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和戴传蕙：爱像桥那样延伸

茅以升，我国著名桥梁工程专家，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它的建成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茅以升一生与桥紧紧关连，他与妻子戴传蕙的爱情也与桥息息相关。

婚后迁徙如家常便饭

茅以升和戴传蕙是在 1914年结婚的， 那年茅以升 18 岁，戴传蕙 19 岁。

戴传蕙是镇江人， 却从小家住扬州。 她的祖父戴祝尧是一位耿直不苟流俗的“寒士”，文学和书法名重一时。戴传蕙幼承家学，喜欢读书写字。

茅以升是在唐山路矿学堂读书，1914 年暑假回南京老家，奉父母之命，去扬州迎娶戴传蕙，再回到南京。 次年，他们的大儿子茅于越在南京出生。 茅以升一直在唐山读书， 毕业后被保送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1920 年初，茅以升回国，被聘为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次年才来接戴传蕙和儿子于越以及初生数月的女儿茅于美去唐山，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然而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是动荡不定的，由于茅以升工作的频繁变动，从 1920 年到 1949 年，29 年之间，南来北往，迁徙如家常便饭。戴传蕙随着茅以升的工作迁动，寄住过的城市就有唐山、南京、北京、天津、长沙、重庆、上海等地，所租赁的房屋竟有27 处之多。

茅以升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家事都要靠戴传蕙一人来精心安排，生活的操劳是可想而知的。我的病情与你命运相连

1933 年春天，茅以升正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 突然接到老友来信， 要他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茅以升去了杭州，商谈之后， 回天津就辞去北洋大学 教授之职，暑假之后赴杭州就任。当然， 他们的家就从居住不到两年的天津搬到了杭州。

茅以升自任大桥工程处处长之后，经常在闸口桥梁工地工作，周末才回家。在工程紧张时，没有星期天和假日。 在这些日夜奋战的日子里，桥梁工程时有险情，消息传到家里，戴传蕙便忧虑失眠，竟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茅以升心忧妻病， 加之工作紧张，可谓内外交困。在公务稍得空隙的时候， 他亲自护送戴传蕙到北京协和医院做当时闻名的“睡眠疗法”，亦无理想效果。他只得拜托朋友陪伴戴传蕙在北京香山疗养， 自己又匆匆忙忙赶回杭州忙桥梁工程去了。

1937 年 9 月 26 日，大桥竣工通车了。 戴传蕙在长沙听到这个喜讯，一块大石头落下地，她的精神分裂症竟霍然痊愈了。慢慢地，她那顽固的失眠症也奇迹一般地好了起来。 “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病还须心药治”，戴传蕙的病情是与茅以升的命运紧紧相系的。

到 1937 年 12 月 23 日，为了防止日本侵略军利用大桥， 茅以升接到上级的炸桥命令， 挥泪断桥。亲手炸掉刚刚辛苦建成的桥，茅以升难受的心情可想而知。

半生相依

1949 年，茅以升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全家再迁北京。戴传蕙晚年生活还算平稳， 没有再离开北京，6 个孩子也陆续成了家。

1955 年至 1957 年， 茅以升 担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接受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 1955 年 9 月，大桥正式开工， 到 1957 年 9 月 25 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 茅以升的名声越来越大。 1958 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 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 “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 ”

然而，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文革”期间，茅以升受到了批斗。戴传蕙日日担心他的安危， 每天早晨送茅以升出门， 心中害怕他今晚回不了家。

1967 年 1 月 12 日晚， 茅以升一家居住的宿舍院内忽然有嘈杂喧嚣的人声， 原来是一群红卫兵敲开院中大门，呼啸而过。戴传蕙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的，彻夜惊恐不能成眠。 茅以升竭力安慰她，好不容易看她睡着了。第二天早上 9 点多，茅以升才叫她，却无答声，掀开被子一看，戴传蕙已经去世。

戴传蕙去世后， 茅以升悲痛不已。 他伏案写成《蕙君年谱》一稿，共 10 万字，以纪念亡妻。1989年 11 月 12 日，茅以升去世，走完了他 94 年的坎坷而丰富的人生之路。

（摘自《幸福·婚姻版》 冯晓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