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自 1954 年 7 月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的苏维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即得到平反。 1979 年 3 月 1 日，他回到阔别 14 年的中南海，直到 1994年离休。 他曾撰文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南海里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情况。
238 名中办干部得到平反“文革”中打倒“彭罗陆杨”，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 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 年 11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 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 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1980 年 10 月 23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 文件指出，中办干部“文革”中受到迫害， 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 人。
与此同时，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处理十分慎重。 党组织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虽然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但属于被迫执行任务。 当然，在“文革”被否定以后，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了，要重新分配工作。
在重新分配他们工作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特长，按照原来的职级安排适当工作。 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触及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 那时，个别人牢骚满腹，不断要求新的中办领导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 相反，一些老同志、老领导复出以后，都不计得失，处处做表率。 一个星期天，我因一件事打电话咨询军委卫生部，接电话的是时已 78 岁高龄的贺诚部长。 我很惊讶，这位老部长很平静地说：“今天是我值班，有什么事你 请讲。”并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的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 接着又发出第二个文件， 关于恢复电话 39 局的通知。“文革”中，39 局被划归警卫局，作为该局的一个处级单位，现在要回到北京市电信系统，多数人不愿脱军装，顾虑待遇下降，为此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十年内乱，文风不正。 一些中央文件空话、套话连篇，政策互不衔接， 政策规定和相关法律抵触，文件没有标题，一律是“通知”。 转变文风，规范发文制度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的主要职责之一。 为此，从那时起“文件把关”就成了“文革”前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增加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当时，大量群众上访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 中办信访局的力量虽一再加强仍然难以应付，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决定从中央机关临时抽调 1000 名干部参加信访工作，认真听取上访人员的倾诉， 并陪同他们返回原地，帮助各地党政机关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随后，又召开了全国上访工作座谈会。 此后，上访高潮逐渐平息。
“文革”中，许多单位被“砸烂”，房子被别的单位占用，现在恢复工作却无处办公。 例如中央宣传部恢复后，就曾先后临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南海新建的 301号楼办公。 解决“文革”中乱占房子 造成的遗留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开会喝茶要自掏腰包
当时，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几位领导同志就安排在“文革”时期汪东兴办公的丙楼办公。 丙楼是一座三层建筑。 当时二、 三两层被中央专案组占用，能够使用的只有一层。 胡耀邦、姚依林、胡乔木和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邓典桃，都挤在一层南侧的几间房子里， 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办公条件非常简陋， 一直到1980 年 3 月 8 日才正式搬到中南海改建后的勤政殿办公。
那时我国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也反映在中南海内。 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 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 2 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 这个规矩直到 1982 年后才取消。 中央召开 小型会议， 不安排住宾馆或招待所，而是在中南海内挤，勤政殿、丙楼、152 楼、202 楼和警卫局大楼都住过各地来京开会的同志，杨尚昆从广东来京参加会议也住过勤政殿。 一幢房子既办公又是招待所也是前所未闻。 中央召开会议就餐收费也根据工资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无论与会人员还是会议工作人员，月工资百元以下的每人每日收4 角， 百元以上者则一律每人每日收 1 元。
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们想到“文革” 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 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