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碰瓷”少年的背后推手

度，整个身子扑了出去，皮破了，血和泥巴混在一起，他抱着身体大叫起来。

这是父母教给他的， “没那么严重也要装得很严重，才能多要钱。 ”去年8月，小金第一次“碰瓷”，小金兄妹在派出

他们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地所吃饭。 图片由福明

方， 讹了三轮车夫派出所提供

元。他一点儿也不想参与“碰瓷”。可家里，妈妈对自己骂骂咧咧：“你不去的话就不要上学了， 去学校把你的学费要回来。 ”

妈妈也会哭着说：“家里饭都吃不起了，怎么办啊？ ”

可他还是不愿意“碰瓷”，这个个头越蹿越高的少年很清楚，“‘碰瓷’ 是不对的”。

父亲卢勇听到这话，冲上来甩手就是一个耳光。 小金个头1米7，快赶上父亲了，体重却不到100斤。 他被扇得直踉跄。 他委屈地大哭起来：“我又没错，你凭什么打我？ 我读书不好，你们教我不就行了吗？ ”回应他的是一个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声音。

卢勇说：“不让他‘碰瓷’，这个家就没钱吃饭， 太穷太穷了”。 这两年环保抓得紧，卢勇打工的五金厂也关停了，四十出头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儿，被各个工地召唤。 新工作不好找，没了稳定的收入，自己就这么“思想变坏了，走上了歪路”。

他盯上了亲生儿子。 最开始，儿子 父母策划的“生意”

14岁的小金从正在行驶的三轮车上摔了下去， 一头撞上了地面。 漆黑一片的隧道里，他抱着自己的头， 哇哇地叫喊起来。 当时，他蜷缩在地上，看着父母围在自己身边，指指点点， 又大声和一瘸一拐的三轮车夫嚷嚷。 平日里在五金厂干脏活的父母气势汹汹， 这些三轮车夫多是中老年残疾人，没有载客营运证，最怕的就是事故和报警。 赔偿谈妥了，小金颤抖着站了起来。 这一次“碰瓷”算是“成功”了。这个14岁少年的腿、手臂、背和后脑勺留着结痂的新旧不一的痕迹，有的是在台州留下的，有的是在宁波。从去年8月到今年10月， 小金卷进了父母策划的这门 “碰瓷生意”。 这对从四川山区来到浙江务工的夫妻， 带着一双儿女，奔波于浙江多地，一次次地强迫儿子在三轮车拐弯或快速行驶时摔出。

“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骗到钱。”母亲文丽说。直到被警方抓获时，他们已作案近 次，涉案金额上万元。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路是坑坑洼洼的，小金没掌握好力 怯生生地跟他说：“爸爸，我们做两次就不做了好不好？ ”他“心疼”满身是伤的儿子，也想着“做几次钱挣够就算了”。可是后来，他发现孩子“没怎么呕吐也没怎么出血啊， 医生也说不是很严重啊”。

与此同时， 他的钱包鼓起来了，每次“碰瓷”的收入从几百元一点点涨到了几千元。

在审讯室里， 再一次回忆这些细节，卢勇说：“我惭愧，我没脸见人。 ”

“他们上瘾了。 ”小金说，父母就像是吸毒一般，到后来，父母强迫自己的手段越来越粗暴， 连借口和理由都懒得找了，自己每一次抗争，换来的只会是耳光和砸在地上的锅碗瓢盆。

“‘碰瓷’来钱太容易，太快了。” 母亲文丽坦承， 没有任何工作能与之相比。 唯一会抗议的是儿子。 一次，这个只会默默抚摸伤口的少年爆发了，冲着父母大哭，“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 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 当人看吗？ ”

缺德父母胃口越来越大有一次，在宁波“碰瓷”，小金摔下车后， 有小儿麻痹症的三轮车夫陈烈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摸了摸他的后脑勺，把他送进医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显示，小金枕骨骨折。他的后脑勺肿了一个大包。

医生建议 “留院观察”，59岁的陈烈鸣也慌了，生怕孩子落下病根。 可孩子父母很淡定地说：“孩子的爷爷刚死了，我们着急要去奔丧。 ”

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三轮车夫搭上了4000元。一旁的小金觉得“很悲哀”———将自己一手养大的爷爷，已去世好几年了。

小金越来越怕自己的父母。 他不断想起摔下一瞬间天旋地转的感觉，想起老人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赔偿款，

元，50元，20元， 钞票都是皱巴巴的。 临海太小了，“碰瓷”了几次，他们就被当地交警认出。那时，小金还一度以为这场噩梦即将结束了。 这个少年从未想过， 噩梦似乎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刻。 父母果断决定转战，每个周末，他们一家踏上不同的交通工具，大巴、中巴、火车。 他从不关心目的地，也无心看窗外的风景， 从始至终自己的任务只有一个———坐上三轮车，再摔下去，“碰瓷”。小金冷眼看着父母开口要价从元飙升到8000元，“碰瓷”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一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

他想到了“跑”———趁父母休息，偷出了户口簿和930元钱，一路飞奔逃出了家门。最后坐大巴回宜宾老家。但父亲又将他骗了回来，他又试图逃跑了三次，但都失败了。

蒋老师不仅担任小金班级的语文老师， 也是学校主管德育的副校长。他认为，小金自幼留守，童年缺失父母陪伴，的确有一些留守儿童的通病，但都可以改正、教育，父母绝不该放弃、忽视孩子，更不能因此胁迫孩子犯罪。（摘自《中国青年报》 袁贻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