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将私藏文物捐给了国家

孙瀛洲：为文物而生孙瀛洲 （1893 -1966），河北冀县人。 1906 年来到北京，曾先后在多家古玩店做学徒、伙计。 1923 年在北京东四南大街开办了自己的古玩店“敦华斋”。 他经常亲自到各地寻访收购， 由于为人诚实随和，给价公道，行里人都愿意与之打交道， 因此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瓷器。

1950 年， 为支援抗美援朝，孙瀛洲捐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将筹款悉数捐献给国家。 1956 年起，孙瀛洲陆续将自己精心收集珍藏的祖国文化遗产，各类文物精品 3000多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仅陶瓷一项就有 2000 件之多。 其中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 25 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

孙瀛洲的女儿孙文冬后来回忆说：尽管当年父亲私藏丰厚不可想象， 但是家里的生活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制的。 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父亲一掷就是40 根金条。

当年，孙瀛洲敞开自己的“宝库”， 对上门登记所捐献文物的人们说：“只要你们看上的东西随便拿，越多越好，剩下来的破烂我留着。”

据不完全统计，自 1949 年以来，全国各地博物馆接收的捐献文物达 40 余万件（套）。其中，故宫博物院接收捐赠文物 3 万多件，捐献者超 700 人次。 大量的捐献文物早已成为全国各地博物馆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瀛洲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后，他面对着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如鱼得水。 他曾说：“活到 60 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是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商承祚：“独乐莫如众乐”商承祚(1902—1991)，字锡永，祖籍辽宁铁岭。 商承祚曾任国立东南大学讲师，国立中山大学、齐鲁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 他致力于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收集与研究。《十二家吉金图录》，可谓其金文研究的代表作。他在战国文字和秦汉文字的领域，著书良多，其中《石刻篆文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石刻篆文字典。

1938 年，日军飞机频现长沙轰炸。 商承祚冒着战火抢救性挖掘楚古墓，获得一批文物，其中包括一面珍贵的战国铜镜。 1942 年，为了

不让文物落入日军之手，他再次返回长沙，在 8 个月的时间里购得一批战国到汉代的各类文物，历尽艰辛，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

商承祚在晚年主张 “藏宝与国，实惠于民”“独乐莫如众乐”。 从1964 年开始，他陆续将家藏的商代青铜钺、唐代《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 1000 多件文物无偿捐赠给国家，其中属国家一、二级的文物超过 60%。 商家后人继承商承祚的遗志，向国家无偿捐赠了多件文物。周叔弢：唯留书香沁后人周叔弢 (1891—1984)， 安徽省建德县(今东至县)人，曾是我国北方民族工业的代表人物。 周叔弢受父亲喜好藏书的影响，他很早就养成了买书、藏书的习惯。

1917 年一个偶然机会，周叔弢买到“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 子集》， 此书来自清皇宫最重要的善本书库。 嘉庆二年(1797 年)昭仁殿失火后，“天禄琳琅”藏书只剩下了 600 多部，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周叔弢得书后，兴奋异常。 从此，他集毕生精力搜购善本图书和金石文物，并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校勘、题跋、影印等工作。

在抢救文物过程中，敦煌书简是一项重要内容。 清朝末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以低价买走大量敦煌书简，大部分运往巴黎，小部分运到北京。 由于书简上的许多字认不出，要请中国专家解读与鉴定，导致敦煌书简大案被揭穿。 清王朝既不敢抗议，又不敢追回，只有下令将残余的敦煌书简由押运官押到北京进行保管。 这一车残余的敦煌书简来到北京后，被学部大臣及其亲友一分了之。 这些人的后人想把这些书简卖了换钱。周叔弢倾尽全力收购。 后来，周叔弢将抢救的敦煌书简全部捐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952 年，周叔弢又将自己所藏的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共计715 种 2672 册， 捐给北京图书馆。

（摘自《文史春秋》 李洪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