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士林

Marcos: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of China in A Foreigner's Eye在藏界之中,杂项小件皆归古玩杂项,包纳各种材质,无论精巧、简朴,往往与传统文人审美意趣相关。这些存世的古物中,以玉、铜、石等材质为大宗,木作属于小众中的小众。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家具的出口,这些木作小件也一起跟了出去。

Collections - - CONTENTS - /陈硕

令人着迷的“添头”

20世纪90年代早期9月末的一个下午。香港,凄风苦雨。一位知名家具商人正等待着一批中国内地运来的新货。

运货卡车一到,卖家同他打了个招呼,便赶紧打开货车后厢。这位商人看了一下东西,没让卸车,只让这些货照原样堆着——它们都还没装配,散件用彩绳捆扎着。对方给整批货报了个价,商人笑了笑,开始还价。双方谈不拢。卖家 望了望这批货中几件特别的物件,继续议价。讲价到了关键时刻,卖家无意中打开还留在货车上的一件橱柜的门,里面塞满了笔筒、盒子、木箱和其他小玩意儿。那位家具商人似乎看上去不为所动,但是价格却有所松动,买卖双方最终成交。

这是马科斯和妻子黛比20年前刚进入这个市场时的情形。

在中国家具交易的黄金时期,这种场景在那些成交的买卖中并不少见。当时中国内地大量的木制老物件被搜求而出,并通过香港转销 给本土或西方藏家。那时,判断货物质量的主要标准就是木料材质,如果是黄花梨或者紫檀,必被当作顶尖货。搜寻稀有木作家具的同时,由稀有木料制成的小物件和文房雅玩也在这种普遍潮流下被席卷一空。虽然所有人都相信这些东西应该有若干价值,但除了买进卖出,没几个人重视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物件只是用作交易中凑数的“添头”,或者是当作吸引收藏新人初入此行的“甜头”。有些家具商人和藏家对这些小珍品比别人多上了点心,但它们也只是被当作次要的作品,放在了交易目录的最后。

马科斯大抵是最早发现文房木作小件价值的人之一。

在遥远的西方,它们的美是如何被发现和解读的呢?

过去二三十年,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西方人逐渐开始将中国家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欣赏,而不再仅仅当作舶来的家居装饰品。大多数西方人关于明式家具的热情和喜爱,源于其简洁的“现代线条”,以及非常出色的材料,之后人们会注意到精巧的构造,小件的发现亦是如此。

在2018年5月22日的研讨会现场,马科斯的好友,同为西方人的中国古典家具研究学者柯惕思先生(图1),谈到20世纪自己在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工作时,率领团队收藏的第一件中国家具——一对南官帽椅,“流畅的线条、温润的手感、木料特殊的光泽,以及独特的 榫卯结构尤为吸引我,而且它能跟你沟通。”

柯惕思所传达的这种一见钟情,相信在马科斯看到那些木作小件时也同样发生过。

“大件的家具能够快速吸引你的注意力,它们依规而治,严谨的制式能带给观赏者强烈的心理感受,令人敬畏,更高的价格也通常会被认为比小件的作品更好。但我认为,小件在手工技艺、设计和精美度上更胜一筹,这是小巧的尺寸掩盖不掉的。大件通常需要遵循严格的美学规则,但小件造型丰富,有特殊且多样化的用途,通过研究这些,可以让我了解关于中国的文化。”马科斯说。

1996年,马科斯和妻子在纽约开设了自己的画廊,开始了长达20年的艺术品经营收藏生涯。在《士林典藏》(图2)自序中,他谈到:“刚刚涉足此道,我们盼望可以经营一些自己所能 收藏到的顶尖品类,这些精美的小木作即刻吸引了我们,在一些同道的帮助下,我们有缘收藏到了不少非凡的器物,笔筒、箱子、盒子、托盘、小几等(图3)。”

只要是不俗的藏品,马科斯都喜欢。时至今日,杂项很可能也是他主要收藏的方向。《士林典藏》一书,据马科斯介绍,除自己的藏品外,其余的来自不同的私人收藏,是自己作为艺术品经销商曾经手、研究或欣赏过的珍稀杰作。

对于什么样的器物值得被著录,马科斯有一套严格的挑选原则——

“第一,也最重要的,是我必须亲眼见过每件作品,以确认真伪及品质。虽然每个人都会犯错,但一旦发现自己犯错,我会及时纠正。一些人故意在物件的状态和真实性上‘出错’,另一些人因缺乏知识经验而出错,这都会令买家

遭受严重的损失。将不对的东西出版成书后果更是严重,那不仅仅是对这个行业的犯罪,更是对历史和下一代的犯罪。第二,我尝试挑选一些稀奇有趣、特殊的,以前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入书,希望能为这个圈子提供新的学习研究资料。第三,被选中的器物在设计、品质材质及创意上,至少要具备一点,最好几点可圈可点之处,而且有关于它们的用途,也希望具有可探讨性。”

他谈到的罕见、有趣、独一无二的东西,在书中的称呼浅显直白,如“树根大案几”(图4) “枪管形笔筒”(图5)“桃形酒杯”(图6)等。书中器物的介绍文字,也写得朴实通俗(详见图7~9)。

在马科斯眼中,这些木作小件似乎已超越客观实体,被赋予了人性,“那些拥有着安静、谦逊力量的作品更吸引我,比如,一件17世纪黄花梨水盂,一体整挖、顶部开口,盂从外观看像盒盖分 离式;一件低调朴素、器表散发着异常光亮的黄花梨碗(图10);一件18世纪紫檀雕花托盘,其中心以高浮雕,凸起一朵盛放的木兰。它们通过轻吟而不是呐喊,散发着优雅、经典的古意。另外,书中还有一件紫檀菱花形笔筒(图11)也是世界上现存此类目中较好的作品。”

他可以一一罗列他所喜爱的木作小件,却迟迟选不出最爱的一件,“我们只是单纯地凭着直觉收藏,但早已被这些器物的外形、做工、材质和完整性所打动。一句话,我们着迷了。”

市场,无需过分听从

马科斯在书中谈到,20多年前,一些珍稀木作小件已经非常昂贵,许多物件早已被精明的古董商们按照个人喜好拢在手里,待价而沽。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人小件相比大件家具更能体现古代文人的意念、灵魂和情趣,藏 界对小件需求的增长,体现的正是现代人对古代文化高峰的追摹。

马科斯观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相比之前,过去这5年,文人小件的成交率要高很多。虽然东西不全对,但价格仍然很高。新入市的藏家有很强的购买力,对小件的需求量迅速增长,但是知识和识别能力较弱,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人们以疯狂的价格购买假货、状况不佳或很普通的器物。”

但整体而言,马科斯仍然认为这种现象利大于弊,他希望这股潮流能持续下去。毕竟这些物件是非常稀少的,特别是好的精品,非常值得收藏。

《收藏》:您对木作小件的关注及此书的出版,是否表明此类器物的价值正在回归和被认可?

马科斯:我从未特别相信“市场”。当然,我身处市场之中,难免被它影响,但却从未真正

听从。如果仅仅讨论它们的市场,那就是把它降级为商品来处置了,就像木材、黄金和咖啡豆一样,但这些文房木作可比“商品”重要得多。拍卖行已成为当前艺术品市场的主导力量,而用拍卖市场表现来衡量艺术品的品质和价值极不可靠。比如,两个并不很懂艺术品、或者是被误导的人在拍卖场上举牌竞价,创造了一个价格记录,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结果或数字,能够成为评判艺术品价值和重要性的有效依据吗?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人们觉得在拍卖行买东西很可靠,反而在从那些一辈子和艺术品打交道的私人古董商手上买东西时就战战兢兢?当然前提是,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艺术品行家,他们和好的艺术品一样稀少。

所以,出版这本书和我的其他几本一样,都是源自对这些艺术品真诚的喜爱以及对它们所蕴含文化的关注,这与市场无关。不过,当精品家具资源变得越来越稀少时,毫无疑问会有更多的人被文房小件的精良品质和可收藏性所吸引。

《收藏》:衡量器物是否值得购藏,您会考虑哪些因素?

马科斯:我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法。常年的 关注和研究这些物件,我更相信我的直觉。一件艺术品所散发的美,才是衡量其价值最重要的指标,同时材质工艺也是构成美学价值的重要因素。虽然一件东西的稀少、新奇会令我激动,传承、出处有时也很有趣,但对我而言,它们大多是暂时和次要的。

我知道当下的市场更注重尺寸、出处、材料以及拍卖纪录,因为这些指标浅显易懂,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和经验。不过我认为,这是收藏、买卖中最懒惰的方式。

《收藏》:《士林典藏》一书所收录196件小件中,近160件为黄花梨、紫檀材质,谈谈原因?

马科斯:文房小件本由多种材料制成,在本书中,我专注由珍稀木材制作的器物,原因很多,一些出于实用目的,另一些则是私人原因。

在所有用于制造文房的木料中,黄花梨可能是最昂贵的材料,它的表面有生动的纹理、组织和深沉的色泽(图12),其致密性可以承受精致的细工和雕刻;紫檀在我看来,它的高贵神秘在文人木件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恰是在非常小尺寸的作品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欣赏它丰富的色泽、似有若无的纹理以及光润如玉的 表面(图13)。由稀有木料打造的作品,越是素雅的越难得。因木料本身就有优美的纹路,如果有雕刻而又与纹路不协调,反而破坏整体的美感。

我相信由珍稀木料所制作的器物,比如黄花梨、紫檀、乌木和黄杨木,在研究文人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他们而言,使用本土木材的优势是材料的唾手可得,价格合适,但若使用异国木料的话,则因昂贵造就了拥有者标榜社会地位的良机。因此,大多数用来制作高品质文人器物的木材是相对珍稀和独有的原料,像乌木、黄杨木,与紫黄相比,虽是较为常见的珍贵木料,但也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联系紧密。《收藏》:鉴赏一件器物,您会怎样入手?马科斯:我的鉴赏大多会从视觉出发。小件的器物,我经常会下意识地拿起看看或者用手摸摸它们,举一下它,试试重量,通过真实的视觉、触觉去感受形状、材质,这种体验是非凡的。

书中有一件17~18世纪紫檀大旅行箱(图14),有一个关于它的故事。亲眼看到之前,我的朋友柯惕思已经把它的细节图发给过我,看起来做工非常好,东西也十分有趣。我问了价

格,贵得吓人。一般情况下,我会讨价还价看看能不能买下来,但是这次价高到根本不容我考虑。第二年,我在上海,恰巧去拜访经手这件箱子的古董商,当时因为他有一个桌子要我看,去之前我已经忘了旅行箱的事。当我进入房间时,要看的桌子摆在正中间,角落的另一张桌子上,堆着一些书和杂物以及那件紫檀大旅行箱!我佯装看着桌子,实际上满心都在想能不能以一个优惠的价格买下旅行箱。因为看见它后,我就不可能不带着它离开了。

所以说,看实物很重要,就算是细节图片也未必能体现实物的精美。这件旅行箱后来成为我经手的最好的器物之一。

《收藏》:了解到在您的日常生活中,也将明式家具、木作小件直接使用在家居陈设中,如何让其与现代家居设计相得益彰?

马科斯:我的家居空间中包括很多不同的物件。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这源于我的职业和对艺术的喜爱,室内陈设也和爱好保持一致。我和太太一直想营造一个温暖、中性和洁净,充满古典和当代主义的家居氛围。我们屋里的颜色是中性色,也尽量选择自然材质。家具是一间屋子的建筑骨架,我们以中式家具为主,它们奠定了一个平衡、和谐又低调的基准,一种所独有的平静和朴素的力量,是其他家具不具备的。绘画、雕塑和摆件穿插其中,目不暇接。灯光对于欣赏艺术品固然重要,但我们选择摆放在自然光下,而不放置于玻璃柜里面。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物品与现代生活为伍,竟能那样自然、迷人。

被滥用的“文人风格”

中国古代文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精英阶层,掌握着文化的话语权。文人之“道”,因此被视为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立足基石。在回顾和追摹古代精英文化的趋势中,“文人品味”“文人书房”……各种打着文人文化概念的商业行为层出不穷。有质疑认为,文人风格正在沦为艺术圈运作游戏的砝码,似乎和其文化内涵本身已没有多大关系了。

马科斯对这一问题直言不讳地表示:“近来人们大量炒作‘文人风格’,这名称可说是使 用不当,甚至有滥用之嫌,特别是拍卖行。虽然‘文人艺术’的概念能受到追捧令人欣慰,但很多时候,它只被当作销售行为的包装和炒作,真实被用来交易的东西,并不是卖家所宣传和介绍的那样,甚至跟文人、文人品味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休闲娱乐没有任何关系。作为文化艺术的经营者,这恰恰本是最应该被重视和严谨对待的部分。”

近500页的《士林典藏》,第一件藏品直到第102页才出现,在此之前,马科斯用大量的篇幅,试图还原这些物件被制作、购置和把玩时所处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美学情境,以帮助人们瞥见其使用者所处的丰富世界。在这里,木作文房小件不再是一件件孤立的器物,而是与它们的使用者们发生紧密联系的。

历史上,木作小件大量出现自明朝始。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导致了明代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随着明洪武帝将儒家地位、小农理想在整个国家的恢复,一个相对和平繁荣的盛世随之到来。得益于明朝初年对通讯和交通运输的巨大改善,商业也持续蓬勃发展,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萌芽孕育。从通过短暂盈亏中谋些小利的人,到无力再借助传统耕田种地来养家糊口从而投身于冒险生涯的小商贩,重商主义在平稳的帝国统治下被滋养。在太平年月里,对外贸易获得自然增长,现金流动更加自由,白银通过贸易国家,如日本和葡萄牙涌入大明,中国的行政结构开始从依赖谷物和徭役体系转向依靠直接的白银经济。

中国经济中这些变化蕴含着广泛的社会内涵,小农理想的状态遭到破坏,传统儒家社会等级制度的松弛,之前界限森严的士农工商之间开始有了更深入的互动。

明末,士人这一角色的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许多传统的习惯与追求被蒸蒸日上的成功商人阶层所仿效。商人们通过贸易和商业聚敛财富之后,就开始属意于提升社会地位。富商大贾常常让他们的子弟读书受教,力图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家族地位“体制化”。与此同时,他们也继续占田拥地,毕竟,这是士绅们获取财富的传统途径。

在这幅变动的图景中,士人阶层被揉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也迫使士人与商人阶层互动, 传统核心价值观在巨变中受到侵蚀。明代士人在不时捍卫自己所珍视的惯例与准则时,或许忽视了自身秉持的核心道德和社会价值,开始放任自己被财富与政治权力所诱惑、腐化。士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与那些商人、匠人,原本下等的阶层纠缠不清,人人都在变动的社会风景中争抢着一席之地。在这一场景中,所有能残存下来的纯粹的文人之“道”,或许仅剩文人生活中那些礼仪和服饰穿戴罢了。

在明代郭诩《称书图》(图15)轴中,有着对16世纪晚明文人阶层状况恶化的显著抗议和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其时,许多士子求仕无门,入不敷出,以至于不得不出卖他们最珍贵的财富——书籍。而那些青云直上的富商,仗其财力获得声望和影响力。购买书籍的行为,是通过交易获得文化的隐喻,他们希望无须阅读就可直接达到附庸风雅的目的。

明代中国社会发生的这场巨大变化,被视作中国历史古典阶段的“末日之始”,是传统阶层和儒家理念遭到削弱的最初端倪。不过,这种气氛,却大大刺激和扩展了艺术与物质文化的需求。

饱读诗书且精于才艺的士子们,研习绘画、书法、音乐、诗歌,甚至赏玩品鉴文物。新富的商人阶层则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购买相关的种种器具,既要营建带有花园和文人书斋的宅院,也需购置与文人生活方式有关的各种“道具”,收藏古董、文物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奢侈品。这些多是真文士生活场景所必备的,如精美的文房小件。因此,明代中晚期,文房小件、古董和其他奢侈品产量呈汹涌之势。

在明代,模仿文人之道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文化精英和野心勃勃的新富阶层的“必经”之路,虽然它们大都只是停留在一种肤浅的物质层面,而书斋(图16)通常被认为是文人理想的一个最真实的物质载体——

古代的文人书斋是一处男性的场所,通常坐落于房屋建筑群落的边缘,开设可以领略花园的窗户。这是一个有序而整洁之处,其室内陈设雅致、简洁而疏落。画案通常配一把坐椅,椅下有脚蹬,可以保持脚下干燥温暖。书架和“万历”柜用于展藏书籍、卷轴及其他珍品。榻几有助于主人放松,或与友人围棋,啜酒品茗,亦或能凭此小憩片刻。香案上放置着精致香炉,旁

边的案几上陈放着赏石,或插有时花的花瓶。古琴使之有声,多是在一张特制的琴桌上弹奏(尽管后来在不那么“纯粹”的书斋里,古琴常会被悬于墙上,作为有教养的暗示)。最后,也备置一些坐具用以待客,如凳子或方椅,或许还有一个铜火盆来保持室内温度,顺便也提供了焚香所需要的炭火。疏落和低调的室内陈设意味着每一件东西都必须高雅和精致,并且要与最佳的文人审美传统保持一致。家具是书斋的骨架,界定了空间,传递平衡并且使整个室内充满着教养,儒雅但又不失个性的气息。除了精美的家具,理想的书斋内也要容纳所有文人享受消遣所需的必备物品。

商人精英们亦步亦趋地仿效文人的规矩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打造一间书斋成为了上上之选,只是收集什么?什么时候向人展示?怎样展示?其鉴赏价值何在?如何鉴别其品质的优劣?换句话说就是,怎样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看上去优雅,财富阶级需要一本文人精致生活指南。

而与此同时,文人阶层中的许多人感到“暴 发士人”上升之势的威胁,甚至多少有所不满,但在表面上采取了一种成熟的方法,借以保护文人生活方式的纯粹与体面。对那些志趣不投者,一些文士宁可避而不见,不通消息。同时,另一些文人则不遗余力保持他们文化精英的身份。在很多明代文人的眼中,文化话语权才是最有价值的财富。因此,这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循环模式,文人精英通过制定严密的规范来调度他们的闲趣以及奢侈用品,以此竭力维持他们的地位。

在刻印付梓的诸多指南中,最著名的当属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在书中,文震亨制定出了规章和准则,不仅关乎奢品雅物的最佳材质、设计制作和收藏购求,还包括这些物品的正确使用之道。明代随着书籍的大量刊刻和发行,这些指南也风靡一时,而书的作者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趣味的仲裁人。

马科斯认为:“真正的文人书斋会强烈地反映出所有者的品性,以便洞察主人独特的审美情感。书斋在遵循着一般理想准则的同时, 在陈设和物品的选择上,也会有着微妙的个体差异。然而,对极富野心的富人们,展现个人趣味却是一种奢侈,他们不愿(或是不能)冒险,宁可选择一种折中的有文字诠释的统一风尚指南。尽管这些指南原本预期只是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建议,但随着时间推移现如今竟变成了绝对的蓝本。事实上,从未仅有过某种单一值得全民接受或深受追捧的文人风格,至少在18世纪‘宫廷风格’出现以前是如此。反倒有些稀奇古怪、气质独特且相当个人化的风格,在还算严谨的审美体系下脱颖而出,在当时为人称道。这样的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明代的文人大家为数不少,各有专精独到的美学理念;还有一个日益庞大的圈子,他们包括小文人、官吏及商贾,渴慕大家风范,并具效仿之心,形成了一个事关文人艺术及文玩杂件的沃土和市场,堪称为富有开创精神的崭新沃土;再加上地域性偏好、各地不同的神工巧匠和作坊、三教九流的影响、日益兴起的宫廷风格,以及常被忽略的优伶艺妓及女性艺术家,共同孕育了繁多的风格。”

文房器用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生产出来的,虽然秉持传统工序,却每每精彩多变,甚至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马科斯在书中运用了很多摄影、中国画、建筑细节,在视觉和叙述上构建五个不同类型的书房,“赏古”“自然之气”“仕女名妓”“无常之时”以及“皇家内廷”的主题,并将各式木作文房小件分类安放其中。谈及这一创意和构想,马科斯是试图用讲述个人风格和故事的方法来使文房用品“活起来”。“五间书房”增加了此书的深度和质感,也丰富了故事的内容和多样性,有助于读者理解古代文人书房的品位和式样。

马科斯认为文房小件是“文人生活方式”在现代的遗存,现代人正越来越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并通过它们为现代生活注入古代文人的精神。

也许你会好奇,作为一个几乎没有中文沟通能力的外国人,马科斯缘何能对中国文化有如此独到而深刻的见地?

马科斯解释:“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基本且具通识性的美学、人类学和文化准则,它将我们所有人连接起来。只要是绝对真实、绝对美丽的,我们一定能把它找出来,这是我所接受的原则。来自哪里并不重要,有时候,外人看一件事情更简单。”

研讨会现场的马科斯(右)和柯惕思(左)

18世纪 黄杨木树根大案几 长55厘米 宽35厘米 高20.5厘米

桌屏一般置放于文人画案之上,用来阻挡急风,避免磨墨时因风吹日照而使墨汁干得过快。这件器物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奇特的嵌板。外框设计得方正规整突出了面板的优点。受石头本身波浪状纹理的启发,嵌板表面的处理也有起伏。通过进一步对嵌板不同颜色层次的精细处理,匠人精彩地呈现了两人对坐的剪影,他们仿佛乘舟在荡漾的碧波上高谈阔论。

17-18世纪早期 黄花梨和蛇纹石桌屏 长24.5厘米 宽14.2厘米 高29.2厘米

17世纪 紫檀菱花形嵌银丝大笔筒 直径16厘米 高16.5厘米

17世纪 黄花梨碗 直径11.7厘米 高6.2厘米

《士林典藏》内页插图

(明)郭诩(1456~1532年)《称书图》轴 绢本设色 纵122.9厘米 横71.1厘米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年,亚洲艺术之友购买,林炳炎基金会赠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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