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亲历诗坛40 年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评论家吴思敬因其为推动诗歌发展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成为中国诗坛不可替代的人物。

我与顾城我曾为顾城写过最早的评论。许多诗人的作品可以复制、模仿，顾城却是不可复制的。 在朦胧诗论争中， 顾城一直是个焦点人物，当时他对“做螺丝钉”的反思，他的《小诗六首》，还有他写嘉陵江“展开了暗黄色的尸布”等，引发了批评。 出于对顾城独特价值的确认，也是为了对正在挨批的诗人予以道义上的支持，我决定给顾城写一篇文章，对他的创作做个较为客观的评价。 为此，我去万寿路总后大院顾城家里采访了他的父亲顾工和母亲胡惠玲，了解了他的成长过程，以及许多他的不可思议的趣事。 比如剥毛豆，有黄的有绿的，他会分成两拔，命名为黄军团、绿军团，让它们“打仗”———那是他二十多岁的事情了。 顾城小时候曾经在窗台上摔到地上导致脑震荡，后来总会产生幻觉。 我通过采访顾城了解了他内心深处， 他外在表现温和， 一旦情绪爆发就无法控制，他的心理是有特殊问题的。

顾城是一个怀有孩子一般梦 想的诗人，感觉敏锐而纤细。 顾城的较为成功之作， 都是基于感觉，但又不只停留在感觉上，而是通过创造性的想象，表现了一些现实和理想世界矛盾的情景。 他 12 岁写出 《星月的由来》：“树枝想去撕裂天空/但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 写世界与自我的融合，显示了超拔的想象力。

朦胧诗论争1979 年春天，朦胧诗人开始走进公开的刊物。 当年的《诗刊》先后发表了《回答》《致橡树》等诗歌。 激进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狂热地支持朦胧诗人，一些观念保守的人则猛烈地批评他们。《诗刊》认为有必要把不同观点的两派代表人物召集到一起，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于是 1980 年 10 月在北京东郊定福庄的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召开了“诗歌理论座谈会”。

这次会议是在朦胧诗论争高潮中举行的，持不同观点的双方代表人物都到场了。 谢冕、孙绍振、我和钟文等是朦胧诗的坚定支持者，持批评态度的则有丁力、 宋垒、李元洛、丁芒等。 当时争得不可开交。

记得辽宁诗人阿红曾在晚上拉我到他的房间去做一种文字游戏，把许多词汇抄在麻将牌大小的 纸片上，然后字朝下像洗牌一样地打乱， 再随意地把纸片分排成几行，然后再翻过来，看看像不像一首朦胧诗。 阿红发起的这个游戏意在讽刺朦胧诗，无意中倒是开启了如今电脑写诗的先河了。 我到现在还很怀念这次会议的会风，朱先树写的综述称之为“一次冷静而热烈的交锋”，大家畅所欲言，争得面红耳赤，但没有上纲上线，比较宽松。近些年来，这样气氛的诗歌会议很少见到了。

“盘峰论剑” 20 世纪 90 年代， 商业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们包括某些官员， 都在忙于经商、下海，没什么人再关心朦胧诗、“第三代诗”， 先锋诗人的外在压力大大减轻了，而先锋诗人内部的矛盾倒开始凸显出来了。

作为诗歌评论第一线的 《诗探索》同仁，自然也感受到这种分化。编辑部策划并发起了“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 1999 年 4 月 16 日~18 日在平谷县（现北京平谷区）盘峰宾馆召开。

我们把先锋诗人中不同观点的两派请到一起， 一方是以王家新、西川、孙文波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 另一方是以于坚、伊沙、杨克等为代表的“民间写作”， 还有陈仲义、 程光炜、 唐晓渡、陈超、沈奇等评论家。

会议开场后的剑拔弩张之势，还是我们没有估计到的。 在听到于坚、伊沙等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尖锐批评之后，王家新做了题为《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 的发言，他拿着发言稿，声音都变了，手在发抖。 而听不下去的于坚，则“砰”地一摔门，走出会场。

会后， 我把自己的观点写成《裂变与分化： 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一文，发表在《文艺研究》上。 我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先锋诗歌界两种不同的写作趋向之间矛盾冲突的一次爆发。 有人把盘峰诗会上的争吵归结为两派诗人的“争权夺利”，这是不全面的、也是过于简单化的。 就这两种写作的诗学主张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强调高度，追求超越现实与自我，表现为对世界终极价值的寻求，不能因为它不易为一般读者接受就否定其存在价值。“民间写作”强调活力，强调日常经验的复现和对存在状态的关注，也不能因其夹杂若干草莽与粗鄙成分就轻易否定。

盘峰诗会论争挑开了先锋诗坛的内在矛盾，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对新世纪诗坛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摘自《中华读书报》舒晋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