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cted Literary Writings

“伦敦版”英译《毛泽东选集》诞生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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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初,中宣部“毛选英译室”秘书邹斯履常骑车往返­于北京西城区堂子胡同­和中南海之间。《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翻译中,凡遇到疑难问题,“毛选英译室”定夺不了的,就由邹斯履去中南海请­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1950 年 5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1951 年 11 月改名为“毛选英译室”)成立,徐永煐被任命为主任。 也正是这个月,26 岁的邹斯履从旧金山经­香港、天津回到北京。

邹斯履 1939 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做学生工作。 1945 年他从重庆赴鄂豫皖解­放区,待了一年半。 1947 年,在被国民党逮捕获释后,他随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驻联合国粮农组织执行­委员的父亲赴美留学,后辍学在《美洲华侨日报》工作。

1938 年,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

撰写《论持久战》。

英文最好的“两个半”

随着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英译本的工作是与“毛选”的编辑工作同时展开的。

英译“毛选”的组织者,既需要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需要扎实的英语功底,徐永煐几乎是不二人选。 周恩来曾说,他认识的中国人,英文最好的有两个半:“半个”是宋庆龄,因为中文不算好; “两个”,一个是陈翰笙(也有说冀朝鼎),另一个就是徐永煐。

回国不久,邹斯履被任命为委员会­秘书,行政十三级,相当于副司长,吃小灶。 他负责委员会成员的人­事、生活和思想,以及译稿的政治审查,也充当委员会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间的联络­员。

群贤毕至

英译毛选委员会设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的一个­大院子里。 最初,除徐永煐和邹斯履外,委员会只有一位译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赵一鹤。

1950 年仲夏,时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来­清华,面访钱锺书。 8 月,钱锺书被借调进英译毛­选委员会, 但每周末,他都会回清华指导研究­生。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创始人金岳霖也­被请进了委员会。 “《毛泽东选集》里有许多哲学思想,需要一个懂行的学者。”邹斯履说。陆陆续续地 10 余位学界名流加入进来。

英译室里, 每个人都有分工。如金岳霖负责翻译《实践论》《矛盾论》等,钱锺书则负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

翻译的第一步, 是精读原文。译完后,再相互校勘,一个人念原文,一个人对译文。 还要经过若干次集体校­勘,才能最后定稿。

在英译室里,金岳霖和钱锺书是两座­高峰。

在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任­职的徐鸣常去堂子胡同­找徐永煐和邹斯履聊天。 他回忆,徐永煐谈得最多的就是­金岳霖。 尤其在翻译哲学著作时,每遇到重大疑难,徐总要倚重金岳霖来定­夺。

金岳霖则回忆,《毛选》一卷中《实践论》一文有一句“吃一堑,长一智”,金岳霖不知如何翻译是­好,问钱锺书, 钱锺书脱口而出答道: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节奏感强,又押韵,令人叫绝。举座佩服,金岳霖也自愧不如。

“伦敦版”问世

1954 年 3 月 29 日, 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选》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 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 “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

5 月 11 日,中宣部起草了中共中央­复信稿,表示同意。 8 月 13 日,中宣部收到毛泽东的批­示: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长)同志,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立­刻按毛泽东的意见重新­起草了复信, 表示不同意删去。“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 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 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 而且《毛泽东选集》 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

但是,英共最后仍然删掉了这­两段,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起印 1.2 万册。

伦敦版前三卷问世之前,1953年底,翻译工作基本结束,毛选英译室撤销, 徐永煐奉调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任负责人,邹斯履调往《人民日报》国际版任评论员,其他人各自归位。(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杨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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