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把纪录片拍的叫好又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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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萧寒本职工作是大学教授,有舒适又安逸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走上了纪录片创作的道路。《喜马拉雅天梯》收获了一千多万的票房,《我在故宫修文物》也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这一次《一百年很长吗》聚焦社会上的手艺人,为了这部作品他带领团队走了10多万公里,从100多位手艺人中筛选出了10位,最终电影里呈现了两个人的故事,对于他来说,拍纪录片乐在其中,也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喜马拉雅天梯》是聚焦珠峰,《我在故宫修文物》把观众带进故宫,这一次《一百年很长吗》则是关注平凡的老百姓和手艺人,选题和关注点有什么规律吗?

萧寒:虽然看起来珠峰、故宫很高大上,其实我始终讲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比如《喜马拉雅天梯》里讲的是培训学校,向导们都是很苦很累,赚很少的钱;《我在故宫修文物》里那些负责修文物的师傅也都是很平凡、不受关注的人,他们拿的工资也不高,如果不是我纪录片拍到他们,可能观众还是不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平时大家去故宫也看不到他们。

《一百年很长吗》关注了新疆和广东两个手艺人,是怎样选定这两个人物的?

萧寒:拍着拍着就凸显出来了。这部电影就是从手艺人出发去找,我们最早走了十几万公里,调研了

100多个手艺人,做了他们的采访,最终跟拍的有十几个。这两个是从这十几个里脱颖而出的。

中国幅员辽阔,手艺人也很多,这100多个又是怎样选定的呢?

萧寒:首先是地域的选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要涵盖到。其次是手艺门类的区别,先是从这两个维度筛选。筛选的过程中再具体到人,每个地方会想到有哪些特色,比如到了广东,佛山有咏春、蔡李佛拳,舞狮啊,黄飞鸿等等,我们觉得有意思就会慢慢寻找,当然,最终一定是具体的人物,用他的生活来呈现这个时代。

其实我本来想拍的是黄忠坚的师傅,也就是教蔡李佛的老师,但是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黄忠坚,觉得他这个人太有意思了,简直就是当代的喜剧之王,于是就临时决定拍他了。当时拍他的时候并不知道肚子里的宝宝会生病,这个是巧合。

十几个人是一起拍摄的吗?

萧寒:我们基本上就一个摄影组,偶尔会分出来一个机动组,所以我们才跑了10万公里。比如在佛山拍了一个月,接着到新疆拍一个月,然后去绍兴,拍完之后再回到佛山,所以特别耗时。

你本身是大学教授,有很稳定、也很安逸的生活,为什么要从事导演这个苦差事呢?

萧寒:还好,我没觉得苦。我还是很想去呈现一些东西,有创作冲动,有自我表达的意愿。还有一点,这种创作生活很吸引我,有快感,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感觉生命被拉长、被延展了。其实这也要比其他人的生活更丰富,并且会上瘾。所以做这样的决定不难,应该很多人都会很喜欢。

这么多人物,拍摄的素材应该很多,后期剪辑会不会觉得很难?

萧寒:我们素材非常多,我先让剪辑砍,最终剪辑 都砍不下去的时候我再上。在取舍上也没什么秘诀,还是从故事走向、人物走向来做调整,有的情节很精彩、很好玩,但放在这里不贴,不能融入大的故事线和情感起伏就删掉了,最终还是要呈现出完整的电影。

电影中的两个人物有没有特别打动自己的片段?

萧寒:好几个地方都很打动我,让我觉得很感动。比如黄忠坚唱《亲爱的小孩》,还有后面卡拉OK唱Beyond的粤语歌等等。其实他面对的生活的压力,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具体的困难,但那种心情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我们都有要迈的坎儿,你迈过这一个还有下一个等着你,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会有。

那么在创作中,你有没有最难迈过的坎?

萧寒:创作中还真没有,我觉得最难的,还是观众缺少对纪录片的关注,我一直努力去改变,但凭一己之力还是很难。创作本身没有那么难,让更多人去推动类型片的发展很难。当然,近几年我们能一点点看到变化,似乎纪录片开始有起色了,比如《二十二》票房就很成功,所以我们才一直坚持在做。

会不会有一些很想拍的内容但实现不了?

萧寒:这个随缘吧!世界很大、很丰富,选题太多了,想呈现的素材也太多了,所以这个事儿上我不执拗,不让拍就拍别的,我现在脑子里的选题就有10年都拍不完。比如手艺人这个选题就还有很多可以拍的,我甚至可以去拍更多异域他乡,有中国人生活的地方,来展现这100年他们是怎么过的,太多了。

从《丽江》到《一百年》,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进步和心得?

萧寒:当然有,创作上让我觉得对挖掘人物、真正的把人物呈现出来有越来越多的深刻, 在拍摄和剪辑等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这一部《一百年很长吗》完成度也很高,音乐、画面包括调音调色都比之前的作品更成熟了,要比之前的作品更满意。

创作中有没有碰到哪些困难?比如《喜马拉雅天梯》登顶的素材怎么拍的?

萧寒:《喜马拉雅天梯》的拍摄确实很难,当时我们用佳能5D,摄影师根本上不去,就培训高山向导,告诉他们怎么用,然后等他们登顶的时候帮我们拍摄素材,但是这个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坏了几部机子才完成拍摄。

纪录片的素材比很高,可能有几百个小时,会不会觉得一部电影的容量不够?

萧寒:我觉得没有,毕竟就是这样一个创作,就是要用一个半、两个小时讲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规定动作,在创作之初就是按这个规定去的,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本来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没什么特别难以割舍的。电影就是单篇故事,电视版就可以娓娓道来一些,观看人群不同,所以观影心态和感受、人群还不太一样。

《一百年很长吗》我也有把更多故事做成电视纪录片的计划,但首先是要把电影做好,我觉得电影有独特的魅力,这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纪录片和常规的故事电影很大不同就是要和摄影师有更高的默契度,你是怎样和摄影师沟通的?

萧寒:对,这点确实很重要,观众在电影里能看到,很多场景只有摄影师和录音师能进去,我都进不去,比如黄忠坚的家里,因为空间太小了,我只能在外面。这时候就需要摄影师知道要拍什么,知道我想要什 么。并且如果人太多的话也会干扰被拍者的生活。所以摄影师的默契很重要,不过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一拍就拍一年,很快就有默契了。

纪录片比较难的一点是让被拍摄者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面对镜头不拘谨,在你的电影里是怎样完成这一点的?

萧寒:首先这个人要是很开放的,不能过于不适应镜头,总是躲躲闪闪,这是前提条件。所以我们在选择人物的时候也是以这个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熟悉,也要他愿意呈现自己。在我的电影里都是人物真实的自己,没有NG,没有重拍。

可能有的人觉得在《一百年很长吗》里面有广告植入,会问这个是不是摆拍或特意设定的?其实也不是,我们当时只是把赞助商的零食摆在她们的房间里,让他们自由发挥,当然我也告诉了男主角说这是赞助商的食品,就有了这段效果。包括撕食品袋那段也不是刻意安排的,是很有趣的小插曲。

电影中两个故事的比重不一样,新疆的少,佛山的多,为什么会这样?

萧寒:对,新疆的少,一方面是文化差异性,佛山部分的故事更容易被观众理解。另外从故事性来说,佛山部分也更加丰富,新疆的相对单一,也比较沉重。但是他们碰到的问题比较相似,钱和病。我本来想把香港的一个故事也放进来,后来发现不合适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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