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陪读”
如今，陪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一些家长宁可放弃自己的事业，也要给孩子当全职陪读，很多家长把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陪读实际上是家长对学校教育过程的过度参与，是一种溺爱到极致的表现，不仅会削弱学校的教育功能，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去年 8 月，张英放弃稳定的工作，陪儿子读高三；同一时期，杨金梅夫妇狠心关掉在北京开了十几年的门窗店，陪高中的儿子回到江西老家；王芳菲放弃了“30 万年薪”副总的工作，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这一年；早在年前，席雯就辞去小学教师一职，带着 3 个孩子从广东北上。 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临川一中。这个地处江西中部的中学，每年近 4000 名的高考生中，有二三十名学子考入清华北大，被称为“神话中学”。 考生身后，是上千个陪读家庭。 这些“陪读家长”有着共同的口号———“一切为了孩子”。
“孩子是士兵，我是炊事班班长” 4 月 22 日清晨 6 点， 张英的手机闹钟响了。 她常常比闹钟醒得还早，生怕错过了孩子起床的时间。 9 个月前，她辞了工作，从 200 多公里外的县城赶来临川， 专门照顾升入高三的儿子小林和另外两个同乡孩子的饮食起居。等她盛满三大碗粥，剥好水煮鸡蛋，睡眼惺忪的 3 个孩子才打开房门，一个接一个地去洗漱，吃早饭，离开家门。
在她看来，高考是一场“战斗”“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 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他们无需为洗衣服、做饭、洗碗这些琐事操心， 也没细想要去哪座城市、读哪所学校哪个专业，眼下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学习。“早把我们分成三六九等了”
年， 广东的席雯辞去小学教师一职，带着 3 个孩子迁往临川。 她讲到陪大女儿时，晚上洗脚水都要打好，让她边写作业边泡脚。 有人说她“你太惯孩子了，以后自理能力很差”“她读书那么累， 我帮她做一点有什么关系。”席雯毫不在意。
杨金梅的小儿子还在临川一中读高一，她就来陪读了。 去年夫妻俩关闭了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的门窗店，丈夫去了福建泉州打工，因为“泉州到抚
州有直达的高铁”，方便看孩子。
她还记得，两人送儿子回来读书的那天， 她看到许多家长在这儿陪读，问儿子要不要父母留下来。 儿子心疼他们放弃生意，说“不要了”。 杨金梅坐在车里，“眼泪一路从江西流到了安徽。”最后她决定陪读，因为不愿小儿子重蹈大儿子的“覆辙”。大儿子从小在外婆家养大，初中读完就出来打工，“走到弯路上”了。
但她最近嗅出了一些危险的信号。相比学习，儿子更喜欢打篮球，刚刚过去的期中考试，一向数学成绩优秀的他竟然考了不及格。 这样的成绩会错失“零班”。 而进了“零班”，就相当于一只脚踏入重点大学的保险柜。
进入高二，40 多个班级会被分为“零班”、A 班和 B 班。“零班”的学生将享受最好的教师资源，“连学习资料都是免费”，高考时由学校安排车接车送。
“零班”不是用牌子挂出来，而是敲打在每个学生， 甚至每个家长的心上。王芳菲的女儿不在“零班”，有时候女儿回家会说，“你们这些大人，早就把我们分成三六九等了”。
万元培养一名高中生许多的陪读家长都遵循这样的轨迹：“高三了，也该来了”。
王芳菲的女儿升入高三，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无论如何您可能要支持我一下”“小孩的路还很长，万一她考到不理想的学校，有怨言怎么办？”一直奔忙于职场的她，从初中起就把孩子送到临川读书，自己在外地打拼。放弃“30 万年薪”的副总工作，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做出这个决定时， 几乎没有人支持她。在临川租了一间 60 平方米的小房子，王芳菲从十多年没怎么摸过的锅碗瓢盆开始，一点点融入女儿的生活。
张英算过一笔账，包括房租、菜钱、水电费、煤气费、工钱等所有开支在内，年来一个家庭大约要花费 10 万元，培养一名临川一中的高中生。
还没到 5 月，镇上的酒店已经公布出高考当天的房价， 比平日提高了近两倍，而且“最好提前两个月预订”。 张英的同乡华丽经历过这些， 今年是华丽的儿子第二次迎战 “高考”。 去年一放榜，儿子掉了一本线，直接给父母发短信，说“我要复读”，父母二话没说，又续租了一年的房子。“陪读战高考”折射教育功利化事实上， 陪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一些家长宁可放弃自己的事业，也要给孩子当全职陪读， 是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表现。 很多家长根深蒂固地 认为：“前人强，不如后人强”，把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愿意“以牺牲自我，成就孩子的未来”， 陪读或许暂时解决了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问题，但同时又会使孩子失去独立自主、 自我锻炼的机会。
可见，家长“陪读战高考”，折射教育功利化。 陪读虽然精神可嘉，但做法不可取。 这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病态教育方式，是一种“赌博”行为。“陪读家长” 的出现并非只是家长们心态不好，是现实由不得他们不焦虑。 在现行人才选拔制度下，高考仍然是相对公平的流动上升通道。 而一般来说，好成绩离不开优质的教育资源培育，但现实中优质教育资源稀少且分布不均衡。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资源、营造尽可能高的“人生起点”，很多家长选择各种招数来择校、陪读就不足为奇了。
家长陪读成风，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私事”，而是社会的公共问题。 若中小学教育均衡化、 优质化的问题不解决，陪读现象不会自动“降温”。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指责“陪读家长”，而不着眼于疏解“陪读家长”的焦虑，显然并不客观、公允。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综合《中国青年报》、《江南都市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