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大件儿”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三转一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却承载着一代人的特殊记忆。
“三转一响”，对很多“90后”来说是个陌生的词汇，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是无数家庭梦寐以求的“四大件儿”。“三转”指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一响”指录音机。当年谁家拥有了这四件东西，那可是人人称羡。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三转一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却承载着一代人的特殊记忆。“如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远不止‘三转一响’了，但它仍然是我最美好的记忆。”生活在北京的王
凤岐说。
购物凭票
62 岁的王凤岐住在北京市朝阳门街道竹杆社区。1972 年，22 岁的王凤岐在一家副食店当售货员，虽然刚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收入才 17.8 元，但她乐在其中。
彼时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王凤岐每天不到8点上班时，店门口的老百姓就已经拿着盆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因为物品紧缺，买东西都要‘求着’售货员，而看似了不得的售货员最常说的就是‘等着等着’。”夏天家家都吃麻酱凉面，顾客总是说“师傅多给点儿，麻酱一人一两，根本不够吃，我都不敢让孙子来，怕还没回到家就吃没了。”肉类也是定量供给，但与现在的人们偏爱瘦肉不同，那时顾客都“求着”售货员：“师傅，要肥的，回去炼油渣儿，孩子夹着窝头吃。”
售货员的工作虽然光鲜，但也十分辛苦。王凤岐记得刚到单位报道时，就听说售货员必须会蹬三轮车，“我胆子特大，把煤气罐搁到车上，就去王府井换煤气，结果咣当一下撞到了树上。”年轻就是充满活力和干劲儿，不怕苦的王凤岐在单位总是抢着干重活儿。最让她记忆犹新的是每年冬储大白菜的季节，售货员晚上都要住在店里，凌晨两点就得爬起来从车上卸大白菜，因为五点钟天还没亮，老百姓就已经开始在门口排队，等着领大白菜了。回想当年贫穷的生活，王凤岐不由得鼻子一酸落下眼泪。
“那个年代，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按户籍人口定量供应，记得每月 24号发粮票之前，我妈就去吃的少的邻居家借粮票，因为我们一家六口，我哥一人就能吃三个大馒头，定量根
本不够吃啊。”王凤岐说，“我们副食店每个月的 24日进行糕点盘点，这一天，售货员可以花 2 角 5 分买一斤点心渣，带回去给家里和街坊们吃。这可是几十种口味的糕点渣呢。”说到这儿，王凤岐破涕而笑。
1978 年底，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涌起。什么是改革开放，对王凤岐来说还是一知半解，但是政府说的“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让王凤岐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活真的一天天变好。
“三转，一个也不少”
1979 年，王凤岐迎来了人生中的大事—结婚。
“结婚时家里一穷二白，别说‘三转一响’了，连房子都是自己盖的。”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王凤岐的先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下海经商，家里开始逐渐富裕起来。“三转”，一个不少地全有了。
王凤岐的先生原来是服装厂的木工，手艺高超。“像缝纫机，我们是根本买不起，但我先生用别人淘汰的零件儿拼了一台，特别好使。”每逢街坊四邻借用的时候，王凤岐就把带轱辘的缝纫机推到院子里。崔大妈、张大婶儿时常过来匝被罩、鞋垫儿、小孩子的衣服裤子等。大家高兴地说，“这要
是在外面可要花一块钱呢。”不知不觉，缝纫机“咯吱咯吱”的声音渐渐远去，商场里的服装玲琅满目，老百姓衣柜里的衣服也越来越时髦儿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手表是四大件中最奢侈的东西了，戴手表的人凤毛麟角。梅花表、上海表、北京牌手表、双菱表，都是当年流行的品牌。“虽然结婚的时候没买，但我们家那口子争气，第二年就给我补上了。”王凤岐笑着说，刚有手表的时候，逢人就问几点了？并把手腕高高地抬起来，让别人看见我有手表了。时光流逝，从机械表、电子表到全自动手表，手表的样式和功能越来越丰富，但王凤岐最珍视的还是当年的那些老手表，至今仍珍藏在家中的柜子里。
四大件里面，地位最高、使用价值最大的当属自行车。永久、飞鸽、凤凰牌自行车是八十年代名副其实的“豪车”，黑色“二八车”最受推崇，它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运输工具，诸如大白菜、米面、蜂窝煤，甚至家具等，几乎囊括生活中任何需要搬运的东西，因此每个家庭都渴望拥有它。自行车也是凭票购买，人多票少，只好用抓阄的办法来分配。幸运的王凤岐抓上了，当下就从商店骑回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自行车买回来后，我天天把它擦得铮亮，不舍得用就供着它，端详着它，上班还是走着去。”王凤岐兴奋地说，“那时候，自行车也是我的命。”有一次妹妹借车，不小心把车给撞了，王凤岐心疼地哭了好几天。现在，大街上再也没有了黑色“二八”自行车，取而代之的是速度更快的电动车、私
家车，和遍布大街小巷颜色亮丽的共享单车。
唱响新生活
1980 年，王凤岐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件大事—当妈妈。
当时王凤岐的先生别提多高兴了，不停地问她：“怀孕了，想要什么呀？”从小喜欢唱歌、热爱文艺的王凤岐撒着娇回答：“录音机！”没想到先生竟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他们就去了北京花市百货商店。售货台上只摆放了两台燕舞牌录音机，顾客们听说这小两口要买录音机，立刻围拢过来。“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 ...... ”说着说着王凤岐唱起了录音机里的广告词儿，周围的人都鼓励他们买下来。但一问价格，王凤岐为难了，一台录音机 600 元，而普通家庭的月收入才几十元，虽然先生
下海经商，一个月也只能挣200多元，两人不吃不喝3 个月才能买得起啊。还是王凤岐的先生爽快，直接开票，把录音机抱回了家。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的“燕舞”曾是何等风光无限。自从有了录音机这件稀罕物，街坊邻居全到他们家院子里听邓丽君的歌，热心的王凤岐还忙活着为邻居们准备茶水和北冰洋汽水，到了夏天人们听到夜里12 点还不愿散…… “就是那一年，我妹妹开始谈恋爱，她请我们一起爬香山，特意叮嘱一定要带上录音机。于是，我们四个人提着录音机，一边爬山，一边听音乐，不知不觉身后跟了一群人。当我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呼啦就围上一圈儿人，大家跟着录音机里邓丽君的歌，唱了起来。”王凤岐引以为傲地说，这件事儿在当年还上了报纸！
随着科技的发展，录音机逐渐升级换代。90 年代末期，更为小巧的随身听走进了人们的生活，王凤岐给自己和儿子各买了一个，她听音乐，儿子用来学英语。2000 年之后，MP3 开始盛行，它不光体积小，容量也大，还可以随时变换自己喜欢的歌曲，磁带和光盘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退休以后，王凤岐成了朝阳门街道的文艺骨干，小孙子拿着蓝牙音箱为她伴奏。
从燕舞牌录音机到便携式蓝牙音箱，听音乐这件小事儿越来越方便，王凤岐的日子就像邓丽君唱的“甜蜜蜜”一样，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过去考虑的是今天吃完，明天吃什么。现在吃喝不愁，好几个月都想不起来取工资，我退休后的生活就是在文艺团唱唱歌，跳跳舞，真是比过去幸福多了！”王凤岐感慨万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