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大盘点
提 要 :
过去几年，我国服务业发展迅速，新兴业态空前繁荣，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持续升高，这被视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占GDP 比重连年下降，2019年仅为 27.17%左右。当前大国战略竞争中，“制造业回流”和“强化产业链控制力”特征突出，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应对更是加剧了这一态势。在“十四五”规划中，“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被放在了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也明确要求，“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
因此，在新的五年发展中，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二、三产业的比重调整，更重要的是要转向产业间的融合和协同发展。服务业在总量不断壮大的同时，如何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并为制造业、农业插上转型的翅膀，变得十分重要。上市企业是经济微观主体中的优质资产，从上述目标出发，盘点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的现状和成长经验，“弄清家底”，对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与制造业的融合互动都是一个有益的过程。
一、服务业上市公司概况（一）企业自身和资本市场环境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上市企业数量有了大幅增长。有几个关键时间点值得关注。2005年，我国全面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自此我国资本市场进入“股改全流通”轨道。资本市场的一二级通道被打通，风险投资者们有了通畅的退出渠道，这使得企业上市进入了快通道。
2009年，创业板在深圳推出，不仅拓宽了上市通路，还打通了人民币基金的募、投、
管、退全链条，使得“本土募集、本土投资、本土退出”创投模式得以形成。积攒了多年的风投项目集中爆发上市，2010年 IPO 数量 309 家，远超历年142家的平均值。2015年年初，新三板从深交所独立出来，面向全国的中小企业开放。2019年，科创板在上交所正式开板。
如果说政策安排降低了上市门槛，2015年席卷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在源头上提供了更多、更有价值的上市标的，在这轮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思维为基础的创业潮中，服务业占据了很高比重。
于是，自 2005 年之后，服务业上市企业数量迅速增长。其在 2009 年后的创业板市场、2015年后的新三板和 2019年后的科创板都有着不俗的表现。考虑到和其他板块相比，新三板更接近于注册制，投资门槛较高、流动性相对较差，因此，从可比性和一致性的角度，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中的服务业上市企业（以下简称样本）。本报告将以2005 年为起始年份，观察过去15年服务业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并通过对 2005-2019 年间研究样本不同层面的结构化描述和分析，力图呈现中国服务业企业发展的现实面貌、发展特点以及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二）数量占比不足三成，上市空间有待挖掘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样本中上市服务业企业共有 1051家，占同口径板块全部上市公司的比重为28.10%。样本企业总体实现营收 19.16万亿元、创造净利润 2.71 万亿元，所使用的固定资产为 4.16 万亿元、雇佣员工数量为869 万人，分别占同板块全部上市公司各项指标的38.26%、27.51%、35.91%、65.87%。
服务业企业数量占比不足三成，上市空间仍有待挖掘。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为53.95%，吸收的就业人数也达到了 47.4%，但样本企业的各项指标（除了净利润）所占总体的比重均不足40%。其主要原因是服务业企业的经营现状尚难以达到上市门槛，尤其是我国服务业企业平均规模整体偏小，很多行业的盈利水平不佳等问题突出。而实际上在很多互联网新兴服务业态企业的成长中，短期盈利水平也通常不是其追求的首要目标。上市门槛条件和企业经营实际在这一维度上出现了不一致性，很多新业态企业选择到境外上市。因此，样本企业并没有囊括以BAT为代表的一批优质互联网服务企业。2019年6 月 30日，我国开设科创板，对企业盈利不作硬性要求，也正是适应新兴业态的发展趋势，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为宽松的资本市场环境。
从样本企业在不同板块的分布情况看，沪深主板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具体而言，沪深主板数量628家，占比接近60%。而其创造的营业收入占比达到了89.09%，净利润占比达到了 97.55%的高水平，所使用的固定资产占比为93.88%。显而易见，主板的服务业企业个头更大，资产更重，获利能力更强。与此同时，科创板的17 家企业“名副其实”，16家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1家为研发服务企业。值得一提的是，科创板的净利润率①在四个板块中最高，为18.17%，表现出很好的发展前景。但这17 家企业在 2019年的平均营业收入仅为 6.66 亿元，远小于其他板块的企业规模（沪深主板 271.76 亿元、中小板83.71 亿元、创业板 24.77 亿元），未来成长还有很大空间（表1）。
（三）A股中的利润担当，金融业贡献了一半
上述对样本企业在 2019年经营情况的基本描述显示，服务业企业用了相对少的企业数量和要素投入水平，创造了更多价值，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是“优质资产”。尤其是在净利润的份额贡献上，样本企业用 1/3左右的要素投入水平创造了2/3左右的净利润。以营收利润率为考量，样本
企业是全部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1.72 倍。通常认为，这是由金融业较高的行业平均利润水平所致。2019 年，117家金融企业在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占比中确实达到了 52.09% 的高份额。因此，本文剔除金融业的影响后考察样本企业各项指标在全部上市公司中所占比重，发现非金融服务业企业的净利润占比剩下 28.78%，与企业数量 25.78%和营业收入 25.43%的占比水平基本一致，各项比例相差不大。此外，非金融服务业企业的员工数量和固定资产占比，相比于企业数量占比的下降，降幅更大。可以判定的是，在服务业内部，金融业不仅是利润贡献的担当，相比于其他服务业企业，还显示出了资产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特质。尤其是固定资产占比仅剩下19.10%，也显示出非金融服务业企业很强的轻资产特质。
在金融业内部，我们发现36 家银行以 32.48%的企业数量比重，使用着 85.86% 的固定资产、雇佣着 68.26% 的员工，产生了 58.65% 的营业收入和 79.48%的净利润。可见，相比于非银行金融服务，银行业表现出更强的盈利水平、资产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特质。简而言之，金融业尤其是银
行业支撑了服务业利润水平的“优质性”，同时提高了服务业的资产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程度。
（四）服务业比制造业经济效益更高、要素投入水平更高、人员素质更高
按照我们观察服务业上市企业样本所在的板块同口径，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达到了2351 家，是服务业上市数量的2倍多。通过对各项指标平均值的梳理可以看出，服务业企业的数量虽然相对较少，但呈现出经济效益水平更高、要素投入水平更高、人员素质更高等特点。通过前文分析，考虑这些差异可能受金融业的影响较大，这里着重分析对比去掉金融业后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差异（表2）。
从经济效益上看，非金融服务业企业平均营业收入 112.86亿元，高于制造业企业平均营业收入 71.01 亿元，前者是后者的 1.59 倍；非金融服务业企业平均净利润为 6.06 亿元，也显著高于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净利润 3.41 亿元。从要素投入及水平上看，非金融服务业企业平均固定资产、平均员工数量分别是制造业企业的1.15倍和1.16倍；用一个企业所拥有的本科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
到全部员工数量的比重来代表员工素质，非金融服务业企业是制造业企业的 1.62 倍。从产出效率看，制造业和非金融服务业的人均创收分别是149.59 万元和 205.71 万元，后者是前者的 1.38 倍。在人均创利上，非金融服务业是制造业的1.37 倍。而以上这些指标，在加入金融业的影响后，服务业企业比制造业上市企业各项指标都要更好。
二、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成长质量分析（一）数量大幅增长，不同行业、上市板块和所有制的结构不断优化
在资本市场不断优化的进程中，日渐壮大的服务业上市数量也大幅增长。2005年，我国服务业上市公司仅有432 家（沪市主板 424 家、中小板 8家）。经过 15年发展，服务业上市企业增加了 619 家，总计达到 1051 家，是 2005 年的 2.43倍（图1）。同期制造业上市企业增加了1684 家， 2019 年的上市数量是 2005 年的 3.52 倍。相比较而言，服务业企业的上市速度并不快，这可能和很多互联网新兴企业没有选择在A股上市相关。但 2005-2019 年间，我国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还是呈现出由沪深主板、国有企业、消费服务业主导转向创业板、非国有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主导的局面，结构不断优化。
具体而言，从上市板块来看，创业板增加最多，其次才是沪深主板。2005-2019 年，沪深主板增加 204 家、中小板增加 174 家、创业板增加224家、科创板增加17 家。从年份来看，2010年和 2017年增加数量最多，分别为86 家和 85 家。这和 2009 年的创业板开市以及 2015 年前后蓬勃发展的“双创”有很大关系。从所有制来看，非国有企业新增更多。15年间，非国有服务业企业增加了 500家，国有企业仅增加了119 家。
从行业来看，生产性服务是增加主力，生活类服务业态仍旧不足。
15年间，信息软件①服务业新增企业数量最多，为 250家，占到全部新增服务业企业的40.39%。其中有互联网服务企业 53家、软件信息服务企业 186家软件、广播服务企业11家。可见，虽然互联网服务企业大都选择海外上市，但是仍有更多的软件信息服务企业留在了A股市场。与此同时，在 2005 年仅有7家上市的科技服务业，新增企业数量达到了42家，增加了6倍，是所有行业中增幅比例最大的。这些企业为制造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技术支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房地产业在2005 年的企业数量高达103家，新增企业仅为17家，增幅低至 16.5%，为所有服务业行业中增幅最低。这是政策层面调控的结果，也和房地产进入存量市场不无关系。新增企业反映了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和活力，众多科技型生产型服务业企业的上市对此是个很好的注脚。
其次是金融业、批发零售和运输仓储企业，
紧随信息软件之后，其上市数量分别增加了75家、55 家和 52家。企业数量增加最少的为居民服务、住宿餐饮、教育和卫生服务企业，分别为1 家、3家、5家和 7家（图2）。分析其中的原因：在互联网大发展的浪潮中，教育和住宿餐饮等企业快速涌现，但面临速生而后夭折的难题，能够活下来持续发展的优质企业属凤毛麟角，选择在A股上市的企业更是匮乏。居民服务业依然存在企业规模小和发展不规范的问题，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仍不时触及提供持续安全服务的底线，也需要突破诸多政策性壁垒。未来这些领域还有很大空间。
（二）规模扩张步伐更快，资产不断变轻，运行效率稳步好转
2005年，服务业占全部上市企业的比例为33.70%，在随后的 15年中，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趋势，到 2019 年仅为 28.08%。可见，和工业、农业相比，在上市步伐上还是相对缓慢的。而在服
务业企业上市数量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下，我们观察其他经营指标的表现，更能看出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成长质量。
首先，规模的扩张步伐更快。在过去15 年中，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重处于
上扬态势，从 23.38% 提高到 38.19% 的水平，员工人数占比也从 22.17% 提高到 35.88%。服务业上市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也从20.31 亿元增加到182.27 亿元，增长了8倍（图3）。可见，相比于工农业，上市服务业企业的规模成长得更快。与
此同时，服务业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占比和企业数量占比保持了同步下降的趋势，并在大多数年份要低于企业数量的占比，与营业收入及员工人数占比的上升态势相联系可以看出，相比于其他行业，服务业上市公司正呈现出资产“越来越轻”的态势。
其次，成长效益不断提升。2005-2019 年，服务业企业的净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重从18.71% 提高至 65.86%，企业平均净利润从 0.67亿元增加至 25.75亿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服务业中金融业高利润的贡献。剔除金融业的影响，服务业企业的净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重从 15.44% 提高至 24.27%。可见非金融服务业的获利能力相比工业和农业在增强。再观察其他指标，过去 15年，服务业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从3.31% 提高 14.13%，在 2010年曾达到 19.69% 的高水平。这正是利润水平过高以至于很多银行不好意思公布财报的时期。银行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利润的失衡引起广泛关注，随后几年，在各项政策的“干预”下，银行业利润水平逐步下降，服务业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也逐步回落。
除了获利能力，服务业企业运营效率也在显著改善。服务业上市企业的平均固定资产周转率从 2005 年的 1.67年/ 次提高到 4.6 年 / 次。考虑到服务业越来越轻的资产特质，以固定资产周转率难以准确判断企业的经营效率，我们再观察总资产周转率的变化。过去15年，总资产周转率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2010-2019 年，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从 0.0693 年 /次提高到0.0814 年 /次，逐步提升。再看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类似，也是经历了2009年的转折点，自 2010年资产负债率逐步降低，从 91.39% 下降到 2019 年的 88.71%。这应该是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关，企业开始逐渐降低负债，提升资产结构的安全水平。
再观察对服务业竞争力提升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变化情况。2005-2019 年，服务业上市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从 328.24 亿元增加至 9625.51 亿元；企业平均无形资产由0.81 亿元增加至 9.16 亿元，增长了 10.36倍，相比于企业平均营业收入的增长水平（8.97倍），涨幅更大。
当前，服务业依然具有劳动密集型特质。2005-2019 年，服务业上市企业人均使用的固定资产基本保持在40 万元 -50万元的水平，而这些企业平均拥有的员工人数从2263 人增加至 8272人，有近4倍的涨幅。同期制造业上市企业平均拥有的员工人数从 2474 人增加至 5254 人，增长了112.37%。无论是从服务业的用工变化还是和制造业比较，“人的投入”都成为服务业企业的主要支撑。因此，以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效益来观察服务业企业的成长质量是合适的。
2005-2019 年，服务业上市企业人均创造的收入从 89.74 万元增至 221.66 万元，人均创造的净利润从 2.57 万元增加至 29.13 万元，人均拥有的无形资产从 3.56 万元增至 11.07 万元，涨幅分别为 2.47 倍、11.33 倍和 3.66 倍。这除了得益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改进，与服务业企业的员工素质显著提高也密不可分。2009年，服务业上市企业的员工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仅为 20.11%，到了 2019年，这一比重已经提高至48.70%的水平。以上这些变化显示出，过去15年间，服务业上市企业的质量变得更好。三、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结构性及交叉分析
（一）不同行业分布更加均衡，发展质量差异显著
回顾这 15年间，服务业上市企业的行业覆盖更加全面，行业发展整体向好。这体现在：第一，居民服务业在 2005 年还没有企业上市，2019年，样本企业在统计口径中的13个行业中均有涉及。第二，尽管居民服务、教育、卫生社会、住宿餐饮和科学技术行业企业的上市数量依旧排在末位，但合计数量占比已经由 4.86% 提高至 7.52%。第
三，2005年，信息软件和金融业分别以51 家和42家上市数量位居第四位和第五位。2019年，这两大行业上市数量已经达到301 家和 117 家，并相应地分别跃升为第一位和第四位，除此之外，排在前五位的还有批发零售162 家、房地产 120家、运输仓储 103家。但五大行业所占的比例已经由 81.94% 下降为 76.40%，服务业上市的行业集中度有所下降，也意味着有更多行业的企业进入了上市平台，不但丰富了服务业态，也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不同行业的成长水平也存在差异（表 3）。
首先，看规模。企业平均营业收入排在前三位的有金融业、批发零售和房地产行业，分别为736.36 亿元、204.90 亿元和 257.54 亿元。排在后三位的是居民服务 3.53 亿元、科学技术18 亿元和教育 23.36亿元。这和前文分析的不同行业上市数量基本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企业成长的规模成为影响上市的重要因素。而一些企业规模偏小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出现和行业发展起步都较晚，比如科学技术服务业；另一方面则更多是因为行业发展不规范，小微企业甚至个人服务主体众多，行业集中度太低导致。比如居民服务和教育。这也成为政策层面推动服务
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重要依据。
其次，看盈利水平。企业平均净利润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金融业（182.86 亿元）、房地产（24.24 亿元）和运输仓储业（13.23亿元）。同为前三，金融业和其他两个行业差距巨大，这和企业的发展规模和盈利水平双重相关。再看更能反映企业盈利水平的净利润率情况。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金融企业、科学技术和房地产企业，它们的净利润率分别为 24.83%、12.37% 和 11.83% ；排在后三位的卫生社会、居民服务和文化娱乐，均为负值。综合来看，金融业是典型的高利润行业，科学技术服务入围三甲，或与技术服务的“高附加值”更为相关，房地产则具有典型的行业周期特质。
第三，看全员劳动生产率。金融业、房地产业和运输仓储排在人均创造利润的前三位，分别为 57.95 万元、26.58 万元和 10.57 万元。从人均创造的营业收入来看，租赁商务、批发零售和房地产业位居前三，分别为 366.22 万元、357.00 万元和 284.33 万元，金融业紧随其后，为 243.93 万元。总体而言，人均效益在各个行业之间依然差距很大，可以推断的是，规模经济效应、行业发展的成熟度以及由此培育的劳动熟练程度成为这些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形成差异的重要原因。
第四，看人的投入。金融业、运输仓储和住宿餐饮呈现出明显的劳动密集型特质，是企均员工数量最多的行业，分别为3.05 万人、1.08 万人和 0.89万人。从员工素质来看，教育、金融业和科学技术三大行业所拥有的本科及以上的员工数量占比最高，分别为 71.27%、68.78% 和 68.04% ；占比最低的三大行业则为批发零售、公共管理和住宿餐饮，分别为 18.35%、14.44% 和 12.02%。这样的学历占比现状一方面和当前该行业的发展阶段对员工素质的切实需求有关，比如教育、科学技术和住宿餐饮等典型行业；另一方面也和行业的盈利水平以及由此导致的薪酬水平直接相关，比如金融业。
第五，看物的投入，也就是从一个行业的硬件支撑水平来看。金融业的企业平均固定资产数量依然最多，其次是运输仓储和租赁服务，分别为 134.33 亿元、118.87 亿元和 43.09 亿元。而从人均使用的固定资产来看，租赁商务、运输仓储和信息软件三个行业的最多，分别为138.28 万元、109.62 万元和 47.10 万元。金融业紧随其后，为44.11万元。企业平均固定资产和人均固定资产位居前列的行业中都包含了金融、运输仓储和租赁
商务，这些都和行业本身的服务特性有很大关系。金融业需要众多的营业网点和计算设备以提高服务的便利性和专业性；运输仓储服务经营中必须依托运输载体和仓储设施的大量投入，租赁服务业更是需要购入相关设备才能提供服务，从而拉高了整个商务租赁行业的固定资产水平。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水平还体现了企业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程度，如信息软件服务业。
（二）“北上广江浙”领跑，服务业聚集趋势显著
2019 年，样本中的 1051 家服务业企业分布在 31个省市自治区中，其中广东（172家）、北京（171 家）、上海（130 家）、浙江（103 家）、江苏（90家）五个地区聚集了666家上市服务业企业，达到了 63.37% ；排在后五位的西藏、甘肃、内蒙古、宁夏和青海，合计数量仅为14家，占比仅为 1.33% ；其他 21个地区共计上市371 家，占比35.3%。各个地区的服务业上市情况呈现出很大的不均衡性。
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聚集趋势显著。2005年，“北上广江浙”五地也是排在前五，合计上市数量为 232 家，占比为 53.70%，低于 2019 年近10个百分点。在 2005-2019 年，这五个地区新增上市企业最多，分别为北京134 家、广东 108 家、上海 66 家、浙江 64 家和江苏 62家，合计占到总体增加数量的 70.11%。
2005-2019 年间，广东保持了持续领先的地位。曾经与广东上市数量同为64家的上海，在过去这 15年间已经落后了广东42家，相比较而言上海的服务发展活力有所下降。2005年，上市数量曾经只有37家的北京，依赖于政策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等，已经基本追平广东，保持了服务业发展的双龙头地位（图4）。
从服务业具体类别看，广东服务业发展整体都处于优势地位，除了公共管理和文化娱乐相对较弱，在运输仓储、信息软件、房地产、批发零售、科学技术、租赁商务行业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些行业大都代表了服务业发展的水准和方向。北京地区的信息软件和金融业占有绝对优势，科学技术基本和广东相当。上海的房地产、批发零售基本和广东相当，金融业的上市数量仅次于北
京。上海的三大优势行业都相对“传统”，这和上海在某一个时期没有抓住新兴服务业态发展的窗口机会有很大关联，因此其信息软件的上市企业排在北京和广东之后，也面临被浙江追平的紧迫感。江苏和浙江作为后起之秀，服务业的各个类别发展相对均衡，尤其是江苏，这是服务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技术、政策等供给因素和消费需求、工业发展中引致出来的生产性需求因素全面支撑的结果（图5）。
更进一步地分析各个地区服务业发展差异化的原因。服务业是剩余型产业，包含了农业和工业之外所有行业。因此，考察服务业发展动因，必须区分服务业的类型。一般而言，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人口基数、人口结构和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提供服务本身所需要的人口素质和技术发展，更加依赖于工业大发展中所分离出的服务需求，这与工业生产制造的发展模式和阶段紧密相关。基于此，本文对 2019年各地区所包含服务业上市数量和该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素质（高中以上人口占比）、地区工业发展情况（该地区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四个指标进行排序，并对它们作了简单的拟合（图6），从中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这些服务业上市数量排名靠前的省市，四条曲线的走势变化几乎一致，这些地区服务业发展成绩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类似的地区还有湖南、湖北、辽宁、新疆、陕西、贵州、西藏等服务业发展相对偏弱的地区，其工业发展、人口素质和可支配收入等支撑要素也都处于一致性的偏弱水平。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不同曲线走势偏差比较大的地区。比如在31个地区中，河南省的地区工业发展排名在第13位，但其服务业上市企业数量仅有9家，排名在23位，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河北、陕西等地。其服务业并没有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张同步发展，这种不同产业发展的不协调性的原因或与其工业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发展模式相关。又比如福建的人口素质排名25、工业发展排名14，但服务业上市企业数量却排第6位，类似的还有广西、四川。在支撑服务业发展的一般性要素并不完备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服务业上市成绩亮眼。2019年福建地区有41家服务业企业
上市，仅次于“北上广江浙”，并广泛分布在各个细分行业中，尤其是在信息软件行业，福建有17家上市企业，排在31个地区的第四位。这些地区一定还有其他我们没有关注到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力量，比如政府作为、营商环境、政策优势、自然资源、区位优势等，因此抓住了服务业大发展的机遇。
（三）非国有服务企业上市的步伐更快、布局更广、效率更高，国有服务企业规模更大，效益更好
2019 年，我们所观察的 1051 家服务业上市样本中，国有企业有422家，非国有企业为629 家，占比分别为 40.15% 和 59.85%。而如果仅观察 A股主板市场，国有服务上市企业有354 家，占比56.37%，占全部国有上市服务企业的 83.88%。可见国有服务企业主要活跃于A股市场。
从行业层面看，国有企业在运输仓储、金融业等行业所占比例更大。运输仓储是服务业中的一级行业，包含了公路、水运、铁路、航空运输和仓储服务等，是典型的重资产行业，尤其是这可能还涉及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有“民生”性质，无论是基于建设运营实力还是民生发展要求，国有企业都是担当主力。金融业属于高管制、高门槛行业，虽然近年来市场准入不断放宽，但民营企业的发展仍旧面临诸多困境，其壮大也需时日积累，国有企业依然占比更多。同样具有准入门槛的医疗卫生服务、高校教育等服务行业因为大都还没有脱离“体制”，企业化运作程度不高，因此上市路途遥远，民营资本在这些领域的布局反而获得了上市先机。
从经济效益来看，国有企业的规模更大，效益更好。2019年国有上市服务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为 299.60 亿元，非国有为 103.55 亿元。国有上市服务企业的净利润率为16.07%，非国有为10.36%，即使除去金融业高利润的影响，国有企业的净利润水平也更高。从表4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人均创收更高、资产更重、负债率更高、员工素质相对更高。其中原因可能与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金融、运输仓储、房地产行业相关，这些行业具有典型的高利润和重资产特质。此外国
有企业更加舍得在“人”和“物”方面进行投入，并因此拥有更多的无形资产。而从资产周转率来考察经营效率，非国有企业要强于国有企业，其中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为 6.08 次 / 年，总资产周转率为 0.11 次 /年，国有企业相应分别为4.09次/年和0.07次/年。
从趋势来看，国有服务业企业上市的步伐在放缓，非国有企业新增更多，占据了更大的份额。2005年，国有服务业企业上市数量303 家，占比70.14%，如今这一比例降至 40.15%。从行业分布变化来看，2005年国有服务企业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在运输仓储、批发零售、金融业、房地产等行业中，国有企业上市数量甚至是非国有的3倍以上。经过这些年的迅猛发展， 2019年，非国有企业在科学技术、信息软件、商务租赁等领域中的份额都超过了非国有；在文化娱乐业、金融业已经形成了并驾齐驱之势（图7）。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是科学技术、信息软件和商
务租赁等现代服务尚属于新兴阶段，尤其是在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民营企业以更大的活力、创业精神和冒险精神抓住了这一轮大发展的机会。结合上文国有企业在不同板块的分布情况，可能是受到各项条件限制，这些新兴领域的企业因为规模、盈利等原因，大都只能选择在创业板、科创板和中小板上市。二是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金融、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准入门槛逐渐降低，非国有资本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制造业分布相对离散，融合发展中将呈现更多机会
2019年，样本中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也在31个省市自治区均有分布。其中排名前五的是广东404 家、浙江 334 家、江苏 311 家、山东 158 家、上海 149家，五个地区汇集了1356 家企业，达到了制造业上市公司总数的57.68%。排在后五位的内蒙古 17 家、海南 12 家、西藏 11 家、宁夏 10 家、青海 9家。相比于服务业，拥有制造企业数量最多和最少的地区占比都更少，制造业地区分布更加离散。从图4中也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服务业的地区不均衡程度更高。
制造业的发展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生产性服务业的壮大也会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最终形成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局面。显然这个理想的模型在不同地区的发展会出现一定的偏差，而这也恰恰是不同区域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尤其是当前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各方共识。因此，下面我们将按照一个地区所拥有的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的排名来考察这个地区在服务业或者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并去寻找不同区域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机会。
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广东的上市企业数量当之无愧都处于龙头地位。该地区所拥有两个产业的上市企业占到了总体的16.93%。浙江、江苏、上海三地在制造和服务两个产业中的上市公司地位基本一致，三地对东部沿海区域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具有绝对的支撑作用。广东、浙江、江苏、上海这些地域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呈现出协同发展、并驾齐驱的态势。而处于第二梯队的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相对落后的宁夏、青海、西藏、贵州等地区，所拥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市企业数量在全国的位次排名基本一致。这和图6所呈现的分析基本一致。
以海南、云南、北京为代表的地区，所拥有的服务业上市企业数量排名远高于制造业。尤其是北京地区，是全国唯一的单从上市数量本身看，服务业（171家）就超过了制造业（119家）的地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京地区丰富高端的人力资源优势和营商环境优势。基于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制造业大发展的环境要素并不充分。而海南、云南等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则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区位优势带来的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图8）。
相比较来说，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制造业的优势更强，但并没有因此带来服务业的同步发展，其制造业上市数量分别是服务业的6.8倍、5.1 倍和 4.8倍，远高于全国制造业上市数量两倍于服务业的平均水平。这除了高端人才不足，还与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关。过去多年，这些地区处于重化工业阶段，钢铁、煤炭、建材等产业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拥有足够大的市场空间，即使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也并未让企业有足够的紧迫感，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并不显著。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依托的需求拉动和人才要素、技术要素支撑都不充分。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的加持下，生产性服务业跨越空间提供服务已经成为趋势，“北上广”等人才高地和技术高地支撑下的商务服务、科学技术服务和信息软件服务在全国获得了极大发展，进一步挤压了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生产性服务市场的空间。
当前，经历了“去产能”的考验，又面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已经走上转型升级的轨道，急需要高质量服务的支撑。这是这类地域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需要突破的困境，更是融合发展中呈现出来的机会。
四、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视角建言服务业发展
2005-2019 年间，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尤其是以信息软件、科学技术和商务租赁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不仅优化了服务业内部结构，也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服务业发展中还有诸多需要改进的空间。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更好地融合协同发展的角度，我们对服务业企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服务新发展格局，抓住国内大市场的发展机会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多方共识，并成为宏观政策的落脚点和微观企业发展的着力点。对于服务业发展而言，要着力于如下几点。
一是继续提高消费服务的供给质量，努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过去，居民服务、住宿餐饮、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等四大生活消费性服务业态在A股上市企业中的占比一直排在末位，存在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不足。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国内大市场中生活性服务的刚需将进一步显现，相关服务业企业要抓住机会，下力气提高供给质量。
二是努力抓住国内超级大市场在梯度转移中涌现出来的市场机会。伴随着诸多的业态创新和对消费潜力的深入挖掘，零售、电商、娱乐、餐饮和旅游等消费性服务业态正呈现出从东南沿海向内地、从北上广深等超级大城市向三四线市场梯度转移的态势，这不仅是新的市场空间的释放，还伴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
三是努力满足制造业转型发展中的生产性服务需求。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企业往往面临人才、技术、设施、市场等诸多困境，服务业企业要善于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以产业互联或者协同制造的平台化服务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保姆式”一体化服务。大中型制造企业中，很多都以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这对外部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需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当以此为契机，对这类制造业展开更具深度的绑
定式服务，并从制造业企业的切实需要出发，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
（二）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努力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
受益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消费服务需求的繁荣和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涌现以及良好的政策及营商环境，我国服务业获得了极大发展，也体现在了上市数量的大幅增长。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直接催生出了一批新兴服务业态，也在赋能传统的服务业态，提升了服务的质量和现代化水平。
当前，数字经济浪潮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方兴未艾。数字产业化将在服务业态的构成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产业数字化发展给生产性服务的供给提供了重大机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生产智能化、工业互联化的转型升级，与数字化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的质量紧密相连。因此，无论是基于过去发展的路径，还是顺应未来的趋势，广大服务业企业都要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力消除对服务业企业的若干“误解”。第一，要更新和强化认知。要明确地认识到，服务业早已不再局限于生活消费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发展的主力，尤其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服务正在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营销的全产业链都提供着数字化服务和支撑。第二，要逐步打破服务业轻资产运营、员工低素质、工作不体面的固有印象，鼓励服务业企业继续加强对员工培训和信息化资产的投入力度，以数字化的手段和标准化的服务，让员工在个性化、专业化服务中发挥更大价值。
（三）尊重地域发展特色，差异化推进服务和制造融合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已经是必然趋势，这不仅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本来要义，也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当前，我国服务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水平都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这和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要素禀赋、区位优势、产业聚集和营商环境等紧密相关。因此，各个地区要发挥地域特色，差异化推进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有机融合。
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性高的地区而言，无论是广东、浙江、江苏、上海这些第一梯队，还是以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为代表的第二梯队，二者的融合进步是“天时地利人和”同步带动的结果。未来要继续发挥优势，推进制造和服务朝向更深和更高层面的协同。
对于河北、河南、山东等服务业落后于制造业发展的地区而言，存在更大的挑战和机遇，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发力：一是积极从外地引入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助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二是强化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中析出的服务能力。当前，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制造业企业正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拓展，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从单纯出售产品为主向提供“解决方案”转变，从加工组装产品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当这些“服务”从制造中析出，在行业间普及使用，将成为更具竞争能力的生产性服务。三是，以运输仓储为代表的一部分重资产运营的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有“最佳服务半径”的规律，它们将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而壮大起来。当前物流成本仍旧在企业经营中占有很高比重，国家战略层面“交通一盘棋”已经布局多年。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处于重要的交通枢纽节点，以运输仓储、物流枢纽为突破口，并扩展至物流和商流、信息流的协同，最终提供较为完备的供应链服务，或将是可行的方式。（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企业联合会经济研究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① 本文中所指的净利润率指的是营收净利润率。
① 依据证监会 2012 年发布的《上市企业行业分类指引》，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分布在13个行业大类中，为了方便表达，本文简化了行业名称。信息软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零售（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房地产业）、运输仓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金融业）、文化娱乐（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商务租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技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餐饮住宿（住宿和餐饮业）、卫生社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教育）、居民服务（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