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照顾老伴变身“发明家”

老伴犯糊涂，一家人生活突变70 岁的范成芬与老伴一同住在湖北武汉洪山区老家，他们育有两个女儿，原本一家人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

2003 年，范成芬发现老伴汪爷爷时常犯糊涂，脾气和行为也变得怪异。 时间长了，怪异行为越来越多。 经过各大医院检查后，汪爷爷最终被确定为阿尔兹海默症。 医生表示，“可能就 5 年的生命了，希望家人好好照护”。 范成芬和女儿听闻之后，人都呆了，看着日渐糊涂的老伴， 想着老伴昔日对自己的好，范奶奶下定决心，“5 年就 5 年，我来好好照顾他”。自制发明只为让老伴干净体面

在范奶奶的悉心照顾下，2004年到 2010 年期间，汪爷爷病情控制得还比较平稳。

2010 年，汪爷爷的身体情况急剧下降，病情发展特别快，范成芬照顾丈夫也比之前困难得多，“失语、大小便失禁、神志混乱认不清人，稍不注意就把房间弄得乱七八 糟。 想给他换干净的衣裤，他总是使劲推开你，换一次裤子就像打仗一样。”

最初，范成芬让女儿帮忙从网上搜罗了许多产品，可这些产品各有缺陷。“我想让他过得舒服、干净、体面一点。”学机械出身的范成芬决定自己来改造产品。

汪爷爷不能控制大小便，穿纸尿裤时间长了就会特别不舒服。 范成芬想着怎么给纸尿裤加装报警器，起初她在纸尿裤内装进湿度感应器，达到一定湿度后会触发报警器发出声响，但是，这样很容易在丈夫睡觉时把他吵醒。 范成芬不厌其烦一遍遍改进， 最终成功发明“智能护理裤”———这种 “裤子”分大小便两个系统，小便系统是用漏斗导尿至塑料瓶内，用一个瘪塑料瓶绑在汪爷爷小腿上；大便系统安装了无线警报器，警报器可随处放置， 更换时只需把两侧的纽扣解开，不用汪爷爷抬脚就能把脏裤子换下来，再把别针大小的湿度感应器从脏裤子上拿下来，重新放置在干净裤子上的隐形“荷包”内，就能再次使用。发明获得专利，希望服务更多人

范成芬的发明改善了老伴的生活质量，也让自己省心不少。 这 一发明就一发不可收。

冬天的时候，汪爷爷经常把衣服、鞋子、袜子脱得到处都是。 “我怕他冻着生病，又怕他伤着自己或他人。”范成芬就想着给他做个特别手套。 网上的约束手套体积较大，戴上以后手在里面无法自由活动，到了夏天还焐汗。 于是，范成芬就地取材，用软性塑料做成一个圆柱形， 瓶身挖了许多小洞用于透气，并制作了布艺表层。 在手腕处，她选择用衣服上的弹簧扣做固定，再根据手腕粗细调节收口大小，这样手在“手套”内不仅可以自如活动，而且不会制造噪音。 到了冬天，

在北京东城区东四四条的小巷中， 常常能看到一位操着一口带有外国腔京片子的老太太， 她就是邻里间都熟知的， 从荷兰嫁到中国来的杨米拉。 杨米拉本名叫“范·霍亨德普·米拉”，在荷兰属于贵族后裔。1953 年，杨米拉跟随身为华侨的继父———著名医学家黄瑞本来到中国。在此期间， 她开始了自己的北京爱情故事……千里姻缘“雨”“伞”牵20 世纪50 年代初，我和母亲随继父来到北京。 当时我继父响应国家号召， 作为爱国华侨回来支援建设。 不过刚刚来的那几年， 我没想过自己会嫁给中国人， 直到那天遇上他。

那是 1956 年 9 月的一天下午，突然下起雨，大极了。 当时我正打着伞在果子市 5 路公共汽车站等车， 忽然他就一骨碌躲我伞底下来了， 可把我吓了一跳，等稳住神再一看，原来是个帅气的中国小伙儿。 他见对面站着的是一个外国姑娘，先也吃了一惊， 接下来试探着用汉语向我道歉。 没想到我的“京片子”说得这么溜，这让他又惊又喜， 于是自然而然地和我攀谈了起来。 那年，他 30 出头，我 19 岁。后来我们说， 是一场雨和一把伞为我们的一见钟情结了缘。

我们相互留了地址， 没想到第二天这个叫杨宝禄的“愣小子”就找上门来了。

万里鸿雁“两地书”那时， 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三年， 再过不到一个月就要回荷兰了。 可是，这场雨中的邂逅却让我对杨宝禄这个异国他乡的知己难舍难离。 在我返回荷兰前的 20 多天， 我们俩揭晓了彼此相爱的谜底。 我对他说：“要是爱我，就等我几年。 如果有缘，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回到荷兰后， 我和他开始了鸿雁传情， 一直持续了三年零三个月。 可是一开始，我重返中国的愿望却并未得到家人的支持，母亲坚决反对我和他交往。 我暗暗对自己说：“虽然他比我大 13 岁，离过婚，还带着和前妻生的女儿，但是我愿意当这个后妈， 也会当好这个后妈。”他知道情况后，也 范成芬就把“塑料手套”换成“纸壳手套”，往纸板圆柱“筒”里加填充物，就能保暖了。

除此以外，范奶奶还陆续发明了 “横握上肢牵引器”、“可脱袖 T恤”、“架空温暖被窝”、“手动清洗马桶”等。

2015 年 3 月， 在别人的建议下，范奶奶将“智能管理裤”和“特制约束手套” 两项发明申报专利，同年 9 月，两项发明均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如果这些东西能够给别人也提供便利的话，我很愿意分享出来”。

（综合新华社讯、《浙江老年报》）

给我母亲写来了信，承诺一定会对我好。 渐渐地，他一点点赢得了我母亲的认可。

1959 年年底， 我乘国际列车从荷兰经苏联踏上了重返北京之路。 经过七天七夜，1960 年 1 月 1日，我终于回到了北京。胡同媳妇炼成记1960 年 2 月 10 日， 我和杨宝禄步入了婚姻殿堂。 我在自己的中文音译名字前加上了丈夫的姓，改名杨米拉。 婚前，我加入了中国国籍，为了不太惹人注目，我还把自己的一头金发染成了黑发。 从此，我从荷兰姑娘成了老北京胡同里的“洋媳妇儿”。

那个年代经济困难，很多中国家庭都节衣缩食。 这时候我这张外国人的面孔可就派上用场了，经常可以去外国人才能去的商店，比如崇文门内的国际友谊商店，在里面可以买到面包、黄油、香肠、火腿、巧克力等各种很多外面买不到的东西。 一些街坊和朋友听说后，也经常托我“代购”。 四处“代购”之中，我忙得团团转，却乐在其中。小家庭里的“改革开放” 1981 年，我婆婆去世。 这时，一直照顾孩子和婆婆、 做了 21 年家庭妇女的我也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英语热遍及全国，懂得多国语言的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在他的支持下， 我先后在清华、北大、北工大、二外等高校担任外教。 当时，中国人兼职教课每小时 1.5 元人民币，而我作为外教每小时能赚 5 元。 后来，随着经验和“人气”提升，我的收入也慢慢增加，最后能到每小时 30 元。 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已算相当高了。 当然，让我最“得意”的还是当外教 13 年，教过的学生已有上万人， 有的还考入联合国当翻译。

甜蜜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一晃我成为北京媳妇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如果我当年留在荷兰，凭着贵族身份也许能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到中国来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更踏实、更幸福。

（摘自《纵横》杨米拉／ 口述肖榕 ／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