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投入相同的劳动、人力和物质资本，不同国家、部门和企业的产出不同。这一差异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分配和使用资源的效率。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提高生产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如 Hall and Jones,1999; Easterly and Levine, 2001; Caselli, 2005）。

将生产率研究置于经济增长研究框架中是具有启示意义的。20世纪 50年代，索洛和斯旺（Solow,1956; Swan,1956）建立了一个增长模型，认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在过去50多年里，该模型一直是增长理论的主流。但这个模型也存在一个缺点，即假设TFP增长路径是外生的。自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经济学家就在着手解决这一缺陷。例如，罗默（Romer, 1987&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阿吉翁、菲利普和休伊特（Aghion, Philippe and Howitt,1992）认为研发支出（r&d）所代表的技术进步是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卢卡斯（Lucas,1988）认为，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会产生一种正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解释了长期增长的原因。里贝罗（Kebelo,1991）认为包含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内的资本边际收益为常数，因此持续扩大投资可以带来长期增长。巴罗等（Barro,1990;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的研究发现公共和私人投资可以带来长期增长，因为政府的公共支出与私人资本具有互补性。恩格曼和索科洛夫（Engerman and Sokoloff,2000）以及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2004）进一步深化了公共产品的概念，认为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可见在这些文献中，提高生产率的机制是解

释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生因素。

我们的研究显示，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因素可以分为五个方面（Kim, Loayzaand Meza-cuadra, 2016）：创新，即创造和采用新技术；教育，可以将新技术应用至整个经济体系，并提升劳动力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市场效率，促进各部门和企业间的资源有效、灵活配置；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电信、能源、水和卫生设施），支撑和促进居民、企业和市场的经济活动；制度（监管、司法、政策和政治制度），保持社会和经济稳定，保护财产权，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述五个决定因素涵盖了一系列驱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它们也是其他潜在变量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其中一些潜在变量是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如历史渊源和地理条件，但五个决定指标可以反映出它们的影响。这五个决定因素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对不同情境下的TFP 增长路径进行了模拟。在两种情境中，即决定因素在 15 或 30年内提高至发展中国家的最高水平（韩国）的情境以及未来30年决定因素指标遵循TFP增长最快国家路径（1985-2014 年韩国），我们假设到 2050 年 TFP决定因素指标的增长路径是给定的，从而得到同期TFP增长路径。

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全要素增长率的历史水平，其不仅决定了TFP增长的初始值，也决定了未来进一步提高TFP增长率的难度。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将TFP增长率的历史水平设定为可以获得数据的最近5 年（2010-2014 年）的平均水平。

情境Ⅰ代表着TFP增长得到持续、快速的根本性改善。在情境Ⅰ中，我们分析了两种可能，分别是在 15 年和 30年达到韩国的水平。这两种情况都背离了过去的趋势，其中15年达到韩国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尤为突出：TFP增长率在5年内从 1.2% 上升至 1.6%，在 10 年内达到 1.9%，随后逐渐下降，到 2050 年下降至 1.3% 左右。

情境Ⅱ则代表了一个更为缓和、但更容易实现的可能。在情境Ⅱ中，假设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因素指标变化遵循 1985-2014 年改善幅度最大国家（韩国）的轨迹，并保持这一趋势。那么，中国TFP增长率将在13年内从1.2%上升至1.4%，并逐渐下降至 2050 年的 1%左右。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持续的TFP 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TFP增长本身并不能作为高速经济增长目标的支撑。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储蓄、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本形成应继续在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吴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