创等多个领­域快速发展。Uber、airbnb 为代表的创新性共享经­济商业平台,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组织­的管理模式产生了颠覆­式的影响,也给传统营销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共享经济突破了行业和­要素的边界,打破了原先行业竞争格­局,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整合­与优化。共享经济平台的出现,极大地颠覆了传统的链­条式商业模式。“劳动者—商业组织—顾客”的传统商业模式将逐渐­被“劳动者—平台—顾客”的共享模式所取代。

(三)全球产业变革:对支撑能力、扩散效能、治理水平提出新要求

1.基于产业支撑体系的需­求逐渐增加,对教育、培训、金融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增加了­基于产业支撑体系的需­求,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由于体制内的培养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目前可行的解决途径是­通过孵化器等体制外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如凭借加强大数据科普­与宣传、增加大数据竞赛等方式­去更好地满足大数据人­才培养的诉求。与此同时,新时代还对金融和信用­制度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颠覆性技术和后金融­危机思维模式下,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需要通过自身的不断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政策上要鼓励民间资本­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产­业基金和引导基金,鼓励PPP模式,但要防范金融风险和各­种私人资本套利的风险。

2.有些国家不同程度地采­用贸易壁垒阻碍全球化,新技术、新产品的扩散受到影响。全球化

的势头趋于平缓,新技术、新产品的扩散受到影响。1960-2015 年,按实际值计量,世界贸易平均增长率达­到6.6%,同时产值平均增长率为 3.5%;然而,2008-2015 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按­实际值计量仅为3.4%,同时全球产值年均增长­2.4%。在日益发酵的不安全感­下,反移民、担忧恐袭、捍卫贸易保护主义等行­为普遍存在,与全球化背道而驰。与此同时,多边贸易体系建立推进­缓慢,为新技术、新产品的流通增加了阻­碍。一方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成员­越来越多,世界贸易组织全体一致­的表决机制决定了谈判­只能在众多成员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已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性难题,如降低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全球化步伐相对来说减­慢了,这给技术扩散效应带来­不利影响。

3.产业新体系的高度不稳­定性对政府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需要探索形成市场与政­府合作的协同式治理体­系。技术在演化过程中趋于­增加自己的复杂性:人类现代复杂技术的发­展往往是以不断单边追­求自身利益和经济飞跃­为最终驱动力,加之各类相关技术发展­水平的不一致,为片面追求人类利益服­务的复杂技术的创造、应用和推广引发了诸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破坏、人口爆炸等一系列困扰­人类社会的全球性问题。对于社会治理体系而言,技术进步极大地影响了­组织的结构以及运行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新技术的不断引入使得­组织效率得以提升,新技术的推广使得技术­引发制度变革的过程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政府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合适位置,已经是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职能的重要课题。近年来,面对科学技术的日益复­杂、社会脆弱性的不断凸显,各国政府开启了再造公­共管理体系的运动,如美国、英国等国家从2008 年开启了以提升管理透­明度、开放公共数据应用为核­心的开放政府建设。但是,审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制度关系的改革­与重构,还是具体手段的更新与­换代,都需要依赖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技术的强力支撑,使社会治理的能力与时­俱进,以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挑战。面对公共管理方面的现­实挑战,公共管理者应当将目光­投向前沿的科学技术,

借助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应对挑战,探求构建市场与政府合­作的协同式治理体系。

二、“十四五”及中长期我国制造业发­展趋势分析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中国工业竞­争优势转变的关键阶段。要深刻认识到,本轮新工业革命使全球­正在开启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工业化进程。在这轮全球工业革命的­大颠覆、大变革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处于大致相同的起­跑线,这既是实现“换道超车”的历史契机,也是利用推动新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和技术改­造提升已有产业的“机会窗口”。如果不能抓住历史机遇­使中国工业化深入推进,就会被发达国家甩开更­大距离,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需要花费数倍甚至无法­计算的代价和时间才能­缩小差距,影响或延迟中国复兴进­程。因此,“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应顺应新工业­革命的趋势,在前沿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等方面加紧抢跑,促进工业化进一步深入­推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掌控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关键和核心环节,并使其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推动力。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应­完成的战略任务

1.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工业强国都需要一定规­模和比例的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例如,2018年美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提出,先进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引擎和国家安全­的支柱,美国需要保持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从而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2019年德国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 2030 年制造业比重从23% 提高到25%,欧盟比重提高到20%的目标。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制造业

占 GDP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32.5% 下降到 2016 年的 29.0%,2018 年回升到 29.4%。2018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9770.8 美元,但制造业比重仅略高于­人均 GDP 达到 31362.8 美元的韩国(制造业占比27.2%)。从整个国民经济层面看,按照传统的统计口径,作为主要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由大到强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比重,扭转“脱实向虚”的趋势和避免制造业“空心化”倾向,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到 203 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大约30%的水平为宜,至少应保持在27% 以上。

2.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在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工业发展以模仿、跟随发达国家的技术路­线为主,主要通过增加资源、要素投入实现产业规模­的扩张。2010 年以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规模和数量已经不是中­国工业的主要矛盾,而且目前在许多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粗放式、高速增长给资源、生态、环境、减排等方面造成巨大压­力。“十四五”期间,工业发展要依靠技术创­新的带动,以发展质量提升弥补发­展速度减缓的负面影响。从结构的角度看,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包括过程质­量提升和结果质量提升。过程质量提升是指工业­的运营过程中减少和优­化要素投入,降低对环境社会的不良­影响。在资源和能源投入方面,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采用更环保的生产装备­和工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方面,不断提高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重点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创新驱动制造业的­发展;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实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升和制造业人­力资源的明显提升。结果质量提升是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明显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3.推进工业高级化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并不意味着工

业化就要结束,中国工业化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大多数工业细分­领域都实现了从0 到 1的突破,但高精尖产品的技术水­平、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整体上与世界领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核心技术和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基础不牢、缺乏核心技术成为制约­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使中国面临供应链中­断的巨大风险。推进深度工业化,一方面需要找准关键“痛点”下功夫,加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工业­软件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补齐工业“短板”;另一方面,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及早布局,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的突破,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4. 实施“智能+”战略,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在中国工业化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其本身技术创新­持续形成的动力。新工业革命使“两个IT”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给工业发展赋­能的重要力量,服务化转型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从一些特定产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提高转向­工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推动“互联网+ 制造”、“智能 + 制造”,加快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既要重视数字经济的模­式、业态创新,又要重视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赋能,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传统­产业的创新能力以及效­率和效益,通过服务化开拓新的增­长点、提高市场竞争力。

5.推进全面开放,增强全球价值链掌控力。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企业实力弱、技术水平低,中国主要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以贸易为主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力的壮大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使中国企业具备­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深

度国际化的能力,而国内要素成本快速上­涨也给中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提出了­扩大国际化布局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一般规律,因此需要打造以中国为“头雁”的“国际版雁阵模式” (蔡昉,2019)。“十四五”时期,工业布局结构调整的重­点除了继续优化各个产­业部门在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的布局,还要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模式加强和­优化中国工业企业在全­球的布局。通过国内“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逐步构建由中国参与的、区别于发达国家过去仅­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资­源的、最大程度实现双边或多­边“共赢”的国际制造业分工新框­架;利用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制造网络,进而培育一批全球价值­链的旗舰企业、链主企业。

6.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内需对工业发展的­拉动作用。2018 年中国商品出口 24867.0 亿美元,其中,制成品出口 23181.5 亿美元,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7.6%,中国制成品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57.9%。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增加出口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内经济也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且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冲突。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 2018年以来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给我们提­出了警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但国内供给能力尚不能­完全匹配国内需求,大量内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内需规模持续扩大,内需水平不断升级。“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发展要抓住­随着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和需求升级的机­遇,针对国内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型形成的­热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将工业增长的拉动力更­多转移到内需上来。(二)“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与领域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需­要立足于传统产业规模­大、吸纳就业多的现实条件,着眼于应对新挑战与抢­抓新机遇,提升存量与开拓增量并­举,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前沿技术产业。中国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新科技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正在

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后发国家­实现“换道超车”的机遇。中国工业需要及早进行­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中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加快推动先进技术、前沿技术的工程化转化­和规模化生产,在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的同时,力争形成一批不可替代­的“杀手锏”产品,破解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卡脖子”的制约。

2.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在中国低

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管理效率,而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正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内汽车、家电等行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相对较高,食品饮料、化工等行业正在加快自­动化和信息化进程。虽然在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研究层面的技术突破都­将智能制造作为重点支­持的方向,但中国智能制造在实际­应用上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专业化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成为中­国工业智能化转型的关­键阻碍之一。加速培育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不但成­为切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该产业有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巨大潜力。

3.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制造产业。绿色

制造是指既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也能兼顾环境影响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先进制造­模式。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工业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在“先污染后治理”思维的影响下,造成了资源

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阶段,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载体仍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粗放型模式带来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结构扭曲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制约着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低碳发展”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理­念,在世界各国着力推动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大趋势下,实现中国工业集约型增­长,加速推进绿色制造,不仅有利于维护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而且由于工业节能减排­潜力大、技术和市场条件相对较­好,能够产生更显著的效果­和广泛影响,并催生新的产业部门。

4.高效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全球经济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并与国内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相互叠加,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给稳定就业形势带来了­一定挑战。在此背景下,坚持发展高效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实现全面小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应坚持发展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电­子产品组装、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加速行业整合、减轻国有企业社会负担、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产能过剩、竞争力较弱的困难行业­要转型发展,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拓展产品应用空间,创造更多需求市场,以此稳定和增加新的就­业岗位。通过升级产业结构和劳­动者技能,推动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不断提升。国内居民消费升级已为­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是中国内需最大潜力所­在。充分挖掘内需,发展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型消费品产业,不仅有利于减轻国民经­济对出口、投资的依赖,为保增长贡献力量,也有利于适应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浪­潮,为中国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位置创造­市场条件。可以围绕消费需求旺盛、与居民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新型消费­品领域,重点发展适应消费升级­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超高清视频终端、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消费级无人机等新型信­息产品,以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在这些新型消费品领域,鼓励企业深度挖掘用户­需求,加强创新设计,丰富产品种类,创新营销手段,拓展个性化定制、增值信息服务等服务型­制造内容。

 ??  ?? 2020 年 12 月 29日,南昌城市大脑(一期)上线。南昌城市大脑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打通市直部门、省直部门千余类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推动业务协同,驱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图/ 中新社
2020 年 12 月 29日,南昌城市大脑(一期)上线。南昌城市大脑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打通市直部门、省直部门千余类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推动业务协同,驱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图/ 中新社
 ??  ?? 2021 年 3 月 1日,小马智行首批从标准化­生产线下线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广州中心城区道­路进行路测展示。广州市南沙区计划全域­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并在该区庆盛区块打造­自动驾驶测试基地,积极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先行试点区建­设。图/ 中新社
2021 年 3 月 1日,小马智行首批从标准化­生产线下线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广州中心城区道­路进行路测展示。广州市南沙区计划全域­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并在该区庆盛区块打造­自动驾驶测试基地,积极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先行试点区建­设。图/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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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清明节”前夕,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各纺织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车间、订货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图/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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