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有可观

中国古代文房中的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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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用具除了实用功能,更投注了文人的情感、情怀,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对于心爱的文房器物,文人追根溯源、著书立说,品评 鉴赏的谱录类作品应运而生,例如南宋赵希鹄《洞天清 》、林洪《文房职方图赞》,明屠隆《考 余事·文房器具笺》、高濂《遵生八笺》、 文震亨《长物志》等,不胜枚举,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有40余种(图1)。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文房四宝”处于绝对

核心地位,此外水盂、砚滴、笔洗作为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也格外受到重视。中国式的书写、绘画可以说是以水为媒介、为中心的。笔耕丹青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水——水注入砚池,墨块研磨成墨汁,毛笔蘸墨,书、画于纸或绢上,最后清水浣笔。用水,必然需要水器。

明代高濂所撰《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记述了文人书房的陈设,“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盂一,铜石镇纸一”。另在古代的图像资料中,例如宋代的《槐荫消夏图》(图2)、清代帝王画像(图3)等中都能见到水器置于书案显著位置的情景。作为实物证据,传世、墓葬和瓷窑遗址出土的水器也数量众多。

文房中的水器按照功能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于辅助研墨的容器,主要包括贮存、灌注研墨用水的水盂、砚滴和水注;另一类是用于浣笔、调墨的笔洗。这些水器匠心独具、精巧雅致,常置于文人书案或者阁架之上,既是文房必备,又

是雅玩珍品,体现了文人的文化品味。正如“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小巧的水器蕴含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人文精神和哲学观念。

水盂

水盂又称水盛、水丞,是必不可少的文房用具。南宋龙大渊《宋淳熙敕编古玉图谱》载: “水丞,贮砚水的小盂,亦名水中丞。”赵希鹄所著《洞天清 ·水滴辨·晋人水盂》首次对水盂做出了评鉴:“余尝见长沙同官有小铜器,形 如桶,可容今一合,号‘右军研水盂’,其底内有‘永和’字,此必晋人贮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这两条记录都说明了水盂的作用是储存研墨用水。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会给水盂配备精致的小水勺,以便于舀水入砚池,雅致讲究(图4)。

盂,原是用于盛放饮品的圆口贮存器(图5),《说文解字》曰,“盂,饮器也。”水盂作为文房用具始于东汉,定型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水盂造型以越窑烧造的瓷质水盂为主,形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 盖盂(图6、7),圆口、溜肩、扁圆腹,光素无纹或以点彩、印花装饰;另外一种是蟾形水盂(图8),即在钵式水盂之上贴塑装饰蟾头、足等部件,形象生动,显得灵动而富有神秘色彩。

唐宋时期,文人好古,文房用具形制多仿古而造、风格清雅。瓷质水盂仍是主流,各大窑场的精细瓷器品类中均有水盂一类。水盂的形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盖盂,另外一类是动植物造型水盂。盖盂最为常见,圆口、深圆腹,多光素无纹,或简单刻划,追求造型、釉色之美(图9~14)。动物造型水盂的意匠主要来

自于与水有关的祥瑞动物,如摩羯、蟾蜍、荷叶等(图15~17)。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文人笔记中,把向砚池添水的器皿混称作“水盂”或“水滴”,这一点从《水滴辩》的另外两条记述可以看出。《铜水滴》:“铜性猛烈,贮水久则有毒,多脆笔豪。又滴上有孔,受尘,水所以不清,故铜器不可用。金银锡者,尤猥俗。”《玉杯水滴》:“白玉或 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尘污,立见而换之,此物堪作水滴。上加绿漆荷叶盖盖之。盖侧则作小穴,以小杓柄嵌入穴中,永无尘入。若当中作滴子,则尘必入。如无玉器,用古小瓷盂贮水亦佳。”从文献中亦可看出,宋代文人认为玉质水盂最佳。

元、明、清时期,具有吉祥寓意的俗文化被纳入了主流文化之中。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之下,水盂的造型和装饰多种多样,有祥瑞动物、植物元素,或者取材历史名人典故、神话传说等。瓷质水盂仍是大宗,同时玉、玛瑙、石、金属、琉璃、紫砂等多种材质也运用到水盂的制作中,尤以皇家御用器物最为精美(图18~23)。

与皇室追求奢华、精致不同,文人更喜爱古朴的文房。屠隆在《考 余事·文房器具笺·水中丞》中记载:“玉者,有陆子冈制,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 同,亦佳器也。有古玉如中丞,半受血侵,元口瓮,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乃殉葬之物,古人不知何用,今作中丞,极佳。铜者,有宣铜雨雪沙金制法古铜瓿者,样式甚美;有古铜小尊 ,敞口、元腹、细足、高三寸许,以作中丞,特佳。陶者,有官、哥瓮肚元式,有钵盂小口式者,有仪楞肚者,有青东瓷菊瓣瓮肚元足者,有定窑印花长样如瓶,但敞口可以贮水者,有元肚、束口、三足者,有龙泉瓮肚、周身细花纹者。近新烧均窑,俱法此式,奈不堪用。”可以看出,玉质的水盂仍然最受文人喜爱,器型仍以上古铜器为雅。瓷质水盂最为实用和常见,定窑、耀州窑、龙泉窑等白瓷、青瓷水盂皆为雅玩。

砚滴、水注

砚滴和水注都是用于直接向砚池添水研墨的文房器具,功用相同,但是形制不同。水注为执壶形或带流盂式,而砚滴多仿生造型。

砚滴也称水滴、书滴,是给砚池添水砚墨的小型器皿。砚滴多仿生造型,取材自然,形态各异,妙趣天成。据《饮流斋说瓷》第九“杂具说”中载:“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关于砚滴最早的文献记载是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晋灵公冢……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为书滴。”从传世品和出土器物来看,现存最早的砚滴是东汉时期,如江苏扬州老虎墩汉墓出土的白玉飞熊砚滴。此外,还有蟾形、玄武形等象生造型砚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越窑青瓷勃兴,这一时期的砚滴风格庄重而富有神

秘感,设计灵感多来源于与水相关的动物,如兔,月的象征,属阴,也与水相关(图24)。最为常见的是蟾形砚滴(图2 5~2 8),有“蟾宫折桂”的美好寓意(图29)。

唐宋时期,砚滴的风格由庄重神秘转向生动自然,造型多以祥瑞动物为主(图30~32)。蟾形水滴仍很流行,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卷二曰:“禹余粮石,形势多怪, 磊百出,或正虾蟆……可贮水作砚滴。”陆游《不睡》也有: “水冷砚蟾多薄冻,火残香鸭尚微烟。”之诗 句,故蟾形水滴又称“砚蟾”。出土和传世的宋代蟾形水滴很多,如1983年浙江慈溪文物部门征集的北宋越窑青釉蟾盂(图33),造型别致,三足蟾昂首立于荷叶之上,蟾背上有一灌水圆孔,蟾嘴留口,用于出水。水滴作为精巧的文房器皿不仅受到文人的喜爱,还升入庙堂,成为皇家的宠儿。周必大《玉堂杂记》记载:“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类。”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 两。”

元、明、清时期,砚滴的题材进一步扩大,祥瑞动植物、历史神话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富有情趣的美好事物,都被引入砚滴的设计制作,构思巧妙,精巧别致。元代传世、墓葬和沉船出土、出水的实物非常多,如龙泉窑青釉船形砚滴,形状塑作船形,船中部有篷及身披蓑衣的船工,船仓下部中空,船头为流口,构思精巧、制作精良(图34)。此外童子牧牛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砚滴题材,如龙泉窑、湖田窑等都有

生产(图35)。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也多有精美的砚滴出水(图36)。经典的蟾形砚滴仍然可以看到(图37)。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对于文房用具喜爱有加,还经常参与文房的设计制作。中国文房无论从意匠、用料还是制作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准。御用水滴以仿生造型居多,材质多种多样,包括瓷、紫砂、玉、石、金属、玳瑁、玛瑙、竹、木等(图38~40)。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砚滴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是灌、注共用一口,如经典背的部置圆管的蟾形砚滴。另一种形制是灌、注分 为两口的水滴。砚池容量有限,注水研墨需要细缓的水流,两口砚滴应运而生。这种砚滴进、出水口分设,一上一下,设计更为巧妙,注水方式智慧地利用了虹吸原理,进水口还兼有控制水流的作用,即用手按住断水,放开出水。明代学者陶宗仪就曾在《说郛三种》中介绍了这种砚滴的使用方法:“捻其窍,则水不滴,放之则滴。”清孙廷诠所著《颜山杂记》记载:“凡为砚滴,先得顶口,次得腹,次得提,后得吐水。”胡煦在《周易函书·篝灯约旨》写到:“书滴,上下两孔,故可以泄水。即坎卦上下两阴而中阳流动 之义。若使塞其一孔,则一孔不泄,故朱子谓: ‘坎塞其下流,则潴而为泽。’泽固停蓄不泄之水也。”由此可见,砚滴不仅可以缓缓出水,而且可以通过按压进水口的方式,断、开水流,更好地为研墨服务。

水注与水滴在形制上最大的区别在于,水注有流,用以出水。水注原本用作点茶、或者倒酒。从唐代开始人们创造性地给水盂加装流,成为了精巧实用的盂式水注(图41、42)。另外一种文房水注,形制是缩微的注壶(图43、44)。

笔洗

笔洗,盛水,用以浣笔、调墨。盆形的洗出现于战国晚期,由商周时期的青铜盘演变而来。商周时期,贵族宴饮须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 ,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沃盥之时,用 注水浇手,盘承接废水。战国以后,盘逐渐被洗代替。直至北宋中晚期之前,盆形的洗用途仍是盥洗、盛废水之用。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记载: “洗,承盥洗者,弃水之器也。”从北宋晚期开始,浅腹的、小型的盆形洗作为浣笔器皿进入了文房,成为了笔洗。盆形洗,广口,扁圆腹,器底与口尺寸相近,放置稳当,更有利于浣笔。汝窑、哥窑、官窑、定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各大窑场均烧造过精美的洗(图44~49)。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前的洗并非文人的案头用具,更多情况下由仆从端捧,供文人使用,在壁画资料中偶尔可以看到洗的使用情况。赤峰辽墓壁画颂经图中,在抄写经文的贵妇身后,侍女捧洗侍奉(图50);河南尉氏县元墓壁画进仓图中,官员身后一个童子捧洗而立(图51)。

明清时期,洗的材质、形制变得多种多样。制作精巧的盆或者钵形洗置于案头,成为重要的文房用具之一。明代屠隆在《考 余事·文房器具笺·笔洗》,对于宋代和明代的笔洗做出了评鉴——“玉者,有钵盂洗、长方洗、玉环洗,或素或花,工巧拟古。铜者,有古鏒金小洗,有青绿小盂,有小釜、小卮、 ,此五物原非笔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元肚洗、四卷荷叶洗、卷口蔗段洗、绦环洗、长方洗,但以粉青纹片郎者为贵。有龙泉双鱼洗、菊花瓣洗、钵盂洗、百折洗;有定窑三箍元桶洗、梅花洗、绦环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口仪棱洗,旁边作笔添者;有宣窑鱼藻洗、葵瓣洗、磬口洗、鼓样青剔白螭洗。近日新作甚多,制亦客观,似未入格。”

清代的笔洗较前代更是多种多样,作为文人案头的器皿,笔洗一般制作精良、构思巧妙,多为鱼、兽、花果等仿生造型。瓷器为最多,此外还有紫砂、木、竹、玉、水晶、玛瑙、铜、景泰蓝、象牙、犀角等多种材质(图52~54)。

水盂、砚滴、水注、笔洗,是文房中必不可少的水器。从魏晋、唐宋再到明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文房用具在其实用功能之上,附加了文人的喜好、品味,成为文人宣泄情感的物象。文房水器的意匠大多道法自然、妙趣天成,即清文学家李渔推崇“妙肖自然,人工渐去,天巧自呈”的法则。林林总总的文房四宝与清玩构成了文人笔耕丹青之必要条件,同时也营造出品味独具的文人生活和高洁雅逸的书斋情趣。

[北宋]佚名 《槐荫消夏图》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红雕漆文具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清]《弘历古装坐像》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唐]越窑青釉五联砚盂 1956年湖北省武汉市钵盂山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北宋]越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盖盂 通高9.6厘米 上海市青浦区泉山遗址129号宋墓出土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五代]越窑青釉盂 高7.4厘米 1996年浙江省临安县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康陵出土 现藏于临安市文物馆

[唐]白釉盖盂 通高9.3厘米 陕西省西安市郭杜镇出土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宋]耀州窑青釉剔花三足带盖水盂 通高10厘米 1954年8月陕西省彬县洪龙河瓷器窖藏出土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蟾形水盂 长18厘米 四川省遂宁市窖藏出土 现藏于遂宁市博物馆

[五代]耀州窑青釉摩羯形水盂 长 14厘米 1 971年辽宁省北票县北四家子公社水泉大队1号辽墓出土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金]三彩鸭形壶 高5.5厘米 1984年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出土 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

[元]龙泉窑青釉船形砚滴 长16.7厘米 浙江省龙泉市上严儿村出土 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辽]三彩猫形砚滴 长10厘米 1973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大庙子镇出土 现藏于赤峰市松山区文物管理所

[北宋]越窑青釉砚蟾 通 高7.5厘米彭东寺龙口出土 现藏于慈溪市博物馆 1 983年浙江省慈溪市

[元]龙泉窑青釉童子牧牛砚滴 长 9.5厘米顺县新浦乡孙坪村出土 现藏于泰顺县博物馆 1 983年浙江省泰 [明·嘉靖]青玉辟邪式砚滴 长15厘米 清宫旧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元]磁灶窑酱釉蟾形砚滴 长8.4厘米 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土尾庵窑址出土 现藏于福建博物院

[元]龙泉窑青釉鱼形砚滴 长12.3厘米 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出水 现藏于韩国国立博物馆

[辽]《颂经图》(局部) 内蒙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宝山村辽墓壁画

[元]《进仓图》 河南省尉氏县后大村元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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