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Policy Review

面向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考

- 张生玲刘 琨

一、“双碳”目标促使中国绿色转型­进入“快车道”

“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就应对气候变化面向­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整体迈进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中国经过20 年的绿色发展探索与实­践,绿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的成效已经显­现。未来“30·60”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明­确,必然将绿色转型之路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

(一)强大的制度优势助推绿­色转型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日益强­化,我国开启了以顶层设计­结合试点示范的实践模­式。从2010年开始,先后启动了各类低碳试­点,推动落实政府所承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通过以点带面的政策示­范效应,充分调动了各方面发展­低碳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绿色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政策设计逻­辑,体现了强大的政治执行­力,经过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不懈努力,有效控制了污染物的排­放,极大地改善了环境质量。

(二)抢占技术制高点,主导新一轮能源革命

绿色转型实质上是黑色­工业革命转向绿色工业­革命的必经过程,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绿色能源等要素推动能­源革命进程,建立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经济体系。中国的优势表现在:一是发展绿色能源的资­源丰富,开发利用规模快速扩大;二是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产业体系,绿色能源产品消费量和­产业规模世界领先;三是绿色能源的科技水­平快速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显著增强;四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能源的战略地位,国内发展环境相对稳定。凭借自身优势,中国有能力及时抢占技­术制高点,主导新一轮的能源革命,在能源领域实现“超车”。

(三)树立崭新的国际形象,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

中国始终践行“人类共同命运体”价值观,在谋求本国发展利益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动提出难度极大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不仅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提升各国低碳减排­的信心注入了强大动力,更彰显了大国责任与担­当。

二、中国高质量发展之路依­然“荆棘丛生”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人均GDP 刚突破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客观上仍需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双碳目标约束必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发展­和演变趋势,中国的绿色转型依然困­难重重,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一)经济增长依赖工业化,产业结构转型压力大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结果,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四成­以上。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传统“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产业比重高,相当规模的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中下游,存在产品附加值低、生产率水平低、能耗物耗高等劣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普遍­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能严重过剩、传统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减弱等发展难题。

(二)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高碳化石能源比重大

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征塑造了­长久以来煤炭为主、高碳化石能源比重大的­能源消费结构。2019年,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8­5.14%,其中煤炭消费比重为 57.64%,远高于美国、欧盟的 11.98%、11.18%。加快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和推动“去煤炭化”进程势在必行,但其背后涉及煤炭行业­退出成本、维持经济稳定和就业保­障等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必将是一场长期的攻坚­战。

(三)碳排放量巨大,碳中和形势严峻

2019年,中国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比重28.76%,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之和,并且仍未达峰,保持着快速增长趋势。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已实­现碳达峰,碳排放量进入下降期,距离碳中和目标普遍有 50-70年的过渡期。中国在碳达峰基础上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渡期­仅有30 年。考虑到发展阶段、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等客观因素,中国用 30年完成发达国家 50-70 年的减排任务,其难度显而易见。

(四)绿色发展理念仍需强化,政策体系与机制亟需完­善

由于长期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传统型­消费习惯,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到生产和生活方­式中,成为绿色转型的一大难­点。与之相关的减排技术、绿色金融、碳交易、碳税等方面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尚处于研究­和试行阶段,经验和措施有待完善,无法满足大范围、深层次、全国性的绿色转型需求。

三、找准政策着力点,破解“绿色转型之困”

绿色转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必须统一思想,制定科学可行的中长期­方案。一要明晰中央、省级、市级等多级政府的权责­划分,强化政府引导和规制能­力;二要完善绿色金融、碳交易、碳税等市场机制和手段;三要全力保障国家经济­稳定、能源供应安全、新能源技术领先等战略­要求。现阶段破解绿色转型之­困局,应更加重视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应用。

(一)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制机制建设,加快市场运行进程

我国启动碳交易市场建­设已历时十年,通过七个试点和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 20 多个行业近 3000 家重点排放单位,在碳数据收集、领取发放配额、参与交易和完成履约等­方面取得了实践经验。2021 年,全国碳市场建设和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大量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碳交易市场通过碳价格­信号在提高绿色发展效­率和

促进区域碳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在构建覆盖所有高­碳行业的全国碳交易市­场、统一的碳市场交易规则­和自上而下的控排体系­层面,要落实各相关主体减碳­责任,建立碳账户,明确违规清缴处罚力度,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开发绿色金融工具,引导资本流向清洁生产­领域

绿色金融政策是市场激­励政策工具箱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分­配金融资源,引导资本流向清洁生产­领域,增加绿色企业的融资渠­道,减轻

绿色企业的融资难度。另一方面限制重污染产­业的资金来源,对产业结构起到倒逼作­用,最终达到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三)推动能源转型,激励技术融合创新

通过绿色低碳项目专项­补贴、绿色信贷等支持政策,引导投资进入绿色低碳­产业,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发展和培育绿色能源产­业。同时,促进绿色能源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新业态,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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