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没解决的问题， “放开三孩”能解决吗？
这不单是人口政策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问题。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期在撰文中如是表示。这一背景下，“放开三孩”引发了又一轮热议。面对持续走低的出生人口、生育率以及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放开三孩”会否成为缓解形势的“解药”？
“全面二孩”的成效究竟如何？
生育形势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 1465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我国自 1949 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而这一结果建立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子女，出生人口数及出生率在次年提升，但到了 2015 年旋即回落。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16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再次得到提振，但下降又在次年出现。
此前，有专家提出“二孩”生育效果不及预期，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但“全面二孩”果真没有实效吗？
“从 2013 年和 2016 年政策的结果看，生育水平提升确实有限，但一方面在全部生育中二孩比率在增长，政策是有效果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认为，问题在于一孩的生育率在下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也认为，幸亏全面放开二孩，对冲了生育下降的趋势，“如果没有二孩的话，出生人口下降得会更快。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要尽早放开的原因。”
在王广州看来，一孩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人口结构变了——年轻的队列人口越来越少，“90 后比 80 后少，00 后比 90 后少，中国的性别比仍处高位，这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结婚更难，结婚成本更高。这不就是抑制结婚吗？”他表示，房价只是一方面，还有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生育养育成本。
2013年至2019年是生育政策调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整个周期
释放的时间，也是中国初婚人数大幅滑落的时期,而初婚恰恰是生育一孩的主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0 年至 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 21.4岁提高到25.7 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 岁提高到 26.8 岁。“结婚人数减少、结婚时间推迟，再加上受教育水平提高，一孩生育率当然下降了。”王广州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表示，这些人处于事业发展期，面对高昂的生育养育成本，即使有意愿，也没有实际支付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整个社会产品的丰富程度和对孩子的部分功能的替代品不断出现，再加上女性家庭地位的上升，就会综合导致另外一部分家庭彻底放弃生育，“中国刚好处在转型期，几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放开三孩”会改变现状吗？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二孩占出生人口的比重上升，也没能彻底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刘瑞明认为，这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一部分中年家庭处于想生而不能生的状态——已经在生理上错过了最佳的生育期。
“出生人口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我们当时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影响不是非常大，不论是早一年还是晚一年，并不影响总体，人口堆积情况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讲含义是不一样的，不能光看这个数。”王广州表示。
全面放开二孩没做到的，“放开三孩”是否有可能改变出生人口数和出生率的“颓势”？在 2016 年即“放开三孩”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全市人口出生率从2015年的4.8‰增至2016年的5.4‰，到了 2019 年又降到 3.9‰。
“我们做相关研究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个最基本的规律——从生育的意愿上来说，哪怕是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一个家庭对于孩子的需求也很少到三孩以上，所以放开三孩不会有实质改善，放开三孩和全面放开也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中间的过渡事实上是没必要的，从权利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全面放开。”刘瑞明表示。
然而针对“放开三孩”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其实在 2010 年讨论是否应该一步到位开放二孩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每年出生人口应该在2100 万左右。但反对的人担心人口快速增长，中国承载力有限。”王广州表示，“什么叫极限？极限就是多一个都不行，否则系统就崩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它是有弹性的。
之所以处理不好，有些是技术问题，有些是管理问题。”
宋健则认为，目前生育政策已经是在宽松化的过程中了，其实没有必要再经过“三孩”或是“四孩”阶段。
“总和生育率是一个‘时期’指标，受时期影响，比如战后会出现‘婴儿潮’现象。人口是一个慢变量，也是长变量，所以我们关注的是终生的历程，而不是某一个时间段的变化。”宋健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从生育意愿上看，我们认为人们的意愿并没有降低，只是处在适度的低生育水平、没有达到高位而已。二孩符合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但意愿与行为之间是有差距的，一部分人可能想要两个，但最后基于实际条件只能生一个，我们应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宋健认为，数量限制政策的影响力在减弱。
不是简单的人口政策问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立刻全面放开人口、更快解决人口的下降态势？
刘瑞明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口出生率下降符合国际人口出生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只是说是断崖式下跌，还是平稳下滑。前者可能会导致代际间的不平衡，从而引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变革，蕴藏风险；如果是后者，社会就会有预防机制。王广州也表示：“我们不是反对下降，我们是反对快速下降，也反对快速增长，这个‘快’是适应不了的。”
宋健则认为，人口政策不能朝令夕改，“越是根本性、转折性的东西，最后才是‘水到渠成’。”她分析认为，调整人口政策要从三方面的角度考虑：一是生育角度，二是人口规模，三是人口结构。
“在生育方面，我们希望出现的是一个理想的、均匀的出生队列，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目前，生育率大幅提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人口规模是一个存量，我国人口基数大，但是工作岗位和环境资源有限，这就涉及到最佳人口规模究竟是多少。”宋健表示，以前消费市场和劳动力是对应的，但现在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会代替一部分劳动，“包括妇女生育的意愿、家庭决策、环境生态、观念变化……人口不是水龙头，说关就关，这些变量都要考虑进去。”在人口结构方面，宋健指出要考虑不同的出生阶段和不同的年龄阶段是否能够匹配。“比如 50 后、60 后和 70 后的寿命延长，人口结构会呈现‘倒金字塔’，
生育政策一下放开，就有可能导致出生人口猛增，而当大的出生队列进入高龄，中间的群体就会‘两头沉’。”
而要想真正解决生育问题，最核心的也不是就着生育谈生育，更深层次的、本源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生育养育成本问题。
“我们的生育率其实更多取决于土地供应、房地产政策、教育政策、医疗政策……这些领域如果不改革，而是简单谈促进生育率，固然对于局部家庭有作用，但是作用非常微弱，不可能改变整个趋势。”刘瑞明表示，近年来，这些成本直线上升，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为没有放开市场，这就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改变那些不平衡、不充分领域的供应， “哪怕不是为了促进生育率，这些地方都应该改革。”
至于解决起来是否困难，刘瑞明认为真正难的不是在于理论上不清楚，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理念的转变。而通过生育奖励来刺激人口增长，刘瑞明认为“没有触及到本质”，“从全世界来看效果不是很好，因为相对于生育成本，奖励其实微不足道”。
王广州也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我们一直强调全方位施策才行，要把它当成国家民族的大事儿。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几乎涉及到全生命周期。通过减免税收刺激生育当然也很重要，但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责任编辑：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