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岩:一个琉璃厂人与丹青的半世情缘

进入文物商店,陈岩开始学习书画鉴定和收购,半个多世纪的琉璃厂生活,让他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物界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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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8年7月19日,由大千当代艺术中心承办的“往事丹青——陈岩和陈岩的朋友们”艺术文献展开幕,通过图片、文字、与名家来往的书信及实物资料,呈现陈岩的往事回忆(图1)。

95岁高龄的画家黄永玉深居简出,甚少参加社会活动,溽暑之日,他不辞辛劳,携家人亲临文献展。76岁的陈岩远远相迎,感动至极(图2)。

这对忘年交相识的时候,陈岩正值而立之年,黄永玉50多岁。陈岩曾如此描绘初见黄永玉时的印象:个子不很高,脑袋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长了一副猴像,此相既有才,也有财。日渐相熟,陈岩开始钦佩黄永玉身上那股子“洋气”:穿着打扮讲究,尤其是那分秒不离的烟斗(图3)。

黄永玉则称陈岩是一位“活到当今的六朝人”。在他眼中,陈岩“一不求名,二不求利”,是一个对自己事业懒散,对朋友情感积极,浑身本领的人。陈岩一辈子忙忙碌碌,黄永玉比喻他就像握着自家锄头,在别人的地里猛锄猛挖。读过的书,独特的眼光,难得的经历,使陈岩成为一位既有趣又有价值的人物。

在当年陈岩“倒大霉”,被人诬陷账目不清,被隔离调查之时,调查工作人员找到黄永玉,黄永玉义愤填膺道:“陈岩这号儿人像不像个贪污犯,你们还不明白?哪一个搞歪门邪道,迟早不得好死!你们也别惹我,再上我的门,我揍扁你……”

如今,两人都已至耄耋之年,半个世纪的往事、交情、人世沧桑,历历在目。

琉璃厂的学徒生涯

陈岩原籍河北清苑县,自幼随父母来到北京,家住西琉璃厂北柳巷。陈岩中学时的美术老师是齐白石的学生,他那时就喜欢画,每天上下学都要路过西琉璃厂的荣宝斋,时不时地进去看看画。曾见一幅《踏雪寻梅》,在白雪皑皑的背景下,身披大红斗篷的少女,站立在盛开的梅花和积雪的翠竹间,分外夺目,至今记忆犹新。

新中国成立前的琉璃厂,就是一个文物集散地。日本的商人、英法联军的军人、国内外各种势力的买办,各方势力蜂拥而至。王公贵胄家里的珍宝、敦煌石窟被盗的文物、西太后陵被盗的宝贝,都在琉璃厂销售流转,非常活跃。在《鲁迅日记》中,就记载了鲁迅在北京居住的14年,前往琉璃厂多达480余次,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每年岁首一年一度的厂甸庙会,更是让他在这里的书摊画肆流连忘返。

民国时期,北京的文人把“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当作生活的三大乐趣。由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发展而来的古玩集散市场,流水环绕,景色宜人。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倒卖被禁,文物市场一派萧条,琉璃厂各家古玩铺大都改行卖菜、肉、茶叶等。

1962年高中毕业后,尚显懵懂的陈岩被北京市文化局录取。面试人员问他,“你喜欢什么?”“我喜欢画。”这简单的一问一答,使陈岩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开启了文物经营的学徒生涯,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进入文物商店,陈岩开始学习书画鉴定和 收购,半个多世纪的琉璃厂生活,让他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物界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文物商店近20年的经历,与各层人物建立的关系,都使他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抓住了机遇,从普通学徒一直做到文物商店宝古斋经理。

旧时的琉璃厂,被誉为文物鉴定界的“黄埔军校”,这里人才济济:碑帖专家张彦生、陶瓷鉴定家黄静涵、青铜鉴定家程长新,后来进入故宫的书画专家王一平、鉴定家刘九庵,以及健在的“国宝级”陶瓷鉴定家耿宝昌……

陈岩初做学徒的地方叫悦雅堂,当时店里有四位师傅:明清书画及宋元明清陶瓷鉴定专家徐震伯、书画碑帖鉴定专家谢子陶、瓷器杂项鉴定专家曹文铎和明清官窑鉴定专家赵嘉章。

学徒时期,第一件让他深受触动的事是收购杨彭年制《河洛图盘》。那时的陈岩,刚刚在门市上班没几天,一位卖家拿着一个紫砂茶盘到店里,曹师傅看了东西后,若无其事地对卖家说什么盘子口已染了墨圈,还提醒说这种东西 就 了,分文不值。卖家动心,十几元钱就卖了。转身,曹文铎师傅让陈岩将紫砂盘送进故宫,最终确定是清代制壶大家杨彭年之作,他对后世紫砂制作影响颇大。那件《河洛图盘》的拓片图片,陈岩保持至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旁观古董买卖全过程,印象深刻,且暗自决定要好好干。”必须解释一下,成立文物商店后,为了不使到手的重要文物重新流失,价格按照当时交易情况而定,如果需要补价,那事后一定按出让者的户口上门补价。

还有一件事也让作为学徒的陈岩印象深

刻:时任航空学校校长的邓永清(图4)热衷书画收藏,常到文物商店门市看画,一待就是半天。有一次,他左看右看,相中了一幅“清四王”之一王鉴的巨幅山水画,标价40元,这当然是仿制品的价格。邓永清让陈岩给他拿出来,单独留一留,他再考虑考虑,如果决定要的话,就明天送钱来取。

邓永清一走,陈岩生疑:邓永清看这么久,他又懂画,这幅王鉴的山水是不是标错了,应该是真的?于是他向负责人说了,负责人让他第二天送到故宫请徐邦达先生过目。就这样,陈岩第一次见到了徐先生,印象中,那时的徐先生整个人单薄得就像一个皮影似的(图5)。陈岩说明来由,当时已70多岁的徐邦达接过画,打开头,看到落款,立刻讲:“真的!”再往下看,徐先生欣喜异常,称此作“不但真,还是代表 作”。随之表达故宫有收购意愿,出价800元,是最初标价的20倍。

在当时,国家开始重视文物,对琉璃厂进行整顿。“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针对民间流散文物,用商业手段‘抢救’文物。”文物商店并非普通的商店,是事业单位,做的也不是买卖,是“抢救”。甚至“北京市文物商店”几个字也是郭沫若题写的。

当时规定,从民间收到的重要文物,首先供应给故宫博物院,再给七大部博物馆和外地博物馆,其次是各个研究单位,另一部分则是提供给书画爱好者。

够不到国有机构收藏级别的文物,就放在“内柜”,形成特殊的内柜制度:十三级以上的官员,允许进入内柜,随便看、随便挑、随便拿,登记就行。拿走可以先不付钱,要购买就付 钱,不要再送回来。当时能进入内柜的,无非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其中让陈岩印象深刻的是毛主席身边的几大秘书:田家英、陈伯达、康生等人。

田家英爱好收集书法名家的作品,特别是清代文人学者的墨迹,为其清史研究收集一手材料,从新中国成立初到他被迫害致死的1966年,陆续收集了1500多件。“陈伯达也是才子,他不太张口买,最抠门的就是他,借人家的看”。

陈岩表示,在当时,他们有几大收藏条件:第一,他们懂;第二,他们有经济实力,比如田家英,一月工资加稿费,收入200多元,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人群,郑板桥的巨幅中堂在当时的价格才100多元。“所谓收藏,就是有研究、有偏重、成系列地收入,心理坦然,就是喜欢,可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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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岩与黄永玉在展览现场追忆琉璃厂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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