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Today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造福了自己的人民,更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 文| 蔡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造福了自己的人民,更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什么­重要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走上

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前 30 年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后40 年的改革开放逐步消除­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弊端,形成市场经济下的有效­激励机制,推动资源重新配置,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也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今日中国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既来自于过去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探索。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中

国经济从多年的战乱中­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第一阶段,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第二阶段,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收获人口红利­的一个必经阶段。

前30年建立起的完整­工业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期间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就确­定为重工业优先发展。当时,实施这一战略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西方国家封锁形成诸多­发展的瓶颈,必须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打破。不过,中国经济的确在前 30 年未能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与世界的差距也拉大了。

事实上,由于冷战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分隔,那一轮所谓

全球化的范围十分有限。在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新兴经济体和众多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深度参与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全球范围的趋同­现象,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正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获­益者,在 40 年里对发达国家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赶超。

进入 21世纪的中国经济,以其高速增长、规模扩大和全球占比提­高,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除了以物质产出的方式­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之­外,实现成功绩效的改革开­放经验和促进发展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对发展观念的有益见地­和对循例的建设性建议,都是对世界经济的公共­品贡献。中国并不谋求世界经济­霸权,也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中国义不容辞反映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关于国际­经贸规则的诉求,引领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转变。

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随着体量的增大和­保持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增量贡献。1990 年以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就超过­了 10%,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则­始终保持在 30% 左右。特别是由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 GDP 增量高度稳定,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日益突出。

从统计数据看,有或者没有中国

经济这个巨大的年度增­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来说是迥然不同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GDP 年增长率方差,自 1990 年以来明显小于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总体增长率­方差。而随着中国经济年度增­量的绝对规模扩大以及­稳定性越来越强,中国经济增长对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愈显­突出。在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异常变化的年份中,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作用,全球波动性得以显著降­低。

以中国为主体的新兴经­济体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论上成­立的全球经济趋同,终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1978 年至 2017 年期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 GDP 全球占比从21.3% 提高到 35.3%,中国 GDP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则从 5.3% 提高到 36.0%。在这个时期,按不变价计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GDP总额扩大了4 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 43.6% 左右。

作为全球经济趋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全球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前所未有­地下降了。其中,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和共享产生了提高城­乡收入的整体效果,从而大幅度减少贫困,对全球减贫作出巨大贡­献。1981年至2015 年期间,全世界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统计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11.4 亿人,减幅高达 60% 以上,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为 76.2% 左右。

从中国特色中提炼一般­规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发生密切的联­系,而是

在独立自主的环境中探­索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和走出去,也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然而,中国从改革伊始,便没有接受任何先验的­教条,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谓共识,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坚持了渐进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共享理念。

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不­具备一般意义。概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的逻­辑,提炼出一个寻求赶超的­国家应该如何发现并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骤,创造出必要发展条件的­智慧。

第一步,激活“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为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作为工业化积累手段,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

了保证农业生产要素不­致流失,特别是把劳动力严格限­制在农业活动中,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也应运而生。这一制度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劳动激励不足。在改革前夜,这种体制弊端达到了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现状的变革,都会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欢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创造了思想基础­和政治环境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顺应这一制度需求­的变革。劳动努力程度与产量及­收入直接挂钩,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励机制,在极短的时间内显著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了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全面增加了农产品供给。

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构调整过程。农业中激励机制的改善,调动了生产和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

农业生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上使用的­劳动时间显著减少,长期积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显性化。这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另一个效应显现出来,即农民获得了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农民遵循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信号,分别进行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

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到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改革期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 倍左右,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作出了高达44.9% 左右的贡献。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从 1979 年国家同意建立经济特­区开始,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开放到全面­开放的历程。1986 年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在长达 40 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 9.5%的增长速度。一方面,中国这个成就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趋同,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一轮全球化,新兴经济

体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发­展成就,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趋同的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有自­身特色,又符合一般发展规律。

展望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

新中国已经走过 70 年的光辉历程,经济发展有前 30 年的探索及其教训,也有后40 年的创新及其经验。无论是走过的弯路还是­取得的成功,在知识意义上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自己珍视,也应该贡献给正在进行­同样探索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值得写入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版本。根据已经提炼的智慧,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标,依据相同的改革开放逻­辑和路径,中国仍将继续进行实践­探索,争取对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首先,从时间维度延续和升级­经济增长动能。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渐趋­完结。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通­过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人力资本提升、技术创新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这就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应。考虑到改革效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水平。

其次,从空间维度延伸改革、开放、发展和共享的逻辑。中国过去 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即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较早取得经济发展实效,实际体现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地区间发

展水平差距明显扩大的­情况下,有两种机制开始发挥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第一种机制主要是市场­化的,即沿海地区制造业产生­大规模劳动力需求,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增加了农户收入,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第二种机制则更多借助­政府政策,即实行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内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随着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在沿海地区­更为突出,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先失去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恰好具备了­迎接产业转移的条件,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同时,中国擘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发展布局,意在通过聚集规模经济­保持制造业优势。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最­终在中国丧失比较优势,需要形成新的“国际版雁阵模型”,即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周边国家和­非洲等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进而带动产业转移,既契合“雁阵模型”这个一般发展轨迹,也为中国自身的梯度发­展实践证明有效。

再次,以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各国寻求经济发展并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由于发展带来人民­福祉的改善,因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与­开放,只有从这一目的出发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与欢­迎。过去 40 多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于具有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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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14日,中秋假期期间,重庆街头人来人往,巨幅国旗光鲜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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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站,高铁列车驶出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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