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把纪录片拍的叫好又叫座？

导演萧寒本职工作是大学教授，有舒适又安逸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走上了纪录片创作的道路。《喜马拉雅天梯》收获了一千多万的票房，《我在故宫修文物》也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这一次《一百年很长吗》聚焦社会上的手艺人，为了这部作品他带领团队走了10多万公里，从100多位手艺人中筛选出了10位，最终电影里呈现了两个人的故事，对于他来说，拍纪录片乐在其中，也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喜马拉雅天梯》是聚焦珠峰，《我在故宫修文物》把观众带进故宫，这一次《一百年很长吗》则是关注平凡的老百姓和手艺人，选题和关注点有什么规律吗？

萧寒：虽然看起来珠峰、故宫很高大上，其实我始终讲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比如《喜马拉雅天梯》里讲的是培训学校，向导们都是很苦很累，赚很少的钱；《我在故宫修文物》里那些负责修文物的师傅也都是很平凡、不受关注的人，他们拿的工资也不高，如果不是我纪录片拍到他们，可能观众还是不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平时大家去故宫也看不到他们。

《一百年很长吗》关注了新疆和广东两个手艺人，是怎样选定这两个人物的？

萧寒：拍着拍着就凸显出来了。这部电影就是从手艺人出发去找，我们最早走了十几万公里，调研了

100多个手艺人，做了他们的采访，最终跟拍的有十几个。这两个是从这十几个里脱颖而出的。

中国幅员辽阔，手艺人也很多，这100多个又是怎样选定的呢？

萧寒：首先是地域的选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要涵盖到。其次是手艺门类的区别，先是从这两个维度筛选。筛选的过程中再具体到人，每个地方会想到有哪些特色，比如到了广东，佛山有咏春、蔡李佛拳，舞狮啊，黄飞鸿等等，我们觉得有意思就会慢慢寻找，当然，最终一定是具体的人物，用他的生活来呈现这个时代。

其实我本来想拍的是黄忠坚的师傅，也就是教蔡李佛的老师，但是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黄忠坚，觉得他这个人太有意思了，简直就是当代的喜剧之王，于是就临时决定拍他了。当时拍他的时候并不知道肚子里的宝宝会生病，这个是巧合。

十几个人是一起拍摄的吗？

萧寒：我们基本上就一个摄影组，偶尔会分出来一个机动组，所以我们才跑了10万公里。比如在佛山拍了一个月，接着到新疆拍一个月，然后去绍兴，拍完之后再回到佛山，所以特别耗时。

你本身是大学教授，有很稳定、也很安逸的生活，为什么要从事导演这个苦差事呢？

萧寒：还好，我没觉得苦。我还是很想去呈现一些东西，有创作冲动，有自我表达的意愿。还有一点，这种创作生活很吸引我，有快感，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感觉生命被拉长、被延展了。其实这也要比其他人的生活更丰富，并且会上瘾。所以做这样的决定不难，应该很多人都会很喜欢。

这么多人物，拍摄的素材应该很多，后期剪辑会不会觉得很难？

萧寒：我们素材非常多，我先让剪辑砍，最终剪辑 都砍不下去的时候我再上。在取舍上也没什么秘诀，还是从故事走向、人物走向来做调整，有的情节很精彩、很好玩，但放在这里不贴，不能融入大的故事线和情感起伏就删掉了，最终还是要呈现出完整的电影。

电影中的两个人物有没有特别打动自己的片段？

萧寒：好几个地方都很打动我，让我觉得很感动。比如黄忠坚唱《亲爱的小孩》，还有后面卡拉OK唱Beyond的粤语歌等等。其实他面对的生活的压力，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具体的困难，但那种心情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我们都有要迈的坎儿，你迈过这一个还有下一个等着你，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会有。

那么在创作中，你有没有最难迈过的坎？

萧寒：创作中还真没有，我觉得最难的，还是观众缺少对纪录片的关注，我一直努力去改变，但凭一己之力还是很难。创作本身没有那么难，让更多人去推动类型片的发展很难。当然，近几年我们能一点点看到变化，似乎纪录片开始有起色了，比如《二十二》票房就很成功，所以我们才一直坚持在做。

会不会有一些很想拍的内容但实现不了？

萧寒：这个随缘吧！世界很大、很丰富，选题太多了，想呈现的素材也太多了，所以这个事儿上我不执拗，不让拍就拍别的，我现在脑子里的选题就有10年都拍不完。比如手艺人这个选题就还有很多可以拍的，我甚至可以去拍更多异域他乡，有中国人生活的地方，来展现这100年他们是怎么过的，太多了。

从《丽江》到《一百年》，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进步和心得？

萧寒：当然有，创作上让我觉得对挖掘人物、真正的把人物呈现出来有越来越多的深刻， 在拍摄和剪辑等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这一部《一百年很长吗》完成度也很高，音乐、画面包括调音调色都比之前的作品更成熟了，要比之前的作品更满意。

创作中有没有碰到哪些困难？比如《喜马拉雅天梯》登顶的素材怎么拍的？

萧寒：《喜马拉雅天梯》的拍摄确实很难，当时我们用佳能5D，摄影师根本上不去，就培训高山向导，告诉他们怎么用，然后等他们登顶的时候帮我们拍摄素材，但是这个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坏了几部机子才完成拍摄。

纪录片的素材比很高，可能有几百个小时，会不会觉得一部电影的容量不够？

萧寒：我觉得没有，毕竟就是这样一个创作，就是要用一个半、两个小时讲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规定动作，在创作之初就是按这个规定去的，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本来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没什么特别难以割舍的。电影就是单篇故事，电视版就可以娓娓道来一些，观看人群不同，所以观影心态和感受、人群还不太一样。

《一百年很长吗》我也有把更多故事做成电视纪录片的计划，但首先是要把电影做好，我觉得电影有独特的魅力，这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纪录片和常规的故事电影很大不同就是要和摄影师有更高的默契度，你是怎样和摄影师沟通的？

萧寒：对，这点确实很重要，观众在电影里能看到，很多场景只有摄影师和录音师能进去，我都进不去，比如黄忠坚的家里，因为空间太小了，我只能在外面。这时候就需要摄影师知道要拍什么，知道我想要什 么。并且如果人太多的话也会干扰被拍者的生活。所以摄影师的默契很重要，不过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一拍就拍一年，很快就有默契了。

纪录片比较难的一点是让被拍摄者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面对镜头不拘谨，在你的电影里是怎样完成这一点的？

萧寒：首先这个人要是很开放的，不能过于不适应镜头，总是躲躲闪闪，这是前提条件。所以我们在选择人物的时候也是以这个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熟悉，也要他愿意呈现自己。在我的电影里都是人物真实的自己，没有NG，没有重拍。

可能有的人觉得在《一百年很长吗》里面有广告植入，会问这个是不是摆拍或特意设定的？其实也不是，我们当时只是把赞助商的零食摆在她们的房间里，让他们自由发挥，当然我也告诉了男主角说这是赞助商的食品，就有了这段效果。包括撕食品袋那段也不是刻意安排的，是很有趣的小插曲。

电影中两个故事的比重不一样，新疆的少，佛山的多，为什么会这样？

萧寒：对，新疆的少，一方面是文化差异性，佛山部分的故事更容易被观众理解。另外从故事性来说，佛山部分也更加丰富，新疆的相对单一，也比较沉重。但是他们碰到的问题比较相似，钱和病。我本来想把香港的一个故事也放进来，后来发现不合适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