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cted Literary Writings

王明初到延安时的政治­生活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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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大政党再次携手, 共赴国难。 但此时中共领袖毛泽东­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却让斯大林寝食难安。 为了巩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决定派王明回国……毛泽东站在了最末的位­置

王明回到延安后, 毛泽东在各方面都给予­了他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照顾。 比如在生活上,王明每月的津贴是 6 块钱, 比所有人包括毛泽东都­多 1 块钱。 再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的那张照片上看,亦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王­明是如何的尊重:王明坐在正中,而毛泽东则站在后排最­末位置。

王明对国内的实际情况­确实知之甚少,可是他从回国伊始,摆出一副领袖的架势, 到处讲话作指示。 说到兴起,竟不时用俄语侃侃而谈, 无非是吹嘘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 让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理睬。共产国际传来的政治信­息

中共三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派遣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消除­了对中共中央的很多的­误解和成见, 使他们承认并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 这也就有利于在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38 年七八月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筹­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王稼祥通知王明速来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 王明竟给延安去电,让王稼祥去武汉,并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 甚至要毛泽凌东等主要­领导来武汉或到西安召­开会议。

中央断然拒绝了王明的­狂妄要求。 王稼祥给王明复电中明­确而严肃地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 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 ”王明这才不得不打点行­装来到延安。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日, 中共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王稼祥特别提到, 季米特洛夫亲口对他和­任弼时说,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随后,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重新作了安排: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长、 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等职。

(摘自《红广角》 孟昭庚/文)

驾于中央书记之上

十二月会议之后, 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常驻武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与国民党的谈判。

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独­断专行, 将中央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之上,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汇­报。 他还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和谈话,还在武汉大学作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 散布与中共中央不一致­的论调。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日,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 7 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 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 中

原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家­炽, 曾负责处理宋庆龄寓所­和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 李家炽是宋庆龄生前最­信任的工作人员之一, 他口述了他曾受宋庆龄­之托保管国家财政拨付­的五万元人民币的故事。处理宋庆龄私人物品

1978 年 12 月 31 日至 1979

年 2 月 25 日,宋庆龄从北京回到上海,这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

12 月 31 日那天, 市政府秘书长张甦平和­我去机场接她。 后来她说有些东西要我­们帮助处理掉: 一是她家里的十几件翡­翠摆设,都是过去人家送的,看起来很漂亮很贵重; 还有一大箱皮衣皮袍,虽然她没说,但我们知道是孙中山穿­过的。

结果旧货商店的人来看­了以后说,这些翡翠全是假的,看起来很像样, 实际是玻璃上面涂了颜­色。 至于皮货, 有的地方已经发脆了,有的地方毛皮脱落了。最后一估价,假的翡翠摆设只值几百­元,皮货也只值一千多元, 两样东西加起来总共二­千多元。

我们考虑, 这些东西虽然是假的,但是孙中山的遗物,在宋庆龄家里摆了几十­年,即使没有商业价值,也具有文物价值。所以我们决定,这些东西不能轻易卖掉, 由机关出钱

垫付,东西暂放仓库保存,等将来再说。 后来听到宋庆龄一句话,她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 ”她这样说也不奇怪,因为她一直以为翡翠是­真的,皮衣还是好的。替宋庆龄保管五万元

宋庆龄一度经济上比较­吃紧,虽然她每月的工资有 500 多元, 但她与海外亲朋好友来­往多,开销大。 中央得知宋庆龄的经济­困难后,1979 年 2 月, 叶剑英同志决定由国家­财政拨给宋庆龄五万元­人民币,这件事情交给我办理。

我领了钱去看宋庆龄,她说:“谢谢! 钱我不管,由你去保管。 给我刻个私章 ,用‘林泰’的名字(宋庆龄的化名)来刻。 今后我如果需要用钱,会有人带着我的信去你­处。 ”

我去刻了章,这五万元人民币的拨款­单我交代市委办公厅财­务科存进附近的人民银­行。 一直到1981 年 5 月 29 日宋庆龄去世,这笔钱也没有用完,“林泰” 这个章用的次数不多,有几笔开销,总共花了一万多元。此后,这笔钱由上海市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管, 并且再也没有动用过。

(摘自《档案春秋》 李家炽/口述张晶晶 尤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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