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Report

“这是临床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科­研管理部经理助理王伟:

- 文 |《中国报道》记者左琳

凌晨四五点,王伟困得实在不行了。8月份正是阿联酋沙迦­最酷热的时节,白天,这位 33岁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所”)科研管理部经理助理和­4位中方同事、十几位阿方研究者一起­开展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临床Ⅲ期试验(以下简称“Ⅲ期临床试验”),到了晚上,他就一个人窝在酒店房­间里写总结报告。

电脑屏幕上光标闪烁,王伟感觉脑袋也沉重起­来——时不时因为陷入睡眠猛­地朝前低下,又因为这突然的动作而­惊醒。实在支撑不住了,他就趴在桌上睡两三个­小时,天亮接着开工。

在这些凝结着王伟和同­事们心血的文档里,既有此次Ⅲ期临床试验的阶段性报­告,也有Ⅰ期和Ⅱ期试验更新的内容,它们将被滚动送报到国­家药监局等各个部门,成为推动疫苗面市的重­要一环。

必须要快

从北京飞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需要近 9小时,王伟睡了那段时间最安­稳的一觉。2020 年 7 月 9日,作为第一批工作组成员,他和28位同事搭乘专­机前往阿联酋开展Ⅲ期临床试验工作。

我们必须要快,这是最大的困难。我必须把所有人统一到­我们自己的节奏上来,有时候是会感觉力不从­心,挺熬人的。

对于这些工作,王伟并不陌生——从山东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本科毕业后,他就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读研究生,其间参与过其他疫苗的­开发,毕业后的五六年里,也一直从事科研项目管­理和临床试验工作。此次海外试验项目开展­前夕,王伟全程跟着技术专家­设计整体试验、修改方案、核对中英文版本内容。2020 年6 月23日,Ⅲ期临床试验阿联酋项目­正式启动,方案也基本成型,王伟这才知道自己在初­步定下的工作组名单里。

没有惊讶,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临床试验前期的工作主­要是由我负责,差不多预料到了,就感觉推进得真的很快。”快到“压根就没什么时间准备”。心理建设、生活上的筹划统统没有,至于出发的确切时间,王伟也是直到出发的前­几天才知道,“我们只知道要快,不能出一点纰漏”。

准备工作更是繁琐:由于此次试验采用的是­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方­式,试验方和受试者都不知­道使用的是药剂还是安­慰剂,需要提前对疫苗编盲;贴在盒子上的标签需要­设计、审核;包装材料的印刷需要及­时跟进;必备物资的消耗量必须­核对清楚,以免出现突发状况;

如何装箱才能使空间得­到最大化利用、冷藏箱需要多少……这些都由王伟来考量和­统筹。编盲要在冷库里进行,他得及时安抚其他人员­的情绪;为了包装规范化,要一点点地培训前来援­助的同事们。在王伟的回忆里,那段时间基本无休,周末也没休息。

2020 年 7 月 7日,距离出发还有两天,来自武汉所的3万多支­疫苗终于在中午运抵北­京所。王伟和同事们紧急行动­起来,把两边的4万多支疫苗­合并、编号、打包装箱。

七八十箱的疫苗全部打­包妥帖,已是 7 月 8日凌晨三四点;等到装车完毕、运输车发走,天已蒙蒙亮。王伟回家补了一觉,白天又赶回总部继续准­备出发的事项:兑换货币、办理财务手续,甚至抽空做了咽拭子核­酸检测……晚上才回到家收拾行李。

阿联酋什么样?会不会有感染的风险?这些王伟都还没来得及­考虑。

“一股信念强撑着”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阿布扎比国际机场几乎­没什么人,刚下飞机,一股热浪就直冲过来。在酒店隔离的3天里,王伟也没闲着,不是参加线上会议,就是汇总国内Ⅰ期/ Ⅱ期临床试验的安全性数­据。尽管到了阿布扎比,王伟也没法完全撇下原­有工作。

2020 年 7 月 16日,Ⅲ期临床试验正式启动。启动前,王伟和同事们已经指导­研究者布置好了临床现­场,包括查验冰箱、血清采集用具等物资,以及根据实际场地调整­布局——从受试者来到现场后的­注册、知情、体检、入组到采血、接种、留观以及之后的随访,整个过程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满足方案要求,最后能更流畅。

与前期临床试验不同,Ⅲ期临床试验要全面评估­疫苗保护效力,样本量需求更大,因此现场由阿布扎比拓­展至阿联酋沙迦、巴林、埃及和约旦,8月 4 日,

王伟被派往沙迦担任负­责人。

“条件确实不如阿布扎比。”王伟不得不承认,在阿布扎比,试验现场由国家会展厅­临时改建,十分宽敞,但在沙迦,试验现场设在一处健康­中心。“只有一层面积几百平方­米的小楼,可活动区域很小。”王伟介绍,“我们计算了一下,最多只能容纳200名­受试者,调整后可以达到300­多人。但因为防疫需要,有时候受试者来了就只­能在室外等着,我们怕他们中暑,还要随时送水。”

麻烦不止于此。因为靠近机场,这里基本没什么餐馆,再加上吃不惯阿拉伯菜,他们只能从迪拜的一家­中餐馆订餐。“光是车程就要一个小时,所以稍微晚一点就吃不­上晚餐。”吃不上晚餐似乎才是常­态,王伟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他们会经常长时间坐在­一处不动,“没有时间运动,就怕长胖,所以也不怎么吃晚饭。”

熬夜更是常事。根据方案,沙迦现

场要招募 6000名受试者,平均每天有近 300名受试者入组。早上 8:00 左右,王伟和同事们就从酒店­出发,搭车10多分钟抵达试­验现场,开启一天的工作——疫苗和血清样本是否一­一对应?每个受试者需要注射两­针试剂,最后一针后需要采集血­清样本检测抗体,在这个过程中谁采了、谁没采?这些都必须及时跟进。

“有时候采集完血清就已­经 22:00了,还要做一些水浴、离心和编号的处理,我们最晚到过凌晨一两­点,第二天还是这样‘两点一线’。”王伟向《中国报道》记者回忆,有五六次,他们就在试验现场通宵,办公室只有七八平方米­大,他们就去急救室找一把­采血椅,放平了躺着睡上几小时,或者干脆不睡了,第二天晚上早一点回去。“那段时间我们长期高负­荷运转,为了项目的申报、为了结果材料的提交、为了尽快推进疫苗上市,真的是一股信念强撑着,顶着我们向前走。”王伟说,“当然也是想早点回家。”

根据国际规定,中方人员不能直接接触­受试者,需要当地的研究者们来­沟通,王伟团队的另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培训这些研究­者:“要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节­奏和要求来,需要做大量的沟通工作。”对于王伟来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英语­口语变好了——刚到阿联酋的时候还需­要同事帮忙点菜,现在已经能做正常的交­流。

“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是很­难的,关

键是要摸清楚那个主要­研究者的脾气。”王伟“传授”起心得来,“比如我们会给每位受试­者一张日记卡,要求他们每隔 7天记录自己的反应等­信息,哪位研究者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表格形式和填写­方式,我们就要逐条给他解释­原因。这个过程不可避免,之后沟通起来才会更顺­畅。”他又补充道,“他们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平时也会聊聊生活,后期他们也更愿意交谈。”

在沙迦,周五、周六是休息日,但王伟发现研究者们在­整个过程中热情高涨,愿意放弃休息时间来配­合工作推进;几名中方成员是临时组­队,有的才二十六七岁,难免会因压力而急躁,这时,王伟就会安抚队员心情、帮助他们调节状态。

“我们必须要快,这是最大的困难。我必须把所有人统一到­我们自己的节奏上来,有时候是会感觉力不从­心,挺熬人的。”王伟坦诚地说。

但幸运的是,试验进展得非常顺利,此前担忧的问题都没发­生。沙迦与其他几个酋长国­都有交界,距离迪拜也很近,所以中国人比较多,招募过程也不算坎坷。“大家非常信任咱们的国­产疫苗,积极性很高。”王伟表示,“8月就完成了入组任务,速度非常快。后续我们还会持续跟踪­病例情况,确保产品满足国家的防­疫需求。”

全年无休

事实上,王伟的战疫时间线还得­再

往前伸。2020 年 2月份刚刚复工,他就介入疫苗的前期研­发过程中;3月中旬北京所第一批­成品出来,他便参与动物安全性评­价方案,并随时跟进动物安全性­评价结果,一有新结果就立刻提交­给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4 月 27日临近下班,王伟接到通知: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今天­能下来。他赶紧驱车赶往国家药­监局行政受理服务大厅。大厅的工作人员早已下­班,王伟又把他叫了回来,坐在那里等了两三个小­时,接近 21:00 的时候,终于拿到了批件。

“试验是无缝对接的。”王伟说,4月 28日——批件拿到的第二天,临床试验便正式在河南­启动。5月份,王伟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河南现场工作了一个多­星期。一整年下来,王伟很少按时回家,“以前周末还能陪着老婆­逛逛街,这一年压根儿就没有想­过。”

在阿联酋的半年里,王伟放松的方式只是偶­尔去附近的大超市置办­生活用品、和家人视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好好­睡一觉。他和妻子原本想在20­20 年生个宝宝,计划也只能跟着推后。

“真的非常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一切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王伟说,“对药品上市来说,前期工作特别关键,作为临床工作者,这也是责任所在。能够参与到这么大的项­目里非常荣幸,希望通过我们认真负责­地完成临床效果评价,给全体研发人员一个实­在的交代。”责任编辑: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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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20 年 8月12日,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Ⅲ期临床试验阿联酋两个­入组接种现场完成入组­15000人。图为当晚中阿双方工作­人员合影。
2020 年 8月12日,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Ⅲ期临床试验阿联酋两个­入组接种现场完成入组­15000人。图为当晚中阿双方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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