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烧

日前，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专门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参会人有教师、学生、家长，也有心理学专家和律师。 他们郑重其事地讨论： 该如何把对学生的惩戒权还给老师。 该校校长李伟平表示：“我们知道会有很大的阻力， 但是这件事对孩子有益处，对社会有贡献，我们就要去做。”

阻力一定程度上源于部分人的固有印象。 他们认为，“惩戒”跟“体罚”是一组同义词。

体罚是《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惩等法律法规严厉禁止的。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也明确提戒 出，惩戒与“体罚、变相体罚”完全不同。 在避免体罚的前”提下， 该小学提出了 8 种惩戒方式：批评、加倍劳动、取消部分特权、没收、静坐、诵读、抽离、陪读。

另一种阻力来自家长对惩戒本身的抵触。 近些年，孩子越来越被家长过度保护起来。 2017 年，湖南常德某位老师因为批评教育在校吸烟的学生， 被家长殴打致伤。这种过度保护可以让孩子避免被滥用的体罚伤害，但也使一些合理的惩戒“因噎废食”。

在早期教育阶段，孩子违反规则很常见，适当的惩戒能够更有效率地引导他们完成社会化。

在现代社会，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的规范。 英国在 2006 年颁布的《教育与督学法》 中明确规定了教师的惩戒权,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尚未明确提出教师拥有惩戒权。

修补一面四处漏风的墙很难。然而正如校长李伟平所言：“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是因为应该做，而不是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