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春

走进文物世界中的大唐盛世

Collections - - CONTENTS - /付国静

“长安春”展览于2018年4月3日至7月8日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共展示唐朝器物128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2件,二级文物8件,器物均来自深圳望野博物馆。

历经289年的唐王朝,被史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繁盛的时代。“长安春”展览用“西市风物、胡姬当垆、曲江文宴、庭院深深、礼佛慎终”五个唐人社会生活场景,藉由这些唐代的器物去讲述唐代的故事,重现那些沉寂在历史长河中的大唐辉煌。

西市风物:一处繁华的长安市场

西市是唐朝长安城中的一处市场,当时唐朝的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分设东、西二市。根据《长安志》记载,东市靠近达官贵人的宅院,多售卖一些贵族使用的上等奢侈品,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距达观显贵的宅地较远,周围多是平民住宅,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居住于此。这些外国人多是来自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以及朝鲜半岛、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外国商人,尤以粟特(今中亚一代)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总体而言,西市市场虽然商品较为平价,但不失繁华。唐时西市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舶来品和本土商品琳琅满目,是一座国际性的贸易市场。

唐代三彩模印胡人俑(图1)充分体现了胡商独特的衣着和外貌特征。人俑面部无釉扑粉,点朱唇,彩绘黑发,做牵持造型。身着绿裳、黄裤,外罩黄色系腰及膝长袍,前后外翻白领,右肩侧露绿裳。左侧侧腰后部挂蓝彩半球形皮囊,有类金属装饰扣襻。通体人物造型比例严谨,釉色艳丽,人物表情刻划入微。根据人俑清秀的外貌特征和时尚的穿着打扮,以及唐人女性喜着胡服、男装的风尚,猜测或为女扮男装俑。

其次,货币在市场中也经常看到。展览中有本土的“开元通宝”货币(图2),这是唐朝第一款货币,也是发行量最大、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此款货币正面有欧阳询楷书“开元通宝”,背面穿下则有凸起仰月纹,形似指甲痕。另外还有同时期来自波斯萨珊王朝(波斯)等地的西域货币(图3)。

陶瓷器是贸易中的大宗商品,此部分节选了唐朝有代表性的唐三彩器和鲁山花釉器。唐三彩属于多彩低温铅釉的陶瓷品种,从装饰工艺的角度来看,其釉彩装饰的图案,不仅拥有许多外来文化的因素,而且对同时代染撷工艺和图案多有借鉴。如三彩弦纹折腹碗(图4),此件折腹碗通体点黄、绿彩,间隔露白斑点。其中瓷器上的白斑点的处理方式是借鉴了染撷中的“防染”工艺,即在施釉前,按事先设计好的构想在胎体表面以散点式留出空白,并以瓷土或蜡封住空白点,然后再浇釉或点釉。这样处理之后,在器物烧成过程中由于受到阻挡,彩釉无法流淌、进入留白处,从而形成“白斑加彩”的效果。

花釉器,是指一种黑釉带乳白色或乳白色中呈现蓝色斑的瓷器。唐时北方窑口中常见,以河南鲁山段店村的鲁山窑最为特别。它以黑釉、黄釉、月白釉为底釉,然后点绘白、淡蓝、淡黄等色彩斑块,入窑后随着炉温升高,不同釉色间进行交融流动、反应,从而产生窑变,形成色彩斑斓的花絮状斑纹(图5)。除了窑变,鲁山窑系列器物之中还有一件鲁山窑黑釉剪纸漏花龙首壶(图6),器物通体施加黑釉,局部釉薄处微黄褐色。壶腹装饰有四朵剪纸漏花图案,纹样装饰工艺手法特别。器型方面,壶口捏塑龙形柄头,仅一小圆孔出水,颈部呈喇叭状,仅一小孔出水,龙首柄连于口沿与壶腹之间,圈足。

此部分展览中还有几件精致生趣的器物,如蛋形器(图7),两枚石制,一枚陶制。器物整体呈椭圆形,一头尖,一头圆,表面光滑、整洁,与普通鸡蛋造型大小无疑,形象色彩十分逼真。对鸟树形金饰片(图8),器物用纯金打制,采用类似“剪纸花”的工艺,栩栩如生地刻划了一棵枝繁叶茂的胡桃树。枝杈上卧有两只禽鸟,对喙,单面纹,此物猜测可能为嵌镶、镶贴在铜镜、漆器上的饰片。

胡姬当垆:有胡姬的茶酒铺

唐朝长安城中的茶酒铺经常出现胡姬侍客,她们容貌姣好、身材曼妙,个个都是跳胡旋舞的高手。这些胡姬多是粟特与波斯、大食等地来的舞女,大体上属于伊朗种族的女子。每当夜晚降临,妆容精致的胡姬往夜光杯里倒着葡萄酒,那微醺的脸庞,娇媚的笑靥,令长安城中的千金公子和游侠少年们迷醉。

胡姬茶酒铺中的器具也充满了异域情调,有的是中亚的粟特风,有的是波斯王朝的萨珊风,还有罗马的拜占庭风。“胡姬当垆”单元营造的就是胡姬茶酒铺的场景,这里多展示茶具、酒具及部分盛器。

唐朝的酒具除了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樽”之外,又出现了新的酒具——酒壶和酒杯。展 览中的酒壶,有吸收西域文化的三彩珍珠地贴花兽面纹凤首壶(图9)。凤首壶是唐三彩中常见的器形,造型特征吸收了波斯萨珊和粟特金银器“胡瓶”,巧妙地将外来文化和传统工艺结合在一起。同时也有带本土道教文化色彩的长沙窑青釉褐绿彩云气纹葫芦形执壶(图10),壶体呈葫芦造型,长流曲柄,胎色灰,通体施灰青釉,褐绿釉间隔如云气,意匠奇幻,丝绸飘动、云气旋转之感,充分体现了唐时长沙窑陶瓷工匠的奇巧构思。

青绿釉葫芦形执壶(图11),器物呈葫芦形,造型优美。独特之处在于少见的釉色,器物通体施釉,色泽淡绿,胎质酥松,有化妆土,圈足底无釉。据深圳望野博物馆工作人员考:此类产品属山西东南部的长治周边地区制品,此地宋、金时归河东路泽州管辖。目前考古发掘尚未见到完整的窑厂遗存,但就器物比对和调查,这类器物应属泽州地区烧造。以往,在晋东南和西安一带的遗址、墓葬中屡见此类产品,都将其归入了巩县窑或邢窑。

酒杯类的器具有吸收金银器工艺的三彩“把杯”,如白釉绿彩把杯(图12),器物圆唇,撇口,束腰弧腹,底接饼形足,足壁倾斜,足底有两处明显支钉痕,杯壁一侧粘接环状手柄。通体内外施玻璃釉点绿釉彩,形成白绿相间的斑纹效果。此杯造型脱胎于同时期金 银器把杯,一般此类金银器把杯上常常饰有连珠纹及胡人形象,具有波斯及粟特风格。酒杯中亦有取材天然材料的白螺杯(图13),此器由天然白海螺的螺壳制作而成,是唐时盛行的酒具,又被称为“鹦鹉杯”“红螺觞”等,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唐骆宾王《荡子从军赋》吟咏:“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酒。”

相比华丽的酒具,唐朝的茶具则较为朴素。在唐朝,饮茶方式一改之前的“粥茶”法,流行起喝“末茶”,即把茶叶碾磨成粉末,然后注入热水使用,所以唐人的茶具中会使用到茶瓶,又叫“汤瓶”或“注子”等,里面往往盛装热水。展览中共有两件长沙窑的茶瓶: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对鸟椰枣纹双系壶(图14),此壶小喇叭口、外卷唇,短颈,多棱短流,三轮形曲柄,广肩深腹,肩部置三轮形双系,饼足大平底。流下饰模印对鸟椰枣纹贴花,双系下贴花略有不同,均为单一模印椰枣纹,上罩褐彩斑釉,使贴花纹饰更加突出醒目。通体施青釉不及底。器形丰满周正,椰枣纹饰极为清晰,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格。长沙窑青釉褐彩双系“荼瓶”款壶(图15)稍显朴素,此壶通体施青灰釉,釉不及底,底部划刻有“荼瓶一口,计钱壹拾五押”。由此可知,这件双系壶在唐朝作为茶瓶使用,并售卖“十五”钱。

除此之外,这一单元还展示了少量盛具。盛具是盛放食物、水果的器具,日常或供佛使用,如錾刻珍珠地如意云纹海棠形鎏金铜盘(图16)等。

曲江文宴:一次文人的集会

唐朝的曲江园林,位于陕西西安市6公里处的曲江村。早在秦、汉时,这里即是上林苑中的“宜春苑”“宜春宫”,因曲折多姿的水域,故名“曲江”。隋朝时,这里开渠引水,辟“芙蓉池”;唐玄宗初年,又对曲江园林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广建楼阁、遍植花木,自此这里成为长安城中半开放式的园林。春天时,曲江两岸风光旖旎,吸引无数游人来此游赏饮宴。在这里举行的宴会中最吸引人的则是“新科进士的曲江游宴”,宴会是当年科举考试的新科进士们举行的庆祝活动,参加者除了赴宴的进士,还有主考官、公卿贵胄以及随从家眷,甚至皇帝也会携嫔妃去观看宴会盛况。宴会当日的活动有选“探花使者”、饮酒赋诗等。“曲江文宴”部分展示就是这一文人宴会的场景,主要由砚台、精致茶具和陈设器等组成,展示的唐朝士人文气的一面。

体现唐人造园艺术的三彩山子(图17)。山子为文房用具,这件山子用胎泥修坯塑造成山,山顶采用竹签印刻的拉毛工艺,制作出类似山石的效果。在山体局部有开孔,猜测可能昔日插饰树木、禽鸟于上。器物通体施加绿、黄、蓝釉,色彩十分艳丽。对比同时期唐墓和唐代壁画中出现的相似器物,如乾陵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托盆景仕女图》(图18),手中所持为插满花木的山石盆景等。虽然山子功能尚未明确,但这类仿造自然山石造型的器物无疑是唐代造园艺术发展的体现。

其次是“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唐朝的砚台在中国砚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形制还是用材都格外丰富,且具有时代特性,所以明代陈继儒在《妮古录》中提出“砚必宋唐”的观点。展览中的唐砚有“箕形砚”和“辟雍砚”两种。

箕形砚因其形似日常生活中的簸箕而得名,砚堂成斜坡状,前低后高、前深后浅,砚斗

着地、尾有砚足,是中国古代传统砚式中最典型的代表。箕形砚在唐朝广为使用,往后各朝代砚式的演变都源其传承。此次展览选取的两方唐箕形砚(图19、20),还有一处特点是均用带铭文的前朝砖改造为砚台使用,由此可见唐代文人的玩古情趣。

辟雍砚则是仿古代建筑——“辟雍”的形制而成。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载:“辟者,璧也。像璧圆又以法尺(天),于雍水侧,像教化流行也。”由此可知“辟雍”,是西周王朝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大学,建筑形状为圆壁形,四面环水。因而此类砚的主要特点是砚池围绕砚堂周边,如辟雍环水。辟雍砚始于东汉后期,隋唐时期,辟雍砚形制趋于成熟,这一时期砚足数目多在10~15足;二则台状砚面多高于砚池口沿,同时在圈足砚影响下,足下又增加形如垫圈的矮台,亦称连台砚。宋以后不多见,再有则

为摹古(图21)。

精致的茶具择取了邢窑和越窑的玉璧底碗(图22、23),这类形制的碗始见于唐朝,以底足像玉璧而得名,南北方瓷窑普遍烧造。另外玉璧底碗是唐朝主要的饮茶器具,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对这两种茶碗做了品评,今人解释为“越窑类玉、类冰,青色瓷器和绿色的茶色相配”,邢窑“类雪、类银、放在里面茶色会显丹红色”。除此之外,茶具中还有几件茶叶处理工具,唐时惯饮饼茶,冲饮前需用工具压成末,所用工具有茶臼、茶碾和茶磨等(图24、25、26)。

细致讲究的陈设器,以“翰林”和“盈”字款的几件邢窑白瓷器物为代表。邢窑白瓷“翰林”款罐(图27)通体施白釉至足,底部露胎,阴刻“翰林”二字,旁有墨书“退”字款。“翰林”是唐朝政府机构翰林院在邢窑白瓷上的简写,唐初始置翰林院,起初是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后来发展成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旁边的“退”字,猜测当为拣选后不中而发退之物。另有一件邢窑白瓷“盈”字款盖罐(图28),盖为伞形,出沿,宝珠钮。通体施白釉至底足,底部刻“盈”字款。目前学术研究倾向“盈”字款意指唐朝大明宫内的大盈库,带有此类字款的邢窑白瓷,应为当时为皇室私库定烧的贡品,除赏赐外,不予私人使用。

唐代皇室御用器物还有一件“尚药局”墨书金盒(图29)。该盒扁圆形,有盖,子母口。黄金质地,通体光滑平整,造型规矩。盒盖内墨书“金匙(送服)尚药局”。内承放丹丸9枚(重0.97克),色紫黑,有铅光。盖盒铭文“尚药局”为古代专事负责皇帝医疗事务的机构,正式创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唐时隶属于殿中省,其下设两人。唐代盛行将丹药原料盛放在金银器里,认为染上金银之气能提高药效。服食丹药也是道教修仙的方法之一,魏晋、唐代均流行。唐代多位皇帝迷恋服食丹药,祈求长生不老。

庭院深深:做一个精致的唐朝女子

在唐朝,雍容富态、自然健康成了女性美的主导性标准。她们穿着华丽的衣衫,头上竖着高高的发髻,面部化着精致的妆容,极尽雕饰之能。“庭院深深”这个环节,展示的多是女性居家生活用品,这些器具有些用来盛放化妆品和珠宝、有些用来梳妆打扮,有些则是静坐焚香、夏日避暑。

展品中有常见的唐朝葵花形镜,如孔雀鸾凤纹葵花形镜(图30)。此镜体葵花状,八曲镜背左右两侧

对称孔雀纹,上部一对鸾凤飞舞衔花,下部一对鸾凤飞舞衔带。所有纹样都是两两成对,衔花结带,有“结以同心”之寓意,因而此镜可做婚嫁之用。此镜精妙之处在于,孔雀腿部的镂空处理,具体工艺为铸造成范时有填剔范芯工艺,又称“透腿(绣腿)”。唐镜中还可见类似工艺的龙腿、凤腿、马腿、兽腿、鸟腿等腿部处理,为铜镜装饰的一大特色,这种透腿的处理工艺使禽鸟形象更加立体。此镜为唐镜中难得的珍品。

另有盛装膏脂类化妆品的盒具,如贴金箔蛤盒(图31),用自然蛤壳制作的盒形容器,表面用薄金工艺饰金箔装饰,金面平整密实,足见工艺精湛。天然蛤壳壁薄体轻,质地坚硬,可用来直接做实用器物。唐时蛤盒多有以天然蛤壳为底,用薄金、金银平脱等工艺装饰。同时又有金、银、铜类仿生的蛤形盒器,个别蛤形盒器内还有彩绘纹饰。此类器物可盛装口脂、护肤膏等化妆品,是唐朝器物造型的新时尚,同类器物 可见唐墓出土。另有一巩县窑黄釉刻“朱合”款盖盒(图32),器物通体施黄釉有铁褐斑聚结,盖上有弦纹,刻“朱合”铭。盒内有竖撑泥柱支接一小箕形砚,无釉,砚内残留有朱砂痕迹。朱砂,既有药用功能,也可以用于书写,制作印泥,还可以用于女性的妆容。

香薰器具有唐朝典型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图33),器物银质,呈圆球形,通体镂空。上下半球以钩环和合页相连,钩环位于前部用来控制开合。下半球内以两个同心圆组成的持平环,铆接半圆形香盂于其中,并与球体相连,可以自由旋转。球钮有圆钮,上接U形结构长链,链端套有钩环,可进行悬挂。上下球体饰葡萄花鸟纹,为唐朝典型纹饰。此款香囊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无论外壁球体如何转动,由于机环和香盂的重力作用,内部香盂始终保持平衡,香料不至于洒落于外。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以及何家村窖藏中均有发现同类香囊出土,为唐时贵族用器。

另外,这一单元还陈设了多件唐朝蓝釉器(如图34)。蓝色,是伊斯兰文化的主色调,曾被广泛应用于西亚地区的日常器皿及清真寺等建筑之上。唐三彩中的蓝彩、同时代的白釉蓝彩器以及蓝釉器,同为中国陶瓷史上最早使用蓝色彩釉的实例,它们也同为低温釉陶类陶瓷品种。蓝彩主要为钴料氧化呈色。这是一种色度饱和、充满幻想的颜色,而当时的钴料多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各国进口而来,故而十分珍贵少见。白釉蓝彩器见于巩义窑遗址、也见于唐墓出土,在扬州唐城遗址及著名的唐朝贸易沉船“黑石号”中也可见,由此可知当时此类产品也是外销陶瓷的重要品种;而完整的蓝釉器皿更为少见,仅出土于皇室贵族墓葬,如1998年在洛阳偃师唐恭陵出土过一件蓝釉灯。

除了通体施加蓝釉的器物,还有点洒蓝釉器物。白釉蓝彩划花人物故事纹罐(图35),器物口外卷,圆腹,罐唇口有三个支烧点。通体施

白釉,底足无釉,淋洒蓝釉斑点装饰。罐肩位置刻划两个人物头像,疑为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末”角色。“丑”,多扮演滑稽人物,鼻梁上饰以白粉;“末”,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

礼佛慎终:唐人的礼佛墓葬之风

唐朝是宗教盛行、多元包容的社会,佛教、道教、各外来宗教都获得巨大发展,相互之间影响交融。以佛教为例,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定型时期,除了天台宗创立于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均在唐朝形成。佛教宗派林立,高僧众多,一时间上自皇帝、贵族、士人,下至 庶民,礼佛供养成风。同时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开始与华夏文明交融,在中华本土逐渐世俗化。其中佛教教义和仪式对丧葬文化的影响,就是世俗化的象征之一(图36)。

展览的最后一个环节,便是通过许多带有佛教特征的器具去窥看唐人“礼佛慎终”的一面。比如,展览中有多件带有“宝相花”纹饰特征的器具,隋唐时期出现的宝相花图案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它的图案中蕴含着深刻的佛学内涵,它以圣洁的莲花为主要造型依据,吸收了汉晋以来传统的云气纹图样,融入了中亚地域特色的缠枝忍冬和海石榴等形象,端庄典雅、雍容华贵,又极富大唐气韵。唐三彩器物中,多采用划花、印花、堆贴等手法,将宝相花纹样装饰于盘、碗内部中央,壶、罐的腹部或肩部(图37、 38)。

佛事之中,修行是十分重要的事务,僧侣修士希望通过修行抛却欲念和执着。正如《金刚经》中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故许多佛教徒将修行视为毕生佛事,他们佛前枯坐、长途苦行、皓首读经等。修行的痕迹在佛教器物上得到显现,如佛教器中有焚香供养器具、盛水的铜瓶和长颈瓶、化缘吃饭的钵,以及佛像等(图39、40、41、42、43)。这些供养器具中以一件白釉红彩书盖盒(图44)极为特别,器物盖盒呈扁圆形,子母口,盒顶有折线收边,胎色灰黄,有颗粒状杂质,通体施加白釉,光泽明亮。盖顶心有一处化妆土粉涂抹,无釉,底部露胎内心也有一处化妆土涂抹,无釉。盒盖红彩书“金银、 璃、真

铢、虎魄等珍宝”。盖内残留有金箔、琉璃等微粒,金箔非常柔绵,疑其为“麸金”。由题记和残留物可猜测,此盒或曾为佛教供养七宝之物的盒子。佛教七宝,或指佛家七种珍宝或更多,不同佛经在不同时期对七种珍宝的解释也不同。以唐代版本的《无量寿经》而言,七宝指“黄金、白银、琉璃、颇梨、美玉、赤珠、琥珀”。由此可以和盒盖上的铭文相对应。

这一环节还有一部分展示的是唐人对死亡的看待方式,无论是传统的儒教、道教,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对死亡的看待方式都十分谨慎,唐时三教发展,厚葬流行一时。在展品中我们会看到一批墓葬用品,如绘制有孝子故事的三彩贴塑莲花座孝子故事塔式罐(图45),塔罐整体分塔座、罐身(塔身)、塔顶、塔刹四部分,且可拆卸,器物通高84厘米。塔座为赭褐釉莲花 托座,有7组镂空壶门,且有仰、覆莲瓣、贴塑兽面、力士、圈饰边等装饰。罐身整体施黄、绿玻璃釉,留白熔融成多色阶变化,罐体有莲瓣花纹装饰,腹部捏贴隔带凸棱,凸棱上贴塑山石人物4组,人物写意,仅见轮廓,旁陈琴、匣、铲、桶等物,并刻文字4组。文字内容分别为“董永卖身”“曾子抚琴”“郭巨埋子”“曾子济水”等孝子故事。

另一件是“贞元三年”款光宅寺沙门明远书刘氏墓志铭(图46)。此志落款为贞元三年(787年)十一月,由光宅寺沙门明远亲自撰写。亡者为唐骠骑大将军行右监门卫兼知内侍省事大将军清河郡开国公孟公夫人彭城郡刘氏。值得关注的是刘氏嗣七子,其中三子道贲为安国寺的僧人,这也很可能就是世俗人家能请到光宅寺明远写墓志的主要原因。墓志铭中的“光 宅寺”建造在唐长安城的光宅坊内,寺址位于今西安火车站内西侧。该寺建于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此外墓志铭的书法也值得关注,墓志铭的书法模仿王羲之的“兰亭体”行云流水、秀美俊逸,墓志所书17个“之”字,如《兰亭集序》一般,无一雷同,是不可多得的唐朝书法精品。

唐朝是富丽堂皇的朝代,这些华丽的器物 给人感觉正如烂漫多彩的春日,然而由唐入宋,器物风尚却转向了清雅简洁。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由“物”去打捞历史,思索文明变迁,不失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鸣谢:本次展览为深圳望野博物馆展品巡展,器物资料参考来自南宋官窑博物馆展教部和深圳望野博物馆。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双系“荼瓶”款壶及“荼瓶”款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对鸟椰枣纹双系壶

[唐]三彩山子

[唐]錾刻珍珠地如意云纹海棠形鎏金铜盘

[唐]乾陵章怀太子墓壁画《托盆景仕女图》

[唐]“永通万国”铭箕形砖砚

[唐]“万岁”铭箕形砖砚

[唐]邢窑白瓷“盈”字款盖罐及底款

[唐]邢窑“翰林”款白瓷罐及底款

[唐]“尚药局”墨书金盒

[唐]孔雀鸾凤纹菱花形镜

[唐]白釉长颈瓶

[中唐]壁画中的女供养人 莫高窟四六八窟

[唐]三彩戳印宝相花盘 [唐]黄釉贴花宝相花禽鱼纹盘

[唐]白釉红彩书盖盒及红彩书 三彩贴塑莲花座孝子故事塔式罐

‘贞元三年’款光宅寺沙门明远书刘氏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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