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Today

/”城市中国“的崛起

70 年沧桑巨变,中国的城镇化不仅让一­个“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也避免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中­出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 文|刘保奎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城镇化更像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既有曲折中的不懈探索,也有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创新。70年沧桑巨变,中国的城镇化不仅让一­个“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也避免

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中出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在曲折中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 10.6%,中国城市经历了几十年­炮

火洗礼,百废待兴。中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城市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上来。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

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主席的讲话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和城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

漫长的封建社会产生和­发展的中国城市大多是“消费型城市”,没有自身造血能力,也不具有带动广大农村­发展的能力,在基础设施、产业形态、建筑风貌等方面也相对­落后,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城市主要采取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城市建设,特别是城市道路、供水、住房等基础设施;二是恢复生产,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围绕工业化,结合“一五”时期重大项目布局,新建了一批工业城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规­模工业化吸纳了大量农­民进入城市,1960 年中国城镇人口是19­49 年的 2.3 倍,平均每年增长 660 多万。城镇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粮食供应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减轻城市供给负担,中国在 1960 年至 1963 年实施了压缩城镇人口­的调整方针,直到 1965 年城镇人口才恢复到 1960 年的水平。这一政策通常被学者们­称为“逆城镇化”,有很多讨论。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通过这些非常规举措进­行“调整”的确有效保证了城市的­稳定发展。

1966-1978 年,受 文 革 影 响,中国城镇化基本停滞,城镇化率从17.86% 提高到 17.92%,这一时期由于国民经济­秩序受到破坏,工业发展停滞不前,城镇化进程受阻,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撤销,规划缺位导致了城市建­设和管理混乱。

城镇化与改革相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人类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实施的住房、教育、医疗、财税等几项关键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发展。

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 提高到 2018 年的 59.58%,每年提高 1个百分点以上。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率先推进的“包产到户”等农村改革大大提升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大量劳动力得以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向非农产业转移。粮食供应的日益充足,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外­转移,共同推动了中国20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户籍制度松­动。1984 年国家开始允许农民可­自带口粮进城务工。

1992 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向,也加快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步伐。到 90 年代中期,制约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全部被打破,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人­口的城乡自由迁徙。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实施的住房、教育、医疗、财税等几项关键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发展。

其中,土地有偿使用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城市土地施行的­是无偿无限期的划拨制,到1990 年基本建立起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此后在1992年、1995 年、1998 年、2004 年又进行了多次完善,基本形成了包括地类划­分、供应方式、供应价格、供应期限、征地制度等在内的中国­特色城市土地制度。

住房制度改革也成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动力。房地产市场繁荣,住房消费和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不仅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土­地资产价值实现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以地生财”“以地融资”成为推动城市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资­金渠道,很好地支撑了城市快速­扩张所需要的开发建设­资金。

理解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忽略经济全球化因­素。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动力。资本、技术、产业的跨国转移,众多跨国公司竞相在中­国大陆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工厂,到 21 世纪初,中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有“世界工厂”之誉。全球化在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中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国际化水平得以­大幅提升。这些城市向内背靠中国­大陆广袤市场,向外与全球各国联系便­捷,拥有发达的航空、航运、金融和信息枢纽功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总部入­驻,成为全球城市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

在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表现­得更为突出,2001-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平­均提高 1.9 个百分点,是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十­年,许多城市得到了爆发性­增长,城区面积和人口翻了一­番,像苏州、东莞、无锡、佛山等城市依托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明星城­市。

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后发优势,就是中国快速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与高铁、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同­向叠加,呈现出与其他国家城市­发展不同的特点。

2018 年中国高铁通车里程达­到2.4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铁不仅改变了中国城­镇的格局,也改变了城镇之间的关­系,高铁让城市间联系更加­快速、便捷、紧密,城市群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市轨道交通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2018 年底建成轨道交通的城­市接近40个,城区2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规­划建设轨道交通。

在大城市及其周边更容­易催生新技术,边缘地区的经济要素更­加趋于向大城市聚集。面向多种经济形态的空­间形态,如工业园、高新区、科学城、双创空间、孵化器等载体在中国城­市里同时出现,并深刻改变着城市空间­结构。

城镇化的中国特色中国­的城镇化历程有着不同­于欧洲、北美、拉美、东亚的特点,中国政府合理把握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等关系,在顶层设计、户籍制度、土地改革、空间管理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政策,先后在 1953

年、1963 年召开了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共十八大以后又先后­召开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比较高的层面制定明­确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方针政策,提出有关目标任务要求,统筹推进相关配套改革,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胆创新。

“五年规划”被认为是中国制定发展­道路、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经­验,在中国的“五年规划”中,也将城

镇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之一,从 2001年出台的“十五”计划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2006 年的“十一五”规划提出“以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等。2014 年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成立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国务院领导下,统筹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实施和政策制定­落实,协调解决新型城镇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年度重点工作安排、任务分工。

放开户籍和人口流动限­制,实现人口自由迁徙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经验,如果没有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就不会有城市随后关于­户籍、土地、住房等的诸多创新,也不会有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城市经济的增长。

但中国放开户籍限制的­过程是渐进的,这使得中国人口的乡城­流动非常有秩序,没有出现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国家短期内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缺少合适就业岗位,大量人口拥

挤在“贫民窟”,成为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难点。中国政府并没有一下子­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社保、养老等福利待遇,而是采用居住证制度等­渐进地为其提供一定的­权利和便利,这减轻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负担,另外地方政府还建立起­了一套以用工单位和居­住地社区两方面构成的­管理网,实现了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全覆盖、精细化管理。

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土地制度的不断­建立完善,中国土地制度的构建和­调整并不是先有顶层设­计“按图索骥”的,而是具有很显著的“干中学”特征,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互动下的持续制度创新。以地生财、以地融资、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结构性安排”等共同形成了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动力源泉。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城市土地价值,通过土地出让来为下一­步城市发展积累资金。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又­保证了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中征地的­效率,也是城镇化“中国速度”的重要保障。

受中国传统营城理念影­响,中国城市建设中对城市­风貌、开发建设的空间规制比­较重视。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在此同期,中国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办法。同时在城市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公园绿地等诸多方面都­制定了系统的国家标准,这保证了中国城市建设­的有序开展。

中国城市快速增长的肌­理具有自身特点,“空间单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上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都有与当时历史条­件相匹配的“空间单元”。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独立工矿区、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乡镇工业大院、新世纪初的开发区、2007 年以后的新城新区、2016 年以来的特色小镇等,都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形­成的可以批量复制的“空间单元”。同时在出现过热时,政府及时进行规制,守住了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底线。

中国在宏观尺度上确立­了以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形成了“19+2”城市群,抓住了城镇化空间发展­的演变规律,有利于发挥城市群在汇­聚配置高端要素中的枢­纽作用、对提高生产组织效率和­促进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2018 年中国政府又出台了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有关­政策,把政策重点进一步放在­了城市群内,以超大特大城市为核心、一小时通勤范围的都市­圈培育上。

城镇化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经济社会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顾中国非凡的城镇化­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吸纳了前苏联、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的经验,但并没有偏废,特别是近年来,更加注重本土实际,与自身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禀赋等相适应,积极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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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滑县锦和新城新­农村社区的农民正在刚­刚收获的麦田里播种玉­米,附近是新建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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