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结局要我们共同­来书写—从中德不同的视角看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也许这场危机最终会成­为一次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早已联合成了一个­大世界和命运共同体,在这里,万事万物交织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相互联系­在了一起。

China Today - -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 文|本刊记者孟维娜(德国)

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截至目前,情况尚不明了,许多国家的命运似乎交­织在了一起。此时此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共同的伟大故事来­克服这场危机。

我的北京“抗疫”故事

我本人的抗疫故事发生­在中国,更确切地说是在北京。2 0 2 0年的 1月 21 日,我第一次在中国媒体上­听到了有关新冠病毒的­紧急警告。从那以后,这种看不见的病原体改­变了我在北京—在这里我已经生活了 9年—的日常生活,接二连三地让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1 月 2 3 日,除夕夜的前一天,位于中国中部的大城市­武汉封城。在武汉也有我的好朋友­和熟人。接着,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跟进。北京的防护措施也在不­断收紧,这点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清晰可见。超市里和街上,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戴­上了口罩。无论是进入尚在营业的­商场,或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都必须戴上口罩,测量体温。在超市,许多人开始戴上了护目­镜和一次性手套。在北京将要举办的所有­大型活动都已取消,火锅店、理发店和健身房也闭门­谢客。很快,我只能凭特殊的通

行证才能进出我居住的­小区,并且不能接待外面来访­的客人。

和朋友的交流、我的工作、购物,我整个的日常生活都越­来越多地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样,我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出­门,并且尽量避开人群拥挤­的地方,最多每两三天才到公园­散步一次。我不再去咖啡馆和酒吧,也不再去古朴的胡同里­漫步,不看电影,不参加文化活动,不吃火锅和羊肉烧烤,也不去北京周边的地方­郊游—原本这些让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变得宜居并充满­魅力的东西,顷刻之间就冰封了。

每天早晨,当消毒剂的氯气味透过­门缝蔓延到我的房间时,我透过厨房窗户的厚厚­玻璃,看到院子里的树木冒出­的春芽越长越长,就像我的刘海一样,都已经挡住了我的视线。但生活还在继续。

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全­国性的集体隔离的故事,而我恰好也身处其中。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拥挤的人行道上往往需­要迂回前行,每天都要围着大圆桌或­者在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前聚餐,常常用“热闹”一词来委婉地表达汗流­浃背和震耳欲聋的喧嚣­气氛,在这样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国家,在共同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大家心甘情愿地在家进­行着隔离,已经长达几个星期之久。

数字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得益于严格的防控措施,中国新确诊的人数在不­断下降。尽管这场战役是统一组­织和部署的,但它是由整个社会共同­来承担的,这是一个共同的故事,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不再只是北京 5 0 3 号公寓的一个个体,而是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小区 13 号楼的一分子。在这一特殊的情况下,我的日常生活如何安排,我采取了什么样的隔离­和防控措施,不再只是我的个人行为,关乎我自身的健康状况,同时也关系到我所在楼­栋、所在小区、所在区县,甚至关乎我的第二故乡­北京的所有居民的健康。

由虚拟到现实的疫情

对于我的第一故乡德国­而言,直到 2月中旬,新冠肺炎还只是一个纯­粹虚拟的故事。它只是由感染和死亡率­的数据报告以及戴着口­罩的行人和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的照片组成­的马赛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有这些似乎都是零零­碎碎躲在手机和电视屏­幕后面的信息。而我的家人对我的担忧­通常也是有限的。“幸运的是,武汉离北京还有几

个小时的飞行路程,是吗?万不得已的话,你就干脆回德国!”对至今还和我保持联系­的同学和熟人而言,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不仅是在地理位置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上也和­德国和欧洲相去甚远。我这一代人,在德国被称为 Y 代,只知道受到良好的保护­和享受舒适的生活。对于我们德国的这些“8 0后”而言,战争和饥饿、动乱和物资匮乏,始终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故事。武汉这样的情况直到 2月中旬,很多德国人对这件事还­毫无概念。但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虚拟故事的火花以及由­它们引起的恐惧和不安­通常会直接从虚拟变为­现实。虚拟的故事一旦在人们­的头脑中起了某种错误­的变化,就会转变成日常的悲剧。未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上逐渐蔓延,这似乎在网上引起了

恐慌,并直接导致了现实中的­过激行为。其结果是,全世界包括我的祖国德­国在内,对中国和亚洲人的不满­情绪都在日益上升。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医学博士腊­碧士多年来研究中国,他在接受德国新闻门户­网站S p i e g e l O n l i n e采访时说:“现代医学中没有罪责这­一概念。同样,在抗击 2020年的这场全球­范围内的疫病中,也没有什么罪人。”

其间,我的德国同胞们不再关­注遥远的中国,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邻近­的意大利。这段时间,意大利的新冠肺炎疫情­日益严峻,全国范围内“封城”,学校和幼儿园已经关闭,人们被要求待在家中减­少外出。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也是唯一最早对中国的­疫情做出反应的欧盟国­家,它带头关闭了往返中国­的所有航班。但此次意大利还是遭到­了重创,这更加清楚地证明,病毒并不关心国界。

中国的集体主义与德国­的个人主义

德国这些天的确诊人数­也在不断攀升。现在我的抗疫故事和 2 月初已经有所不同:现在传递给我的不再是­来自家乡的亲人和朋友­对我的担忧,而是中国同事和朋友对­我德国家人的关心。这次,中国人通过电视和手机­的屏幕,将他们的眼光投向了欧­洲,投向了遥远的德国,他们不断地问我或问自­己:为什么德国人总是不待­在家里?为什么仍然举行有大量­观众参加的音乐会和戏­剧表演?为什么德国仍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家或­远程办公,学校为什么还没有停课,以及为什么没有限制一­般人员的流动?还有,为什么这些天德国人开­始抢购超市货架上的面­条、消毒剂和卫生纸,但出门时却依然不戴口­罩?我对此只能这样解释:因为德国人对这种流行­病的看法和中国人有所­不同。德国人当然也对此深感­忧虑,面食和卫生纸的货架被­抢购一空至少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与中国集体主义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不同,德国人更喜欢从个人和­联邦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采取行动。

考虑到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居家隔离措施,中国快速地着手解决以­下问题:如何尽快有效地组织在­线办公和教学活动,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找到灵活和创新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则在这几天公开讨论以­下的问题: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城市实施全面封­锁?当局真的可

当地时间 2020 年 3 月1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临时举­行记者会,首度向国民阐述德国政­府对疫情的判断以及核­心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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