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怪石图》的“回家”之路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时期，无数湖湘儿女投身革命洪流,其中也有为数不多的女同志。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和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就是其中二位。又多了一个湖南老乡

刘英原名郑杰，1905 年 10

月出生于湖南长沙。 1929 年春,中央派她赴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 1932 年年底回国，翌年 6月被派到瑞金工作。

刘英在莫斯科期间，见到过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把他看作老师。 到瑞金后没几天，有一次她去看望先期回国的张闻天，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久仰的毛泽东。 毛泽东风趣地说，又多一个湖南老乡，湖南妹子。 当毛泽东听说时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周以栗是刘英的老师时，非常高兴，说周与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是同班同学。对此，刘英后来回忆说：“由于这一层关系， 所以他对我更加爱护、关心。 ”

遵义会议后，刘英被调到中央队担任秘书长。 刘英后来才知道这是毛泽东提议的。 毛泽东此举还促成了她与张闻天的婚事。 据刘英和张闻天的儿子后来回忆，毛泽东总是对刘英说张闻天：“这也好，那也好。 ”刘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我默默地感受着闻天的爱和毛主席他们的关心。 ”

“牛皮公司”经理

朱仲丽， 原名朱慧，1915 年 2

月出生于湖南长沙。 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早年曾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一同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了一所周南女校。从 1920 年开始， 毛泽东与朱剑凡结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谈书论世。 童年的朱仲丽也就认识了这位“毛叔叔”，并记住了父亲的话： “毛润之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

1937 年冬，朱仲丽奔赴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

1938 年 11 月初，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 闭幕那天晚餐过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行走出门外。 毛泽东一眼看到已经吃完饭在外边的朱仲丽， 就和她聊了几句。其中有一句是：“朱医生呀！ 我来问你， 你愿不愿开一个牛皮公司，你来当经理？ ”并对她说：“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有厚脸皮……”

王稼祥连忙近前一步笑着说： “还不能红脸害羞。 “

毛泽东也笑了： “是，是，不能脸红。 “此时的朱仲丽已是满脸通红。朱仲丽后来回忆：“几十年后，毛主席笑着对我说， ‘你们可算作延安的模范夫妻，假如，没有那次我和你说牛皮公司的话，王稼祥同志就没有机会见到你，至少会推迟时间啊！ ’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毛主席作了我们夫妇俩的媒人”。

（摘自《党史博采》胡新民/文）

2018 年 11 月 26 日，在香港佳士得“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 拍卖专场中，备受关注的苏轼国宝级传世名迹 《枯木怪石图》以4.636 亿港元， 折合人民币4.1 亿元被来自大中华区的收藏机构收藏。 更令外界关

注的是，这件中国文化史上

“国宝级”的画作，曾流落日本，销声匿迹很久。《枯木怪石图》辗转流入日本“《枯木怪石图》据说是苏东坡任徐州知州时画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祝勇说，“再后来，米芾看到了这幅画，用尖笔在后面又写了一首诗。 苏米合璧，相信在历史上应该很难再找到第二件这样的作品”。

北洋时期，这幅画与另一幅苏轼作品《潇湘竹石图》共藏于北平古玩店“风雨楼”。 后来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把两幅画都买了下来。 白坚夫早年留学日本，还娶了个日本太太。 这段经历也被认为是他将《枯木怪石图》卖往日本的契机。

1937 年，收藏家张葱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此卷方（风）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夫）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 ”

阿部房次郎 1868 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一个武士门第。 很有经商头脑的阿部借着一战的东风，在欧洲承包军需布匹，一跃成为大资本家。 在各国出差期间，他接触到了中国绘画，从此开始关注中国艺术品。 中国文物往国内回流

佳士得中国书画部国际资深专家游世勋把找到 《枯木怪石图》称为“天上掉馅饼”。 2018 年春天，游世勋去日本大阪寻找、 征集拍品。 佳士得位于日本的一位同事告诉他，有个老先生一直打电话声称自己“有国宝”。

当时谁都没有当回事， 结果，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游世勋愣了。双方很快约了见面，来者是阿部房次郎孙子辈的家属。 游世勋把这块“馅饼” 归功于先前对日本藤田美术馆私人珍藏的成功拍卖。 “那次拍卖影响很大。 尤其在日本的反响很大。 ”动辄过亿的高价触动了日本收藏者的神经，越来越多日本收藏家正在打开自家的藏宝阁，市场上甚至出现“日本收藏家抛售中国文物”的说法。

专家分析原因称， 经济衰退迫使一部分人开始出货， 也因为西方文化的渗透， 日本人开始转向收藏西方艺术品，同时抛售中国艺术品。

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崛起， 中国文物的流向， 来了个 180度大转弯，重新往国内回流。 只是，与百十年前相比，价格翻了不知多少倍。

（摘自《看天下》 陈光 毛晨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