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吸引外资向“制度型开放”迈进
性比例为 2 4. 9 %。
19 8 0 年，女性注册的公司在中国所占的比例仅为 10%，至今该比例已超过 3 0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企业数量是3 0 0 0 万的话，那么有近 10 0 0万家企业是女性企业家设立的，说明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的能力普遍提高。
罗韶颖先在家族企业中做投资管理，因为学的是金融，她对房地产金融有很高的敏锐度，在 2 0 0 4年就打造了第一个地产项目。到今天，由她一手创建的东原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房企5 0 0强的第 5 0 名，目标年销售额超过 50 0 亿。
“每周 7 天、每天 2 4 小时，我做梦都在想工作的事情，一直是这个状态走到今天。在今天，当地产已经走到相对比较有规模、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状态时，就不光盖房子、卖房子，还需要做很多别的有意思的事情— 10年前我们开始基于社区做儿童关怀的事情，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名词叫‘4 点半课堂’，帮助双职工家庭接孩子。 后来我们又做了‘童梦童享’系统。做这些我们虽不是冲着赚钱去的，但我们从中也确实真正体会到了和客户之间双赢的状态，口碑好就是满意度，就会转化成更高的客户增长的速度，产品销售的速度。”
接下来，罗韶颖又把眼光转到社区里面别的弱势群体，比如老年人，比如保姆。教老年人使用智能设施，让保姆也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社交系统。
主宰自己的命运
与男性相比，女性参与社会生活最大的困扰来自于生养子女。
中国允许生育二胎政策出台之后，有些省市将延长产假作为鼓励生育的一种福利，自然就衍生出生育加重女性职场歧视的问题。用人单位会因为女职工要休产假，优先聘用男性员工，同时产假休得越长，意味着女性生育后，重新找回工作状态的成本越高。
上海妇联一直在推动 0 —3 岁的公共托育事业，以解决职业女性的需 求，“我们鼓励女性在职场发展，就必须有配套支持。”在翁文磊看来，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后顾之忧，女性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今天的中国女性对生活的选择权也越来越大。她们既可以选择跟男性一样在职场上打拼，也可以借助生育期选择短期回归家庭，几年后再自主择业。
受结婚就要有自己房子的传统观念影响，在北京一家外企做商务管理的张梅结婚时在老家—河南偃师，一个四线城市，买了一套一百平米的新房，比北京的房价要低四五倍。一年后，孩子出生了，婆婆前来照顾孩子，一家四口租住一套北京的小两居，房租不菲，还很拥挤。三年后，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第一个孩子也该上幼儿园了。张梅选择了放弃工作，回老家生养两个孩子，节省了房租和大部分托幼费，在中部一个古老的小城轻松享受着做全职母亲的生活。“这几年偃师发展很快，北京有的这里也都有，幼儿园离家近，也更便宜，生活真得很好。有通达的高铁和高速公路，即便老公还在北京工作，也可以经常回家。”过几年孩子大了，张梅打算带孩子与老公到同一个城市生活，去应聘当小学教师，如果不行，可以再做商务管理，毕竟这是大学所修的专业，会有一定的竞争力。再不行的话，还可以做个小本生意。
“一旦打破社会对男女性别的刻板印象，女性就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翁文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