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特色产业助力农牧民增收脱贫
西藏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产业，并通过专业合作社，构建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牧业经营体系，助力农牧民增收脱贫。
近年来，西藏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产业，并通过专业合作社，构建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牧业经营体系，助力农牧民增收脱贫。朗县地处西藏自治区林芝市西南部，雅鲁藏布江穿境而过。这里全年气候平均11.4度，日照2400-2600小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孕育了特有的辣椒品种“小牛角”，其维生素 C和花青素含量都远远高于其他品种。
朗县辣椒有 100 多年的种植历史，但在 2016 年之前，种植模式以家庭为主，老百姓自给自足。
今年 28 岁的阿旺旦增是朗县洞嘎镇滚村村民，在他的记忆里家里一直种着“小牛角”。过去，在果蔬并不丰富的西藏，富含维生素的辣椒既是水果也是蔬菜。
“我们这里地处高原河谷地带，常年没有高寒天气，适宜种植作物。村民们一般会在田里种植青稞、苹果、核桃等，但苹果需要 3- 5 年才能挂果，核桃需要 8-10 年才能收获，所以为了增加土地的使用率，村民们会采
取果间套种的方式，在苹果树或核桃树下种植辣椒。”朗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次央介绍。
在种植过程中，人们发现辣椒上会出现黑斑。起初农技人员还担心是病虫害，于是就拿到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朗县每百克辣椒中花青素含量5 . 5 6 毫克，每百克辣椒中维生素 C 含量 22 6 毫克，远远高于其他辣椒品种。这一发现让朗县辣椒愈发成为市场上的紧俏货。
“下一步我们会根据朗县辣椒花青素含量高的特点进行深加工，提炼花青素，进一步提高辣椒的附加值。”次央说。
阿旺旦增家现有 4 个大棚和 5 亩露天田种植辣椒，阿旺明显感觉到大棚的产量和收益远远高于露天田。“大棚里的辣椒能够长 6 个月，反季节销售可以卖到 30 元 / 斤。露天田的辣椒只能卖个应季价格，一斤 5 元左右。”阿旺说。
次央也算了笔收益帐：大棚辣椒从 12 月份种植到转年 2 月挂果，挂果时间 6- 8 个月，可以收 4 茬，平均亩产量 20 0 0 -2 50 0 斤，收入可达 750 0 元以上。这个收益远远高于之前村民们种植青稞等作物。
2016 年，朗县将辣椒种植作为主导产业进行整村推进。刚开始村民们对大规模种植辣椒心存疑虑，担心收成和销路。于是县政府推出了“企业 +合作社 + 种植户”的模式，进行集约化管理。村民们把土地交给村集体进行规模化种植，规范化管理，他们只需要每天过来，在村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参与种植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朗县推进绿色有机无公害种植。“过去为了追求产量，村民们种辣椒使用化肥。从 2016 年开始，我们开始推广农家肥和有机肥。今年共调运 12 91 吨有机肥用于辣椒种植堆肥，此外每年县政府拿出 50 0 万元辣椒产业资金进行注入，引导老百姓种植绿色健康更高品质的辣椒，从而卖出更好的价格。”次央说。
朗县辣椒规模化种植、规范化管理模式不但确保了产业收益，还大大地解放了劳动力。现在阿旺旦增家 7亩辣椒地种植劳动妻子一人就能搞定，他在县城打工，每年家庭收入 10万多元。坐在装修一新的房间里，阿旺盘算着今年争取把 5 亩露天田也盖上大棚，把日子过得更富裕。
2020 年，全 县 辣 椒 种 植 面 积80 0 0 余亩，预计实现产量 60 0 0 吨、产值 2 40 0 万元人民币，带动 1570 户群众实现户均增收 1. 22 万元，朗县辣椒已成为群众的“致富椒”。
朗县辣椒香飘藏乡。2 018 年，朗县辣椒通过国家评审，被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朗县也有了“西藏辣椒之乡”的美誉。
辣椒产业的红火发展极大地调动了朗县村民的发展积极性，现在全县有三家农牧民成立合作组织，其中一家还拿到了 SC 认证，可以直接为大型商超供货。与此同时，朗县政府招商引资，与企业合作，提高产品工业化程度，增加产品附加值。目前，朗县辣椒已研发出了辣椒佐料、辣椒酱、火锅底料、豆瓣酱等特色产品，在西藏自治区及内地都有很好的销路。为了逐步培养村民们商品意识，朗县政府还积极鼓励村民利用网络平台，通过直播等方式扩大产品知名度。
如今，为更好地促进朗县辣椒产业发展走上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林芝市朗县辣椒产业发展规划（2020 年—2030 年）》已经出台，明确了辣椒产业发展工作思路及目标任务，为辣椒产业发展指明方向。
“根据规划，朗县正在积极申报更大规模的朗县工厂化育苗基地项目，同时强化辣椒产业生产加工销售流通链条机制，让我们的朗县辣椒行销全国，甚至走出国门。”对于未来朗县辣椒产业发展，朗县县委书记扎西有更长远的谋划。
当雄，藏语意为“天选牧场”，辽阔的草原、丰美的水草，为生长在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高寒地区的牦牛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但曾经粗
放的发展模式和产业链发展滞后，使当雄牦牛产业发展受阻，优势产品没能形成优势产业。
为让“当雄牦牛肉”这一地理标志产品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让当地百姓增收致富，近年来，当雄县深入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发展牦牛产业为基础，以家庭牧场为运作平台，以有“身份证”的牦牛肉为品牌的产业链为依托，积极探索高效养殖育肥技术，实现了草场生态持续好转、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2018 年 4 月，占地近 3 0 亩的当雄县净土牧场郭庆场运行。净土牧场负责人阿旺多布杰告诉记者，目前牧场分 4 个牛舍，一期项目共养殖 40 0头牦牛。值得一提的是，每头当雄牦牛的耳朵上都植入了一枚带有芯片的电子耳标。“在牦牛 5-7 岁出栏时，可通过扫描电子耳标查看牲畜户主基本情况、牲畜健康状况、免疫情况接种疫
苗等有关信息。”阿旺多布杰介绍说。这样推向全国市场后，每一块牛肉都用标签写上编号、重量、牧户名、追溯电话和监督电话，实现了“一个电话可以追溯肉的来源，一张标签可以证明肉的品质”。
此外，为了解决冬季牧草短缺问题，2019 年年初，当雄县投入 20 0 余万元，修建了占地 416 平方米的集装化智能牧草生产厂房。“有机牧草生产系统采用生物营养液无土栽培。通过智能温控、自动微喷浇灌、LED 灯光照射等，满足种子生长所需的温度、湿度、光照、营养等条件，能够一年四季不间断地为牦牛提供新鲜牧草。”阿旺多布杰介绍说，牧草工厂周产量能够达到 8-10 吨，有效解决了全县牧草资源短缺的现状。
同时，当雄县还积极培育新型农牧民，吸纳当地群众到牧场就业。3 6岁的次仁桑珠是当雄县净土牧场郭庆场的饲养员，牧场建立之初他就来到这里工作，主要负责一个牛舍 60 头牦牛的管理。次仁桑珠是郭庆村一组的建档立卡户，来这里之前，他家仅养殖了 20 多头牦牛，并且总是担心牦牛的繁殖和销售问题。现在，次仁桑珠不用愁了，他将自己家的牦牛入股了牧场，还成为了这里的员工，每月工资5 40 0 元，不仅掌握了标准化养殖技术，还懂得了经营管理，一家人也实现了脱贫摘帽。2019 年年初，富裕起来的次仁桑珠还花 6 万元购买了一辆汽车，每天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这是他以前不敢想的。
目前，净土牧场按照个体、联户、国营三种方式，实施牦牛入股（买断）、草场流转、牧民入园的养殖模式，公司将牧户牲畜以活体称重的方式进行入股，以入股资金总额的 12% 向牧户分红。截至目前，已入股牲畜有 1755 头，对于超出载畜量的牲畜，当雄净土牧场有限公司将一次性买断，目前已收购 2578头。2019 年，该牧场出栏 1010 头，为员工发放工资 104 万元。
当雄净土有身份证的牦牛肉通过“云集”等电商平台销售，2020 年 2月与去年同期相比销量增加了 20%。“去年牦牛育肥出栏 1010 头，今年准备出栏 150 0 头至 20 0 0 头牦牛。随着牧场的发展，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当地群众增收致富。”阿旺多布杰说。
通过“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牧民”方式构建畜牧全产业链，当雄县形成了畜群畜种结构合理、一二三产业融合、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新格局，走出一条在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牧民增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55 岁的索南益西有着丰富的“搬家”经验。他从小生活的西藏自治区噶尔县门士乡门士村是典型的牧业村。赶着牦牛和羊群的他，一年又一年的时光就是在夏季牧场、秋季牧场以及冬季牧场的三次迁移中度过。2017 年底，随着索南益西一家入住噶尔县康乐新居易地扶贫搬迁点，他们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扶贫的一个重要途径，这项扶贫措施在西藏被赋
予了高原特色—把生活在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地区的居民，搬迁至低海拔地区，让迁出地居民享受更好的生命健康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减少极高海拔地区的人类活动，把大自然还给野生动物，保护高原生态环境。索南益西坐在自家阳光房的客厅里，向我们讲述了他的进城故事。“易
地搬迁前，村里、乡里干部征求大家意见，我第一个举手同意搬迁，因为想在城镇生活。”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索南益西卖掉家里 30 多头牦牛和 60 只羊，赶在2018 年来临前搬入新家。他的新家是一栋 150 平方米的两层藏式小楼，楼下 5 个房间装修成厨房、客厅、洗手间等，楼上沿着走廊分布着 5 间卧室。
“搬到低海拔地区，不但呼吸顺畅多了，生活也方便了。”索南益西说，新家
所在的地方通水通电通路，而之前上厕所要去屋外，饮水需要化冰，取暖靠牛粪，太阳能发电连手机充电都满足不了。
住在山南市贡嘎县岗堆镇森布日极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安置点的次强姆深有同感。次强姆来自那曲市双湖县措折羌玛乡，2019 年底搬迁到森布日。她的父母和 7 个已经成家的子女各分到一套上下两层的联排庭院，宽敞整洁。“住在安置点，老人看病，孩子们上学都更方便了。最重要的是，周围都是自己的老邻居，虽然居住环境是新的，但一点不会感到陌生和寂寞。”次强姆说。
同样是搬家，次强姆和索南益西却有着不完全相同的原因。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缓解草畜矛盾，一群牧民赶着牛羊，从西藏那曲市申扎县向北迁徙 300 多公里，来到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无人区繁衍生息，由此也诞生了中国海拔最高的县—双湖县。
作为“人类生理极限的试验场”，极高海拔对群众生命健康造成的伤害显而易见。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当地风湿病、心脏病等高原病地方病多发，不少群众因病致贫。加之地广人稀、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可及度低，这里成为生态保护任务最重、贫困程度最深、发展难度最大的区域。
然而，被称作“鬼地”的双湖，却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双湖县，是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迁徙活动的重要区域。
“随着人口增长，群众对物质需求的不断增加，家畜与野生动物争夺草场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给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造成了很大困难。”西藏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扎西多吉说，包括双湖在内的极高海拔地区涉及自然保护区 9 个，草场以每年3%- 5% 的速度加剧退化。
2019 年底，为了破解人与自然共生难题，给野生动物腾出家园，双湖县2900 人向南跨越近千公里，搬迁到了海拔 3600 米的雅鲁藏布江北岸，在更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下开启了新的生活。
为了解决人走后牛羊的问题，西藏政府部门设置了数年的过渡期，迁出地按村成立合作社，迁出群众以草场、牛羊等入股，由部分青壮年留守统一放牧，暂时解决牲畜和生活来源的问题。过渡期满后，留守的青壮年也将来到森
搬得出还要住得稳，做好群众搬迁后续生活安排也同等重要。
来到拉萨市羊八井镇的彩渠塘村，一栋栋崭新的藏式民居整齐排列，村委会、活动中心配套设施齐备，周边医院、学校、市场也一应俱全……除了这些所有安置点的标配，彩渠塘村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温泉。
据彩渠塘村第一书记德吉白珍介绍，彩渠塘村海拔 4300 米，有着丰
富的地热资源，彩渠塘村也因此成为精准扶贫风湿患者集中搬迁安置点。2017 年冬，来自那曲、阿里、昌都高寒山区的数百名患有严重风湿性疾病的牧民集中搬迁到这里，通过藏医药与温泉水相结合的治疗方法，逐渐康复。彩渠塘村走出了一条“易地扶贫搬迁 +藏医药健康扶贫”的创新之路。
“我患风湿病 5 年多了，搬到这里以后，打开水龙头，在家就能享受到温泉水。”旦增塔杰高兴地说。
旦增塔杰来自平均海拔 5000 多米的那曲市尼玛县，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的病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2017 年，旦增塔杰跟 600 多名乡亲们一起搬迁至彩渠塘村，“每天在家就可以泡温泉，病情减轻了很多”。
拉萨市人民医院驻彩渠塘村工作队队长次旦白吉说：“在 625 人中，无劳动能力的 361 人，患有风湿性、类风
为了确保搬迁群众“能致富”，彩渠塘村多次组织开展就业培训，涉及汽车驾驶、厨师等多种技能，确保搬迁群众每人至少掌握一门务工技能，外出务工的群众月收入都在 3000 元人民币以上。
易地扶贫搬迁后，扎曲全家分到了120 多平方米的两层独家小院，第一层用来开茶馆，每天至少收入200元。“我和女儿开茶馆，顺便照顾孩子，比之前全家人打工和放牧的收入都高。政府还组织技能培训，我准备让家里的其他劳动力都去打工。”扎曲告诉记者，村委党委鼓励村民自主创业，如今村里已经有 15 家商店、4 家茶馆、4 家台球室，收入都不错。
彩渠塘村里的绵羊育肥专业合作社内，青储窖、干草棚、水泵房等设施一应俱全，这里饲养着 2250 只绵羊（户均 15 只），出栏后将为搬迁群众户均增收 3700 余元。德吉白珍说，村委党委正在积极申报更多的产业项目，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让村民们在家门口能有更多就业选择。
西藏被誉为“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是中国、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江河源”和“生态源”，是亚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启动器”和“调节器”，生态地位极其重要。
近些年，西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有力的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中科院等部门监测评估显示，西藏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9 5 .7%，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 7. 5%；全区森林、草场、湿地、冰川、雪山和野生动植物等得
到了有效保护，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原生状态，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汽车从阿里地区日土县城出发后，继续沿着国道 219 线行驶约 12 公里，连绵山峦间，一片蔚蓝映入眼帘—这便是班公湖。
这是一条典型的河道型湖泊，也是一个东淡西咸的湖泊。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鸟岛，生活着黑颈鹤、藏原羚、棕头鸥、高原裸裂腹鱼等十几种国家级保护动物。水天一色间，湖畔的绿草、湖面或游弋或飞翔的棕头鸥点缀其中，为这片灵动的水域增添别样景致。
为了守护这水清岸美，2002 年西藏班公错自治区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批准设立，2004 年班公湖国家森林公园批准建立，2007 年这里成立了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班公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下设普古拉龙管理站等 6 个保护管理站点，野
保员（湿地保护员）索南达瓦和 39 名当地农牧民群众一道，在班公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监测范围开展经常性巡护，及时制止非法捕捞、盗取鸟蛋等违法行为。
在湖面平均海拔 42 40 米、总面积 5 63 03 . 22 公顷的自然保护区开展巡护并非易事。“大面积的巡护，即便是开着车，都需要一整天时间。”索南达瓦的工作内容繁多，时而弯腰在湖边捡拾垃圾，或守护鸟岛上繁衍后代的鸟儿们，或保护洄游产卵的鱼儿，或在湖边维护种植的树木……12 年的风吹日晒，让索南达瓦一脸黝黑。“以前湖边没有建筑物，鸟儿跟人类很亲近。随着班公湖的名气越来越大，旅游的人增多，鸟儿见到人就飞。通过这些年的巡护，它们又能在这里自在生活了。”他说，现在人与自然相处越来越和谐。
日常巡逻管护、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系列措施的实施，让班公湖及周边水质、空气、土壤、植被等状况明显改善。2019 年西藏自治区环境公报显示，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班公湖水质总体达到Ⅱ类标准。
生态环境持续好转的同时，班公湖的经济效益、旅游价值进一步提升。2011 年以来，当地共计投入资金1220 余万元人民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截至 2020 年 6 月，日土县旅游人次达 69567人，旅游收入达 9739 万元，旅游行业就业人次达 652 人，群众增收 19. 2 万元。处于“世界屋脊的屋脊”，人们“不负青山”，也收获了“金山银山”。
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之一。它被誉为西藏的生命脉搏，孕育了悠久的藏文化。但因为沙土，生活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人对它的感情却十分复杂。
奔涌的江水行至中游，地势变缓，裹挟而来的泥沙大量沉积。丰水期过后水位下降，泥沙裸露，加之当地风很大，泥沙被吹到农田里、道路上，形成了很多移动沙丘。“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一起不见家”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20 世纪 80 年代，饱受风沙之苦的沿江群众开始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以改善河谷生态环境。修筑丁字坝、大苗深栽、草方格固沙……都是山南人治沙历程探索的足迹。
2009 年，中国政府颁布《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 年）》，文件中明确沙化土地是治理重点，将防沙治沙工程作为生态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来抓。同时，逐步形成多渠道、全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新格局。
2017 年 5月，有“全球治沙领导者”之称的亿利集团，带着“绿起来与富起来相结合，生态与产业相结合，企业发展与生态治理相结合”的“库布其模式”进入山南。亿利集团开展多项防沙治沙
项目，包括特色经济林示范区、防沙治沙区、亿利苗圃基地、亿利新村等，总投资 6.83 亿元人民币。
“我们目前已完成投资 7000 万元，带动 615 人不离乡、不离土、就近就便实现增收，累计增收 400 万元，人均增收 6500 元。”亿利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治理沙化土地 7650亩，通过生态防护林和绿色产业林建设，区域森林面积和提高森林覆盖率还将逐年增加。
随着防沙治沙成为生态建设的重要课题，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开始走进西藏、扎根西藏。2017 年，扎囊县政府与西藏藏草生态科技公司合作，开展万亩植物种苗繁育与生态修复工作，依托乡土植物的引种、驯化、研究、扩繁等一系列手段，以科技力量守护高原圣土。
在位于扎囊县阿扎乡章达村的藏草万亩苗圃基地内，暑期返乡的大学生曲吉卓玛正在和其他村民一道忙着种植藏草，“一到假期，我就会来这里打工，既挣了钱也积累了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宝贵经历”，曲吉卓玛说。在“为生态保护出力”和“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双重情感下，越来越多村民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践行者。
如今，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贡嘎至桑日段已经有了长 160 公里、均宽1800 米、面积约 45 万亩的防护林，葱郁蜿蜒的植被犹如一条“绿色哈达”披落在雅江两岸，山南地区沙尘天气也从每年 60 余天降至 7 天左右。
2019 年，西藏自治区累计投入117 亿元用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持续加大“两江四河”流域植树造林力度。据国家公布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森林面积已达 1491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12.14%，森林蓄积量达 22.8 亿
立方米，位居全国第一。
2020 年 7 月 26 日，阿里地区改则县林业和草原局微信工作群里传出一段视频：3000 多只雌性藏羚羊带领幼仔出现在改则县古姆乡境内。
改则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仁增罗布介绍，这段视频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珠玛日管理站管护人员在日常巡护中拍摄的。改则县境内藏羚羊迁徙有 3 条大的通道，分别是久扎、玛东玛和章萨 ( 均为当地地名 ) 通道。每年大概 4 月底到 5月初中旬，藏羚羊会从栖息地往北部产仔迁徙；大概 7月底 8月初，再携带幼崽返回原栖息地。
仁增罗布说：“现在，藏羚羊回迁通道的管理站管护人员已加强巡逻， ‘护航’藏羚羊回迁。通过加强巡逻及时救助被困围网栏的藏羚羊，同时及时拆除回迁通道上可能阻挡藏羚羊回迁的围网栏。”此外，如发现有藏羚羊试图穿越公路，他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确保回迁藏羚羊安全通过。
据悉，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93 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29.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野牦牛等野生动物栖息于此。保护区覆盖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尼玛县，阿里地区改则县等地，其中改则县境内保护区面积约 10.6 万平方公里。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近年来藏羚羊种群数量上升到 20 万只左右。
布达拉宫座落于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市区西北玛布日山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的宏伟建筑，也是西藏最庞大、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建筑群。布达拉宫因其独特的建筑、数量众多的宫藏文
物，被誉为“藏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
2018 年底，国家计划投入 3 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开展为期 10 年的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利用工程。目前，工程进入一期实施阶段。
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 7 世纪，距今已有 13 0 0 多年的历史。19 61 年，国务院将布达拉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 9 4 年，布达拉宫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西藏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中心，布达拉宫宫藏在册的汉、藏、满、蒙、梵等多文种珍贵古籍文献近 4 万函。其中包括藏量居世界之首，自公元7 世纪以来的近 3 万叶 4 60 多函贝叶经珍品；目前保存最完整且最早的，明永乐八年（公元 1410 年）印制朱砂版藏文《甘珠尔》刻本；历代高僧、学者
各类文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宫廷御制典籍文献；西藏及其他地方各大印经院刊印的上乘经典等。
目前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主要存放在灵塔殿、佛殿、经堂及数间古籍文献库内。这些珍贵古籍文献基本涵盖了藏民族古籍文献的所有形式，内容可大致归纳为：经藏、律藏、论藏等三藏典籍；大、小五明；佛本生传记；各语种医药学、史学、戏剧；各类志书、目录等。
布达拉宫古籍文献既是文物，又是档案，具有极高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也正因如此，布达拉宫古籍文献整理保护一直都在进行。据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保管科科长边巴洛桑介绍， 20 世纪 70 年代，布达拉宫组织成立古籍文献整理小组，保护修复了部分古籍文献，整理出版了四部古籍文献文集目录。
据了解，此次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与利用工程整体实施方案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项目主要分为：古籍文献预防性保护、抢救性保护修复、数字化保护、展示利用四个部分。整体实施方案计划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一期实验性修复阶段。
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中尤为珍贵的是来自古代南亚等地的贝叶经，其中最早的珍品距今已逾千年。贝叶经也是此次布达拉宫文献古籍保护工程修复的重点。
贝叶经因在贝多罗树叶上刻制、书写而得名，是东方悠久文明的物质载体。公元 17 世纪时，五世达赖喇嘛收集多个寺庙所藏贝叶经，集中珍藏于
哲蚌寺甘丹颇章，在布达拉宫扩建后，甘丹颇章迁移到此，贝叶经从那时起也进入了布达拉宫。曾有专家估算，全世界现存贝叶经总量不过千函，其中布达拉宫藏量居首。
布达拉宫贝叶经中，许多是失传已久的重要梵文原典。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研究室多吉平措博士告诉我们，保护贝叶经的重要性可从三方面进行认知：其一从载体角度，留存千年的贝叶本身就十分珍贵，可以称之为珍贵文物；其二书写在贝叶上的信息更为重要，它不仅有佛教典籍，还记载了医药学、天文历算、人文交往等方面的内容，代表了古代南亚次大陆人类文明；其三书写贝叶经使用的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古印度文字“梵文”，作为现在存世不多的文字，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2009 年，为更好保护这些珍品，布达拉宫专门设立了贝叶经库房。如想一睹贝叶经真容，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打开贝叶经库房的门，需要三位以上工作人员在场。进入藏经库，文物保护人员需要带上白手套，从木柜中取出一个长条木匣，里面是用黄色纯棉布包裹的贝叶经，黄色包经布下面还包裹着一层绸布和一层药布，还有一层宣纸。这些包经布、宣纸，包括缠绕经书数十匝的布绳带都有学问。紧裹贝叶经的宣纸有防潮作用，里层的绸布叫做“门杂”，专门用藏药浸泡过，有防虫的作用，绸布和棉布有防尘作用，最外面紧紧缠绕的绳带，可以防止贝叶散佚或者相互摩擦，以免造成字迹模糊。
对于此次贝叶经保护修复工作，边巴洛桑坦言，他们现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目前世界上尚无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可循。“鉴于贝叶经的珍贵性和脆弱性，我们工程一期的主要任务是实验性修复和科学数据提取。”边巴洛桑说，“我们首先对操作空间的温度、湿度，空气含量等要素进行严格监测，找到最适宜修复的局部环境；初期我们也没有用贝叶经原件进行修复，而是先在藏纸上进行实验，和相关专家做一次中期成果性交流，然后再进一步制定后序工作方案。”
贝叶经仅是布达拉宫数万函古籍文献保护利用的一个缩影。虽然管理处文物研究室已整理出版了布达拉宫古籍文献系列丛书，但仍有许多古籍文献数百年来从未示人。
为了让更多珍贵的古籍文献“活”起来，边巴洛桑介绍，此次修复工程将利用高科技手段，结合古文献保护原则，对珍贵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归档展示，让他们走出深闺高阁走近公众，从而解决古文献“藏”与“用”的矛盾。同时，工程还将通过数字化，在保证古籍原生性和再生性基础上，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研究工作，让更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珍贵古籍文献重获新生，让更多人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与魅力。
2 0 2 0 年 3 月，1 3 0 0 多 岁 的 布达拉宫首次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开展了一场与全国网友互动交流的“云游世界屋脊的明珠”参观游览活动，浏览量达 9 2 万人次。千年布达拉宫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西藏，因地理位置连接着尼泊尔、不丹、印度、缅甸等数个“一带一路”上的沿线国家。基于独特的地缘优势和人文历史积淀，在跨越喜马拉雅的交流空间与时代记忆之中，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西藏加快南亚大通道建设，扩大开放合作，承担起与南亚周边国家共同谱写共享发展与繁荣新篇章的时代使命。
在南亚文明史上，“蕃尼古道”曾经承载了中尼、中印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友好交往的重大使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西藏成为中国面向南亚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和前沿枢纽。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加强全球合作，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南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外交的重要方向。2019 年 10 月，习近平赴印度金奈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为中印、中尼乃至中国同南亚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经贸务实合作开辟了新空间。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印两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金砖国家体制以及中印边贸、边界管控、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中尼两国在经贸投资、能源基建等各领域互利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公路、铁路、口岸、航空、通信为连接的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初具规模，将造福整个南亚地区。
西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与南亚各国人民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西藏文化与印度、尼泊尔等周边文化有相当多的关联性。西藏为印度香客通过乃堆拉、普兰等多个通道入藏朝圣提供便利和保障，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通过积极组织实施援尼项目，提供物资支持、开展双边技术合作，中尼友谊不断深化。在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民心相通、加强人文交流方面，西藏始终以友好开放的姿态迎接着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西藏重要的地位，为西藏发挥连接祖国内地与南亚的区位优势，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一带一路”也给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使西藏更好地融入了世界。当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崭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曾致信祝贺“2019·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希望西藏抓住发展机遇，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政策，广泛开展对外交流。
2017 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通过了《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规划》，旨在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构建环喜马拉雅经济带，推动西藏开放型经济跨越发展。同年，西藏吉隆口岸正式成为国际性口岸，极大促进了中国内陆与印度、尼泊尔在经贸、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西藏面向南亚的开放发展，推动跨喜马拉雅地区成为亚洲发展的新高地，给西藏与印度、尼泊尔及周边国家的发展格
“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西藏重要的地位，为西藏发挥连接祖国内地与南亚的区位优势，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一带一路”也给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使西藏更好地融入了世界。
局带来变化。
从统一理念、规划到项目攻坚，西藏着力推进南亚大通道建设。在政策沟通（如签署合作文件、确立“共商共建共享”机制）、设施联通（如中尼跨境铁路建设、中尼跨境光缆成功连接等）、贸易畅通（如成立南亚标准化研究中心、建立日喀则综合物流园等）、资金融通（如开通移动支付服务、提供金融数据存储服务）、民心相通（如举办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乃堆拉山口对印度香客开放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五通”的不断深入，使中国与南亚主要合作伙伴的政治关系进一步密切，不断迈进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为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打好了重要基础。
面向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西藏将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积极探索内生发展与对外合作交流的新路径。
在口岸贸易方面，着力改善发展边贸经济的双边基础设施，将口岸作为人流、物流的重要载体，不断深化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构筑面向南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开放经济圈。要积极探索边贸经济发展的新方式、新途径，加快推进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贸易实验区建设，探索推进“中尼印经济走廊”付诸实施的有效途径。要通过继续积极鼓励传统的边境互市贸易发展，使这些惠及双方边民的传统交流方式继续发挥“毛细血管”作用。要在既有的双边会晤与协商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边境地区地方官员及民间的会晤机制。要强化日喀则、阿里等西藏沿边地带的“门户性”地位与作用，建立边境口岸与西藏中心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的协同关系，借助多方力量不断完善各口岸功能，促进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
在产业发展方面，西藏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边贸经济的产业支撑，加强与区外、国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多采用高科技、环保型的技术，提高产品生产效率，树立民族品牌。要积极培育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培育壮大南亚研究的专业机构，充分发挥智库专家的力量，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好的咨询服务。要采取有效措施打通走向南亚的商贸物流通道，建设完善的商贸物流节点网络和高效的商贸物流运营服务系统，引导和支持企业运用中南亚班列、南亚公铁联运模式，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要充分利用“互联网 +”经济的发展优势，培育南亚跨境电商产业，推动商贸物流业“走出去”。
作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西藏应处理好开放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牢固树立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的理念，在建设项目具体落实过程中认真审定、细化自然保护的实际有效范围。要在不断丰富中印、中尼等边贸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形式、更多内容的文化交流活动。要积极构建功能完善的文化旅游平台，推进旅游合作区建设，重点建设西南国际旅游通道，发展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特色户外运动产业，进一步扩大“藏博会”等文化旅游展会平台的综合影响力。
西藏的对外开放既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也有新时代基于建设美丽西藏的长足规划，源于华夏儿女对于西藏改革发展、繁荣富强的美好追求，源于国家对于西藏建设南亚大通道、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切与支持。西藏开放发展的最终受益者必将是参与双边贸易与人文交流的各国人民。
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在数字时代提出的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新方案。秉承“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数字丝绸之路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特征，以信任为路径，以共享为目标。前期的实践已经证明，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利于克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有利于逐步缩小数字鸿沟，有利于为世界经济发展赋能。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数字丝绸之路的价值将更为彰显。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不久，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便提上日程。2015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2 017 年 5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
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提出这一概念。2 018年 4 月，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契机，加强同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建设 21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2 019 年 4 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继续强调，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在此次峰会期间，还专门举办了主题为“共建 21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的分论坛。
数字丝绸之路以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为基本内容，通过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建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共享、促进信息技术合作、推进互联网经贸服务和加强人文交流，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响应这一倡议，2016 年 5 月，中国科学家联合国际专家正式发起了为期 10 年的基于空间观测的数字丝绸之路国际科学计划倡议，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参与这一计划。
数字丝绸之路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数字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引擎，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2019 年 8 月，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会议在重庆召开，与会人士一致认为，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不断创造新的生产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应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合作拓展数字经济发展新空间。
面对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各国积极响应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正如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所言，尽管美国希望阻碍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及其他海外消费市场，但中国多家科技巨头铺就的数字丝绸之路早在很久以前就从亚太延伸到了海湾地区和非洲。许多“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从缺乏基本网络设施，一举跃升到拥有 4G 商用网络和技术平台的阶段。
2017 年 12 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标
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呼吁在 5G、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等技术领域建立统一标准。2020 年 8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央网信办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深化人工智能标准国际交流与合作，注重国际国内标准协同性。截至 2019 年年中，中国已与 16 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加强“数字丝路”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 19 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上述政策引领下，许多数字丝绸之路的前期成果纷纷落地。2017年 11 月，中国电信与俄罗斯电信运营商 Tra nsTeleCom 开通了首个基于 10 0G ULH（超长距）密集波分复用技术的贯穿中欧的跨境传输电路。2018 年 7 月，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早期收获成果的中巴跨境光缆项目已经竣工。2020 年 5 月，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脸书、南非电信运营商MTN Globa lCon nect、法国电信运营商 Ora nge、沙特电信公司、埃及电信等宣布将合作铺设 2Afr ic a 海底电缆以服务非洲大陆和中东，并经由东非与其他海缆相连以进一步延伸至亚洲。该项目是非洲大陆覆盖面最广的海底电缆，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整个非洲和中东的连接性。除了大型基建项目，过
去几年来，“支付宝”也开始在欧洲和亚洲 40 多个国家建立直接业务或通过当地支付平台运营业务，京东智能物流中心在泰国建成，抖音 App 在东南亚地区广泛流行。
不仅如此，数字丝绸之路倡议还与很多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相契合。例如，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于 2017年 12 月通过了《“数字哈萨克斯坦”国家规划》，乌兹别克斯坦于 2018 年7月颁布了“关于发展数字经济措施”总统令，并于 2019 年 11 月发布《数字乌兹别克斯坦 2030国家战略构想》草案讨论稿与实施路线图，土库曼斯坦总统于 2018 年 11 月批准了《土库
曼斯坦 2019 —202 5 年数字经济发展构想》，塔吉克斯坦总统于 2019 年12 月批准了《塔吉克斯坦数字经济构想》；在东南亚，2020 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东盟正在制定“第四次工业革命综合战略”，旨在解决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治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在非洲，非盟制定的《2 063 年议程》中，“泛非数字网络”和“网络安全”是该议程的旗舰项目。2019 年 5 月，以“推动非洲数字经济”为主题的第五届转型非洲峰会召开，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提出了“非洲数字经济蓝图”，呼吁非洲各国运用数字技术促进非洲大陆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在拉美，作为 D7（世界上数字发展和数字政府最先进的国家集团）成员国乌拉圭是拉丁美洲人均软件出口量第一的国家。该国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表示，他们非常有兴趣成为“一带一路”数字维度的一部分，希望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吸引更多的中国创新公司来乌拉圭，将乌拉圭作为一个开展业务的基地。
少数非洲国家政府对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服务与技能等进行战略性和系统性的投资，非洲金融科技初创企业融资困难，非洲大众消费群体面临网络欺诈问题。
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严峻挑战。展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丝绸之路完全有条件发挥更大作用。
安格庄是河北省易县太行山深山区的一个小村庄，早先由于交通不便，山多地少，几辈人过的都是靠天吃饭的生活。易县地处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通过精准扶贫发展乡村旅游，这里迎来发展的大好契机。短短几年，村民不仅依靠旅游脱了贫，而且家家找到了致富的门路。
随着北京新冠肺炎疫情得到较好控制，进入 7月，到安格庄村游玩的人越来越多。“来我们这儿的主要是京津和省内的游客，今年疫情闹得大家心里
发慌，前半季没收入，后半季希望能挽回一些损失。”33 岁的张萌萌和婆婆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农家乐，3层小楼， 21 间客房，正常情况下每年有 20 万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一家人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
赵保玉是张萌萌的公公，今年 54岁，在离家不远的易水湖景区上班，每月有 3000 元的稳定收入。赵保玉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他所在的易水湖景区上半年没有游客，但工资照发。游客进不来，家里的收入就受到影响，儿子在4月份便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北京的疫情稳定住了，北京和天津的游客开始进来了。等景区游客再多点儿，我就把儿子叫回来，让他继续在厨房给客人们炒菜。”
赵保玉说。
赵保玉口中的“景区”，不是他工作的易水湖景区，而是距离村子仅 300米的“恋乡·太行水镇”。2016 年，作为河北省“旅游 + 扶贫”重点项目，河北百悦文旅集团在安格庄村边不长庄稼的河滩荒地上建起了一座具有太行风情的乡村旅游度假区，安格庄村村民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
“景区没建成之前，每年也零零散散地接待一些游客，但收入不稳定。原来的 5 间瓦房，没有淋浴，没有冲水马桶，卫生条件让游客很不满意。”赵保玉说，借着太行水镇景区的开发和建设，2016 年，他家推倒了村口原来的 5间老屋，建起了3 层小楼，WI FI 、空调、24 小时热水、独立卫生间样样俱全。“当年收入就有 20 多万元。”现在，安格庄村像他家这样规模的农家小院有 60 多家。
这两年，水镇景区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和游客的大量涌入，带火了附近村庄的农家乐。河北恋乡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策划总监于博青说：“水镇景区从 2016 年 9 月开业到现在，游客累计有 1000 余万人，直接带动了周边 12个村子协同发展，5000 多人受益。”
“在这儿居然吃到了多年没吃到的缸炉烧饼、鞋底烧饼、榆面饸烙，太出乎意料了。”在太行水镇风味小吃一条街，70岁的北京游客张春梅对眼前的“老小吃”赞不绝口。景区内现场制作这些传统小吃的手艺人，都是附近村庄的农民。于博青介绍，这条街上的很多传统小吃摊位、特色产品店铺都优先提供给周边贫困群众，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创富，“不盈利不收场地租金。”
粉条坊的老板赵振响也是安格庄村人，在水镇里卖了一年纯手工红薯粉，纯收入在 30万元以上。赵振响说，很多游客怀旧，就喜欢他家祖传的老手艺。南头村 54 岁的赵志敏在景区内支了一个手编摊，传统的芦苇编蝈蝈笼等小物件儿，让她每天有 100 多块钱的收入。
为扶助弱势群体家庭，太行水镇特别设立了“扶助爱心摊位”。摊主李鹏经营一个筷子摊。不同于别的摊位，他的筷子摊边上常年摆着一个棋盘。原来，从小患脑瘫的李鹏是个象棋高手，感兴趣的游客可以与他下盘棋，如果输了就花 10 块钱买一把筷子。“我们给他设这个摊位，就是为了让他和人接触，让他感到不孤独。很多游客不管输赢，都会买他一把筷子。”于博青说，李鹏现在变得见人爱说话了，这个摊位给了他一个自食其力、融入社会的机会。
和李鹏一样被安置在爱心摊位的还有大龙华村的“袖珍人”陈爱静，她用一个编织摊给自己赢得了一份受人尊重的收入。“每月纯收入一千多元，够家里的日常开销了。”
景区还通过打造双创孵化平台，吸引农民和贫困户回乡创业，让旅游精准
37 岁的宋长松也在安格庄村经营着一家旅游民宿。“3 层 700 多平米，花了 100 多万，3 年下来，本钱差不多快收回来了。”
在回村经营民宿之前，宋长松夫妇一直在北京工作，看到村里乡邻旅游接待做得很红火，他们选择了回村创业。宋长松说，原先全村外出打工的300 多人现在基本上都回来了。“这两年家家搞餐饮住宿，大家都有了赚钱门路。”
借助太行水镇的旅游带动，安格庄乡连片农家院已发展到 300 多家，年综合性经济收入达 3 亿元。2017 年，全乡顺利通过脱贫验收，2018 年被评为河北省旅游示范乡镇。于博青告诉记者，为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景区采取了很多办法，如利用疫情这个无法接待游客的特殊时期，坚持每周为贫困群众开设线上乡村大讲堂，提升村民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
旅游带动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太行水镇通过搭建乡村旅游资源平台，为贫困群众蹚出了一条靠乡村旅游吃饭的路子。据了解，到 2020 年底，中国将有约 1200 万的贫困人口借助旅游发展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