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设计与中国经济改革
机制设计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套规则，使得在给定经济或社会目标下，能够得出均衡的结果。机制设计者可能并不知道人们对于社会目标的偏好，但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可能找到一个机制来实现目标。我通常将机制设计理论比作经济学的工程分支。大部分经济学理论致力于解释现有的经济制度并预测这些经济制度的结果。当然，这是经济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实证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可预测性。但机制设计的研究方向正好相反，我们从目的出发，明确预期的目标或结果，探讨是否可以设计合理的机制并通过机制运行达到目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能建立这样的机制。
举一个家庭生活中会遇到的例子：两个孩子分蛋糕，目标是尽量保证公平，但孩子可能并不认为平均地一分为二是公平的，那么如何分配可以令两个孩子都满意？在这个案例中，机制设计的核心问题是，能否设计一个机制来实现公平分配——即使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分是公平的。聪明的办法是让孩子自己来分，一个孩子获得切蛋糕的权利，而另一个孩子有选择蛋糕的优先权。这样，第一个孩子为了确保自己所获得的剩下的那块蛋糕不会太差，必然尽量做到一分为二。为什么这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呢？因为当一个孩子切蛋糕时，他有强烈的激励使两块蛋糕更平均，即不管另一个孩子拿走哪一半，他对另一半都很满意。优先选蛋糕的孩子也会满意，因为他想拿走哪一半都可以。
另一个例子是无线电频段私有化的问题。20多年前，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政府都倾向于认为，由政府来控制整个无线电频段的效率太低，通信公司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这些无线电频段。所以政府开始向通信公司出售无线电频段，并由此引发了通信革命。在这个私有化案例中，政府拥有无线电频段的所有权，并希望向一些通信公司出售无线电频段的转播权。许多公司对这个许可证感兴趣，政府的目标是寻找对许可证实际估值最高的公司。问题是政府不知道每家公司对许可证的估值是多少，因此不知道如何实现该目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询问每家公司的估值，但如果公司认为报价更高会加大获得
许可证的可能性，结果就是所有的公司都夸大报价，政府无法保证找到实际估值最高的公司。这时，政府可以尝试一个稍微复杂的机制，让各家公司根据愿意支付的价格竞标，报价高者得标并按报价支付。这个机制的优点就是没有公司再夸大报价，但缺点是公司会有降低报价的潜在意图。维克里（William Vickrey）指出，只要要求公司不用按照自己的报价成交，而是按照第二高的报价成交，这些公司就不会有出低价和出高价的动机，所有公司都会以许可证对自己的真实价值出价，对其估值最高的公司就可以获得许可证。也就是说，尽管政府不知道哪家公司对许可证的估值最高，但政府的目的达到了。
近年来机制设计理论应用最多的是政府分权时的私有化拍卖。很多国家的政府将之前拥有的资产出售给私人部门，以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政府出售时采取拍卖的方式，这是机制设计理论发挥有效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国的领导人是非常有远见的改革设计师，认识到中国最需要的是更少的中央控制和集权，所以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这项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需要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设计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案（比如民营化）时最好加入减轻不平等程度的机制。例如向缺乏技能和教育的人群提供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兰格和勒纳认为，中央计划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中央计划甚至可以通过纠正市场失灵来促进市场良性运行。而哈耶克和米塞斯则认为，中央体制下永远不可能实现自由市场。哈耶克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中央体制无法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充分信息交换，二是只有市场机制是激励相容的。但哈耶克并未进一步指出，当存在垄断或需要公共产品时，市场机制应如何进行调整。在我看来，当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时，政府就需要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政府要纠正市场失灵。我认为政府主要扮演两个重要角色：一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一些公共物品是市场无法提供的，比如市场无法提供清洁的空气或基础设施，因此需要通过其他一些机制来提供，其中就有赖于政府的参与。政府负有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责任。二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比如政府制定的规则对于防范金融风险而言尤为重要。这些理论对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参考借鉴价值。
（吴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