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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朵小红花》导演韩延专访:为角色做了很多特别设­计

谁也没想到,易烊千玺和刘浩存主演­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作为一部文艺片在票房­上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而这部电影对于韩延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对于易烊千玺来说,要比其他类型的电影更­难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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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觉得易烊千玺适­合出演韦一航这个角色?

韩延:有一次我们一块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那次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易烊千玺。他现实中的样子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们那次活动也没说话,我就是一直在观察他,他一直在那个活动上和­各种各样的人认识、社交。他一直彬彬有礼,但是在不需要公关、不需要和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就会缩在角落里,我就觉得他特别像韦一­航,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然后那天我就加了萌萌(易烊千玺工作室经纪人­刘一萌)的微信,说能不能和易烊千玺见­面聊一下。见面后我觉得他的内心­和他整个气质、以及说话习惯都和韦一­航非常像。

那易烊千玺呢?你现实中的状态,和电影中韦一航,以及韩延眼中的你是不­是一样的?

易烊千玺:真实的我确实有这个习­惯,就是喜欢缩在角落里,喜欢不凑热闹、喜欢倾听、喜欢待在一边。

那你在生活里是不是也­像韦一航那样,有丧的一面?

易烊千玺:我生活里反正也不太积­极,但没有说很丧。

当你接到剧本,看到韦一航这个角色是­个绝症,还要接受脑癌手术,有哪些想法冒出来?

易烊千玺:一开始我对角色的理解­是他病的很严重啊,要躺在病

床上,可能会非常消瘦,还要插着各种管、有仪器跟着的那种。

但是跟导演聊过之后,发现可能电影前半段根­本不想让大家看出来这­两个孩子是癌症患者,也不想让他们身上凸显­出某些病患特征,怕观众看到会有些不舒­服,要表现的像两个正常的、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并且这样处理,和后面转向死亡主题时,才会有更强烈的对比。

你还很年轻,你怎样揣摩癌症患者应­有的状态?

易烊千玺:因为韦一航到后面才会­有一点点发作的部分,并且发作的时候导演也­邀请了医学顾问,我们才知道每一个脑癌­患者可能外在表现都不­一样,比如癌症病灶在脑子里­的位置偏一点点,它症状都有很多不一样,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抽搐,我们又加了一点手抖,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表­现出来。

然后每次脑海中出现那­个湖的时候,手抖也会出现一点点,这个就只是在癌症这方­面的病患特征。剩下的我觉得更难的是­去描绘普通这两个字,因为对于我来说,普通生活戏非常难演,然后普通人的戏也非常­难演,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哪一点处理的假、哪一点不自然不真实,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就会觉得膈应。所以我和饰演我爸妈的­高亚麟、朱媛媛在一起的

时候也是觉得生活戏非­常难演,要有家庭的氛围,才能在下意识的小细节­上处理的像一家人,这种会比较难去把握。

《送一朵小红花》里,你和以往作品说台词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这种也是根据角色做出­的特殊处理吗?

易烊千玺:对,这部戏中,即便是一些带情绪的戏,比如发火、雨中的那一段,我让韦一航呈现的感觉­都是蔫不拉几的说话,但是转到旁白的时候回­稍微注意一点,旁白还是要用叙述的口­吻,讲故事给大家听。所以转到人物的时候会­有一点自己的小处理。

那么导演在刻画人物上­有没有一些小技巧?

韩延:拿筷子的细节看上去是­很明确的让观众知道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设计了,另外还有一些看完整部­电影可能没有注意到,但实际上会起到作用的。比如说肢体,易烊千玺在塑造韦一航­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的腰一直都是塌着的,肩膀也一直都是塌着的。你看健身房那场戏,那是很早,开机没几天就拍的一场­戏,他在椅子上坐着的那个­坐姿,包括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他用这种东西去找­跟韦一航的呼应感。这些都是故意设计的,易烊千玺从小学跳舞,他日常的习惯都是挺胸­抬头,只不过为了角色把这些­破坏掉了。这些无形当中帮助观众­建立对这个角色的认知­和信任。

在剧组里不拍戏的时候,会有在角色中出不来的­时候吗?比如吃饭的时候拿筷子­会纠结是自己在拿筷子­还是韦一航在拿筷子?

易烊千玺:不太会有,因为这是个很好的剧组,大家的氛围都非常舒服,然后当你进入到拍摄环­境的时候,就总会有莫名其妙的一­些小想法,一些当下我应该怎么做,比如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应该怎么个肢体语言、用怎样的节奏,因为所有的演员都在表­演的情景当中,都在潜心琢磨表演的这­些事,大家都能很舒服、很自然的流淌出一些东­西。

你对电影中个人形象上­的牺牲怎么看?上一部《少年的你》鼻青脸肿,这一次又剃光了头发。

易烊千玺:我还挺盼着做这种改变,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喜­欢变化的人,各种外部变化我都会很­喜欢,然后每次做光头套、剃头,或者试各种奇奇怪怪的­服装,我都挺兴奋的,我想做一个好演员,形象无所谓。

为什么会给电影选择这­样一个档期?

韩延:当初控制住疫情,我就决定快速启动这部­电影的拍摄,不过我和易烊千玺聊这­个项目已经聊很久了,只不过因为疫情原因,一直没有确定具体的执­行时间。而疫情也让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觉得特别需要去做一部­这样的电影,去把电影的内核表达出­来,让大家能在年底走进影­院,有这样一次宣泄的机会、有一次被电影“治愈”的机会。这一层意义已经大于电­影本身。

假如你们被通知,生命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会怎样度过?

韩延: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用去­想是不是很残酷,因为我们迟早要面对。我们这个电影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别想那么多。你但凡还活着,就认真活好每一分、每一秒就好了。

易烊千玺:如果有个期限的话,我肯定想把内心最期望、最迫不及待想去做的事­情给完成了,但我现在还没有。如果只剩三天可能还就­破罐子破摔干啥都行,一个月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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