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十年，中国人的阅读轨迹
80 年代：“禁”与“解禁”经过十年“文革”的读书禁锢，人们长期压抑的读书热情瞬间爆发。
1978 年 3 月，为了迅速地缓解巨大的社会文化阅读需求与书店无书可售的矛盾， 国家出版局曾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 13 个省市的出版局（社）和部分中央出版社，要求对“文革”前出版的图书进行审读、修订， 紧急重印 35 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投放 1500 万册瞬间告罄。
那年“五一”节期间，读者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等待这些书的统一发售，《子夜》《家》《春》《秋》《悲惨世界》《哈姆雷特》等曾遭封禁的文学名著，再度走进寻常百姓家。 平反复出的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以430 万册之巨的发行量仅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行量最大的《红岩》（超 700 万册）。
“禁”与“解禁”的转换成就了一次历史性的反弹。狂热的文学阅读，成为了大多数人心理深层的精神需求。 1979 年，《读书》杂志提出“读书
一个时代的阅读热点， 反映着社会文化形态的走向和嬗变。 阅读史是对书籍的接受、解读、体验、批评的历史， 更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发展史和社会变迁史。
无禁区”，震动了中国读书界。
全民读书的疯狂，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 书店每有新书到货，半夜排长队购书的场景经常出现，想买到心仪的书得“找关系”。小县城的书店里，都摆满了最新的各种国内外文学书籍，并且被大量读者购买。 一个小城市五金厂的工人可以下班后在家里悠闲满足地阅读《人民文学》。
一部专业教材 《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版） 能累计发行超过 300万册。 这种旺盛的需求拉动着中国图书市场的迅速扩张。 到 1985 年，中国出版社的总数已由 1977 年的82 家猛增到 500 家，年图书出版总数连续 9 年以年均 5000 种的速度递增。90 年代：寻找新的世界观文学启蒙之后，20 世纪 90 年代，大众通过阅读寻找思想启蒙和新的世界观。
新时期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潮再次兴起于知识界，文化讨论从系统论、 控制论和信息论开始的“方法论”，到“第三世界理论”“后 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几乎所有西方现代理论、 方法和概念，一夜之间席卷大学图书馆。
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们，在静悄悄的图书馆里判断东西方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时，仍是以激进的方式。 这时候的大学生怀抱着关注社会改革的热情，以及关注自己的现实出路，阅读转向西学、国学和社会、经济类的社科类书籍。
学者杨雄认为，这种阅读走向是因为”上世 80 年代中期后，改革开放不再是初期的势如破竹，相反遇到了效益和公平、社会期望和实际结果，短期阵痛和从长计议等各种矛盾。 部分大学生试图从书本中寻找解决的答案”。
大众阅读的书单里，有《第三次浪潮》《情爱论》《自我论》《梦的释义》《存在与虚无》等，他们也把热情给了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历史名著全译丛书》等书，受大学生青睐的经济、 社科类书包括 《增长、 短缺与效率》《发展的主题》《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等。
1992 年，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步子再大一点”的指引下，迈开了大步。
企业家的传记广为流传， 经济管理、励志类图书的畅销，展示着人们为应对生活挑战而进行的功利性阅读的一面。与此同时，金庸的武侠 作品以翻版盗印本的形式流传，琼瑶的小说成了众多少男少女人手一册的“口袋书”。 王朔京味小说的大行其道，苏童、余华、莫言等先锋文学的时尚出街，都引一时风潮。
21 世纪“碎片化”阅读进入新世纪，经济的腾飞将阅读习惯推向了两个极端：实用主义和个性主义。 大众的阅读目的越来越趋向功利，文化分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与此同时， 随着网络书店、连锁、 数字出版成了书业的关键词，种种形式的电子书， 各级在建的“网络图书馆”，开始让传统书业受到极大冲击，知识生产体系已经迈入一场亘古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
越来越多元化的阅读主题，越来越碎片化的阅读方式，越来越多介质的阅读工具和信息获取方式———对于新时代的读者而言，文化信仰观念越来越淡薄， 关于身体、消费、欲望的满足成为普遍的准则。 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谁走在谁的前边， 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摘自《文史博览》 黄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