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女儿：父亲的爱温暖我一生
任弼时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他一生艰苦奋斗，勤恳奉献，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被誉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 任弼时在树立优良家风、 严格要求家人方面，堪称全党的表率。 任远芳一生中与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1 年零 7 个月。 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她一生。 从信中第一次体会到父爱1938 年 12 月 8 日， 我出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 父亲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1940 年春，父母同时归国，把我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我只有 1 岁 2个月， 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1948 年，当国内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 有条件了，我开始和父亲通信。 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8 月 30 日，不满 10岁的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第二年1 月 20 日，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 因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 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 父亲盼望看看 10 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 ……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 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 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 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 60 多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 封信，对那份溢于言表的父爱更感珍贵。
第一次见到父亲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
从 16 岁开始， 近 30 年艰苦的革命生涯摧毁了父亲的健康，才四十五六岁的他就被高血压、糖尿病折磨垮了。 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组织上安排他来莫斯科治疗。 爸爸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个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 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 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 当时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 8 天，我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 再也不想离开他了。 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 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 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语的第一位老师。 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更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 为教我准确发音，他还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 每天， 在他一字一音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词汇。
讨论我是否回国爸爸在苏联疗养期间和我书信往来频频，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他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爸爸在 1950 年1 月 20 日的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决定。 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 第一，对你作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对你也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 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你接到这封信后，再想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对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
在苏联，经过近半年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 我经 过慎重考虑， 决定跟爸爸一起回国。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 5 个月从回国到进入育英小学的 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 父亲既是我的汉语老师， 又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 我是靠着父亲这座“语言之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疼爱我，却不溺爱。 每到休息时，他爱和秘书（我们称呼赖叔叔）下象棋、跳棋。 后来，赖叔叔也常和我下着玩。 开始，我经常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 父亲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迁就我，而是严肃地批评我。 这样不但纠正了我的毛病，而且促使我棋艺快速进步。
病魔无情， 我和爸爸回国不足半年， 它就残酷地夺走了爸爸的生命。 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记忆以来， 我也只是 1950 年 5月至 9 月， 这短短的 5 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而得以欣慰的是， 在父亲的教导下， 我成长了、 成熟了， 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摘自《学习时报》任远芳/口述叶介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