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份贪官悔过书里的门道
近日， 记者收集了近百份贪官悔过书，上自副国级、下至乡科级，甚至还有村干部。 记者梳理发现，落马官员在接受调查的不同时间节点留下了不同的悔过书。这些悔过书给世人的警醒和反思价值不可低估。
侥幸心理和义利观扭曲是共性因素
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局长曾涛，是厅级官员，他在忏悔书的开端用较多笔墨呈现了自己光鲜的过去： “成为省直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院里的收入由我接手时的 5000 多万元增长到我离开时的 2.4 亿元”。
大多数贪腐都因心理不平衡。“平时与一些老板的交往中， 我看 到他们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心理开始失衡，欲望开始膨胀。 ”成都市政协原副主席周学文在悔过书中写道， “论知识、能力和水平，我不比他们差，可挣的钱却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
在悔过书里，贪官们分析完贪腐动机与路径，思想原因的关键词大抵逃不出侥幸心理、 价值观错位、自制力不强、义利观扭曲等。
上海社保案的关键人物祝均一，就认为自己的贪腐源于“产生一种要创造一个超越所有部门的光辉业绩”的心态。 这个当时的上海市劳保局局长甚至还分析了自己的质变时间大约在 50 岁左右。他认为，大部分领导干部在这个年 龄段都有一个个人发展 “结构封顶”的心理阴影，“而我对自己的提升不得志有着强烈的不平衡心态。我突然产生一种要创造一个超越所有部门、 超越所有人的光辉业绩，让所有人重新认识我的才能与能力的想法。 ”
于是， 祝均一在企业年金与社保基金运作中， 不顾国家法令与规定，违规操作。 为了让自己的“运作业绩”成为全国第一，为自己脸上增光，“我贸然用十多亿元保险基金违规运作，使社保基金损失巨大。 ”写悔过书能带来什么？
每个阶段的忏悔书有一定共性，但也存在不同特点。 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的悔过书，写于他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 他在悔过书里这样认为： “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 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 ”这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最后悔的便是从政， “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现在应该已经是教授了”。
更多的悔过书，和这份行刑之前所作的忏悔，并不相同。 中纪委官方网站上有解释： “被审查人员的忏悔反思录，一般是在审查期间进行撰写，要求被审查人员在忏悔录中系统交代自身问题。 ”浙江一位长期从事纪检工作的人士称，往往是在纪委调查即将结束时，官员认识到错误， 自愿写下悔过书，悔过书会附案卷移交检察院。 “悔过书代表认罪态度，认罪态度好对之后判刑也有帮助。 ”
人情之网
记者收集的近百份悔过书 中， 更多人都自认为是被动地卷入了贪腐漩涡。 笼罩在漩涡之上的是一张巨大的人情网络，亲人、朋友、情人、下属，都是细密网络上的节点。
多份悔过书显示，子女出国读书的费用、 亲戚工作岗位的安排，往往成为贪官的软肋，进而令公权成为攫取家族利益的私器。
沈阳军区哈尔滨房地产管理局原局长国玉斌的贪腐金额，主要用于支付女儿女婿在国外读书的费用；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主任李永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儿子的公司办贷款、 为弟弟协调贷款、为侄儿招揽装修工程、为丈夫调动工作。
四川省粮食局原党组书记李益良在悔过书里回顾行贿人的常用套路， 行贿者利用各种名义送礼，得知其子要出国念书，便以几万元红包相赠，听到其妻子无意中说要给儿子买房，便将自己的房子送给她。
有人的贪腐则因念手足之情。四川雅安市原市委书记徐孟加多年在外工作，双亲皆靠家中哥哥照料。 2008 年，在一次偶然的考察中，他得知哥哥口中顺风顺水的生意，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在事业上没有后顾之忧。愧疚之情涌来。于是，徐孟加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中，让哥哥和自己非法获利，贪腐金额一笔大过一笔。 他在悔过书里写道：“我非但没让哥哥扬眉吐气，反而让他成为我受贿的帮凶，也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
(摘自《南方周末》1.11 汤禹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