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念慈:10年内,中国藏家会将小件行情推向极致

Jiang Nianci: Chinese Collectors Will Push the Market Situation of Small Articles to Its Radical Extreme within 10 Years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典木器向海外输出,在经历了认知和梳理后,原本是“次收藏”的文房小件在拍卖市场渐趋主流。一件很小的东西有时比大件家具卖价要高,争抢要更激烈。作为马科斯的东方好友、《士林典藏》一书出版的幕后深度参与人——香港著名收藏家蒋念慈先生(图1)接受本刊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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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小件展览

30多年来,蒋念慈先生参与策划过多次家具展。与关注明星拍品、价格趋势的思路不同,蒋念慈会特别在意每年各大拍卖公司家具拍卖预展的形式发展。在他看来,一场精心准备的预展,不仅能再现古人生活的场景,还能阐释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深层含义,意义非凡。

蒋念慈认为,201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轻巧袖珍宝:攻玉山房藏明式家具”是这些年家具小件专场中,预展做得最好的。

此次预展,现场依然沿用“攻玉山房”专拍策展人伍嘉恩女士的“纯白法则”——纯白的展厅、展台,最能凸显明式家具的美。

“现场用一张宽一两米,长6米有余、仿大理石肌理的纯白色大案为台面,用来衬托其上的木器小件。20多件器物在上面间次铺开,观众可以围着桌子,边走边看,上手把玩,从不同角度观赏一件东西。桌案够大,展示空间够开阔,观者之间相对私密,给人的感觉很舒服。这个做法很聪明,如果用木色或其他颜色,表现的效果就没这么好,而且造价合理,符合预展临时性的需求。”蒋念慈说。

“纯白法则”被明式家具业者奉为经典,称为“明式家具现代空间陈设美学”。这种纯白空间的展示方式在视觉上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削弱了明式家具作为实用器的属性,而将其提升为具有强烈美感的艺术品,凸显出其雕塑艺术品般的线条、比例,充分展示了小件的特殊美。

蒋念慈强调,古典家具展览不仅限于博物馆,拍卖预展对公众的教育意义的重要性比大家想象中的更高。一场展览必须有新事物或者新概念出现,若只是把东西摊开给人看,有何意义?古典家具展不像苹果发布会一样,每年都有新的东西出现。在没有生货的时候,怎样用古老的东西,产生新的效果?策展人的思路很重要。

展示精美的木作小件器物,应当仔细考量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在古代,如果说书斋是文人精神的避世之所,那么,画案就是其中心,书斋中文人的主要活动都围绕着画案进行。(图 2)彼时,画案变成了一个美学要求苛刻的“竞技场”——要摆放古代青铜器、石雕、宋瓷以及其他古代珍宝,而小件的文房木器,因常被特意设计为低调少矫饰的状貌。虽是营建书斋整体美中不可欠缺的基础品种,但也因此常会被那些精美富丽的古董淹没。

“轻巧袖珍宝”预展现场的陈列,恰好暗合文房木作器物这一特殊审美需求。

“古人的观赏角度有两种,欣赏放置在架子上的器物,用平视;坐在榻上、案前,把玩案头小器,用俯视。器物被放在架子上,欣赏者的视线范围浅、窄;而被置于案头,观赏的视野就宽且更具延展性。”蒋念慈说,“我有一件嵌料器的盒子(图3),特别明显。它只适合摆在案或榻上,从上往下俯看最美,如果放在架子上,视觉效果大打折扣。文房器用生产的极盛期是晚明到清中,当时的设计者自然没能料到后世,主流的审美方式会改变。”

这种改变,指的是多宝阁这类被用于室内陈列古玩珍宝的多层木架于康乾时期的兴盛,并成为后来流行的家具品种。

蒋念慈曾看过台湾学者吴美凤在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报告中说:“满族的习俗,在赏赐有功大臣时,是将赏赐品,包括酒肉、皮草、布匹、金银财宝、古董文玩等都放在一个桌或案上,入关后清朝的皇帝觉得这样太粗鲁,就改用架子来陈设赏赐物品,拿取起来更斯文。所以,很多明末清初的文房小件,最初设计时,以俯视作为最佳欣赏角度,这个比例占到75%。案头小器首要准则是可把玩,因此不论在尺寸、形状和质地上都具有吸引人手握的特征。”

这场“轻巧袖珍宝:攻玉山房藏明式家具”共有珍品28件。通过袖珍小器、案头家具的高致雅逸,尽展明末清初文人家居之清华脱俗,佳绩再续。其中精品明末至清初黄花梨雕人物鎏金铜件官皮箱以610万港元成交(图4),明末至清初黄花梨镶厚螺钿画匣以346万港元成交(图5)。

蒋念慈表示,本场木作文房小件的专拍,从器物、学术考证、宣传、预展、图录等各个环节都配合得很好,价格也卖得好,这证明一场有意义、有创意,努力做到最好的拍卖,市场是会予以回报的。

小件收藏讲究系统性

伍嘉恩女士组织的叶承耀先生收藏小件拍卖,马科斯先生文房专著中英文版的陆续发行,台湾翦淞阁黄玄龙先生文房木器对其不遗余力的推广……这些业内大咖的推助,加快了小件价值的挖掘。对此,蒋念慈先生怎么看呢?

《收藏》:您被不少最顶级的古代家具“洗过眼”,为何会关注到这些小件?

蒋念慈:跟马科斯类似,我因为做家具行业,自然常会碰到这类小件,觉得好玩、好用。如果有人说,一件精品家具在家里放了几十年自己从未关注,我会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但如果说的是精品小件,那我可能会信。换句话说,今天市场上,完全没见过的大件精品数量很少,而小件精品的数量还是未知数,所以,首先从数量上,小件市场非常值得看好。

1983年春天,父母觉得我可以离手单独出远门购货,我就到了北京、天津尝试自行做主买些木器家具。第一件笔筒是在天津文渊阁买的,瓜棱形的黄花梨笔筒,当时好像是1.5万元购入的。几天之后,我约见北京特种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到它们位于三间房的仓库逛,那情景,当时就觉得自己买错了。只见一间屋里,堆满一堆笔筒,摞得比人还高,进出口公司要求是成批签约销售合同开出信用状,不许挑。当时觉得,有这么多啊!自己的那件死定了。但是还好,可能我比较懂得挑选,这件笔筒品质不错,拿回去放了2、3年,后来由伍嘉恩介绍,被Nicholas Grindley买走了。

那之后,我碰到有特点、有趣的就买,品种越集越多:造型、材质各异的香盒 香盘、箱子、笔筒、砚台、几座、下卷、灯笼、皮带扣……一个品类我有时会集中几十个、上百个汇成系列的。《收藏》:这就是您谈过的系统性收藏?蒋念慈:对了一半。首先你不能只买一件,买一件再不买,只是购买者,这不是收藏家。收藏是从第2、3件东西开始的,买得不够多,遑论收藏。要买上一批,尤其是杂项小件。因为没有一个系列,你就无法清楚知道一件东西的好坏,它需要进行横向对比,才能快速掌握鉴赏要领。在比较之下,所有器物都会褪掉粉饰,回归

原来的位置——哪个好,哪个不好,哪种线条更适合哪件东西,一切都一目了然。你买了一批还不算,还只能称得上系列,不是系统。系统收藏的另一个条件,就是要进行相应的研究,把背后的文化信息梳理、归纳出来,做到这些才叫系统性收藏。表面上这需要有足够财力的支撑,但实际上是对收藏家的胸襟气魄要求,但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令藏品增值(图6~10)。

《收藏》:这样的收藏,不止需要财力,也需要耐心。

蒋念慈:绝大部份藏品是我自己一件件买回来的。其中我有一套很喜欢的水晶材质文房系列,实际上我有一套半,为了凑一套,通过各种渠道看到就买,买了一二十年,才凑出一套。从砚台到臂搁、水注、笔架山子、完美无瑕的手工水晶球……冰清玉洁,肯定是过去女性使用的文房用具。(图11)

古董有时单独几个看,未必那么震撼,若 一堆放在一起,将会因为量变引起质变,可以增加收藏的乐趣。

《收藏》:小件的种类如此繁多,研究起来是不是很困难?

蒋念慈:其实不多啊,盒子、盘、笔筒、提箱、官皮箱,这些都是小件木作中 的大宗。虽然市场渐起,这些年有人专门下到田间地头、走街串巷去搜罗,但十年八年里,我们常见的也就这几种,到今天也是。所以常常也会觉得,来来回回就这些“老三样”,收得有些泄气,但马科斯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些新鲜的品种,有些是我很喜欢、很敬仰的。

研究小件,跟大件家具一样,一口气吃不完。以前,人们总想一次性把中国某类家具研究透,研究过明式家具就认为已经读懂了中国古代家具。后来大家知道要分地域性、地方流派去研究,全中国范围这么大,不可能造得一模一样。慢慢深入了解学习,大多数还分得出,比如 福建出很多鸡翅木、龙眼木作的小件(图12),那就是它们的地方特色。

《收藏》:小件和大件家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蒋念慈:小件更难制作。制作一件小盒子,和大箱子的工艺程序是一样多的,一样需要这么多的榫卯结构(图13)。以前纯手工做,太小的零部件,手指根本捏不住,又要在细细的木头上开榫,传统工具也不够精密锋利,难度可想而知。1996年我们曾策划的一个“岁月中的家具”展览中有一件李爱金纯手工仿制的连理床,尺寸是原大的1/12,有些细小的地方,都是他用镊子夹着木料,一点点锯出来的。所以制作小件的技术要求比大件家具更高。

唯一的好处是,小件家具如果发生了微微的变形不会很明显。小的案上几,腿歪了一点,不太明显;如果是落地的几,这种瑕疵一眼会发现。除非一些子母盖的盒,如果盖不上对不齐,

容易被看出变形了。

《收藏》:小件存在的品相问题,我们应该抱持怎样的态度?

蒋念慈:和家具一样,应该多些宽容。不像一些精品官窑瓷器,连芝麻大的瑕疵藏家都会讲究,因为它只是观赏的艺术器,似乎不太会与身体发生接触。家具是生活中大型艺术品,但也是实用器,这是最本质的属性,从制作到使用到磨损;从损坏到修复到再利用,周复如是,也都以此为前提。家庭中一件家具日积月累地使用,免不了伤残,过去的修复技术也不像今天这么好。所以,我认为木器无论大小,修复补配都可接受,最重要是不能改变原有的设计和功能,只能是缺了照原样补回去。

但我认为,全品是全品价,残品后补是残品的价。中国人对残缺的东西态度很宽容的,但对完整无缺的东西尊重远远还不够。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更注重东西的完整度,对有残缺的东西也会一如既往地包容,但价格距离会大大拉开。

《收藏》:宽容的度应如何把握,小件品相问题哪些可接受,哪些不能?蒋念慈:以笔筒为例来谈谈。一些老笔筒流传到现在,内膛真的很恐怖,有时候是整根圆珠笔芯的油墨沁染进去,

洗都洗不净。有时候遇到这样的难题也没办法,使用痕迹,这个要宽容。

但笔筒若存在开裂现象,怕是不能收了,除非是很特殊的东西,可例外做样板收藏。笔筒开裂意味着设计存在致命缺陷:一件笔筒,器壁用料太厚,释放不了内应力,会裂;用料 太薄,应付不了外应力,会烂会裂;所以好的笔筒,起码要处理好内力和外力,制作笔筒的技术在这里。就像一把椅子形再好,一坐就断掉,再好看也不行,因为没能解决实用功能。我们收藏小件或大件家具,也差不多一样的标准。

小件曾经是实用品,我们不能只看它是否优美。实用不优美,入不了眼;优美不实用,基本不能留存到现在。一件实用品的盒子,每天开开关关,里面还盛东西来回摩擦,设计不好的话,可能几次就坏掉了。过去的拜盒,整天被拿来送去,很容易就坏掉了,故产量大却存世量

少。因此小件的设计,需要能承受得起高频且粗放的操作,这样能够留下而且优美才是好的,所以功能性一定要考虑在内。

一个超越西方的机会

《士林典藏》(中文版)的出版,蒋念慈形容自己是高兴并痛苦着。

“这本书从创意构想开始,整个过程我都有参与并一直鼓励马科斯。这需要他躲起来2、3年去潜心研究、编撰,我缺少这样的心境和精力,恐怕也很难办到。”蒋念慈的这番话,暗含着中国家具藏家的无奈。

古典家具是中国的,而最初研究它们并著书立说的却是西方人。在业界,大部分人认为,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1944年),是西方研究中国家具的第一本开山之作。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出版过中国漆器家具相关著录,但艾克的这本书以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将中国硬木家具的地位在西方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引起了中国学者对传统硬木家具的重视。1985年,王世襄以《明式家具珍赏》对古老硬木家具重新做 了系统的梳理,填补了此门学问过去只有外国专著的空白,把古老硬木家具制作工艺从技艺上升到学问,最终变成一门学科。

中国古代艺术品,由外国人欣赏到研究,再介绍回中国,木作小件的情形也不例外。

蒋念慈表示:“某类古代艺术品值得关注,这种观念如果率先通过一位中国研究者去传递,我们常常不这么重视,连我自己也不例外。我们崇洋且缺少自由的思想,总是根据别人的想法去玩。如果你不玩小件,我也不玩;你不喜欢那个笔筒,我也不喜欢……这似乎成了因为你喜欢所以我喜欢,十足的羊群心态。很多年前,西方评论中国人不是缺乏品牌意识,而是品牌意识太足。就像被国人热捧国外奢侈品牌,这些品牌的产品,到底有多少人能明白令它们成为奢侈品的,是设计、概念、文化、工艺还是材料,又会有谁去关注‘奢侈’的原因,很多人只认识它们的品牌。”

继马科斯的著作之后,还有几位国内藏家也正筹备推出自己的木器小件专著。不过,蒋念慈觉得和马科斯相比,他们都晚了一步。

“就像王世襄当年的几本家具专著,对传统家具研究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可谓大大超越 前人艾克,但无论步迈得有多大,恐怕都不如迈出第一步更有意义。可以看出,王世襄的研究总活在艾克的影子下,比如按椅、柜、桌……家具的功能分门别类。他的研究系统承袭自艾克,并未有颠覆,这是行内共识,甚至今天来看,已出版的这些家具类著作,大多都还承袭这一研究体系,严格来说,马科斯这本也不例外。但这不是唯一的。”蒋念慈说。

所谓“内行看门道”,他认为与其纠结于先后顺序,倒不如挖掘新的思路和研究切入点。

古代家具常见的划分有5类或6类:5种分类分为卧具、椅具、承具、庋具、综合类;6种分类则分为卧具、椅具、承具、庋具、屏风类、综合类。这样的分类乍看科学,却经不得推敲。比如,当一件器物多功能或作用不明时,就出现了问题。

蒋念慈拿《士林典藏》中的器物举例说: “它很像我们过去的妇女在水边洗衣服时用来敲打的木棒,器型非常罕见,以至于我们无法得知它的确切用途(图14)。器身上面的花纹精美完整, 下面有些许模糊使用痕迹,有着亮晶晶的皮壳和十分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被用以敲打、使用的次数很多。但它不可能是用来洗衣

服的,和水常年接触,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包浆。以前在美国的某所博物馆我也见到过一件,是红漆的(图15),如果是用来洗衣服,漆岂不是都掉光了,所以从功能性上不合理。当天看馆方的标注是乐器中敲打用的,类似鼓槌。对错不好说,但应该并非这么简单。马科斯则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在宗教仪式中用以敲击锣鼓的器物,但也是没有准确的答案。今天很多器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使用环境,仅以功能去判断,常常被划归为综合或其他,因此较少被研究关注。其实这类东西,更需要我们去研究,只有懂得怎么使用,它的各种价值才能真正回归。”

从家具两种流行的分类说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分歧点,正是屏风。一些观点不同意把屏 风归类在综合,认为应独立出来。

《物原》中有“禹作屏”,文震亨曾在《长物志》里提及:屏风之制最古。屏风的出现远远早于椅子、桌子、柜子,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有民族图腾之特殊意义。2013年起,北京陆续举办了几个中华屏风文化展专题展览讲座,试图从屏风入手,探寻传统家具研究的新体系。

屏风,中国传统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所谓“屏其风也”。屏风涉及的功用很广,大型的立式座屏、折屏、落地屏,中小型的围屏、挂屏、画屏、大小插屏、桌屏、案屏……(图16)

“还有放在取暖的铜盆之前,挡住迸射出的火星的挡火屏。宗教中用的屏,起防止别人窥探的作用。砚屏,传是苏东坡、黄庭坚发明,防 日光或烛光投射墨汁上,会反光伤目。”蒋念慈补充道。

蒋念慈的屏风讲座以中国的汉字“屏”分裂开来,尝试混合科学的分类法和中文单字的分类方式把古老的家具分别解说。

“不单单是那些被我们称呼为‘屏’的,中国汉字中同义词和近义词很多,加上各地区的方言用字用词不一,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歧义和遗漏,恰恰就是这些不完美处,把屏的概念拉宽了,那么就由大家根据理解自行添补遗留加入其中,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大众所共享的‘约定俗成’系列。”蒋念慈阐述了自己的讲解思路。

实际上,花纹、木材、地区、年份等,都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家具的研究切入点。而当角度发

生变化,曾经的滞后和弱势,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研究者和藏家的优势。

蒋念慈认为,入选《士林典藏》的器物,可以察觉到很浓的西方审美,即十分在乎外形,轮廓线是否足够优美,但能兼顾吉祥寓意、中国传统文化的却十分少见。对于有雕刻、纹饰、文字题款的东西,西方研究者常常采取忽略的态度。

如果他们看得懂雕刻的内容,感受会很不一样,蒋念慈就有这样的经历:“像西方家具中的海神形象(图17、18),是一个面目狰狞的老头,张着大大的嘴,很凶恶,常出现在西方家庭或轮船用的家具上。起初不懂,觉得好恐怖啊,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海神,会保护出海的人。那我再看这个形象,一下子就顺眼多了。”

在他看来,中国人说“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这其实是一种教育方式。过去文字的传播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为了更直接、有效地教化世人,有时就需要把图案雕刻在器物上,“有的家具上刻着《二十四孝》的故事,西方藏家恐 怕也不易理解;纹饰中常见的蝙蝠,我们的文化里代表福气幸运,但西方人觉得是魔鬼、吸血鬼。”蒋念慈说。

《士林典藏》发布与研讨会现场,一个有趣的插曲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当台下观众向马科斯提问:“同样是两个造型很美的小件,一个是没有寓意的南瓜,另一个是寓意‘禄’的葫芦,你会选哪 个?”马科斯表示他并不太相信这种寓意,他个人更喜欢南瓜。

西方人对于文字题款的忽视,从《士林典藏》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书中一件紫檀透雕笔筒(图19),由深色紫檀料精雕细琢而成,是蒋念慈的收藏品。

从12岁开始,蒋念慈就跟着母亲一起到广州、上海各地进出口公司、文物商店寻找古董,这件笔筒大约是1984年买到的。他回忆:“那时,我母亲在全国各地的文物商店搜寻好东西,在绍兴当地的文物商店受到热情的接待,据说他们已经1、2年没开过张了。那一次,母亲一口 气买下十几万港币的瓷器、杂项,带去的钱不够了,就打电话叫我从香港专程送现金过去。最后,我们打包了几十个纸箱,将这批东西带回香港。这件笔筒,是我收藏的笔筒中最早的一件,也算是母亲的品味。”

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笔筒,主题图案描绘了文人弈棋的场景。雕刻层次丰富,局部透雕,画面雅致、有深度,极其生动。这类风格雕刻在硬木上不常见,更多见之于竹刻。仿竹雕紫檀笔筒——以名贵材料仿制寻常材料的物件,此风潮在清三代时期空前的鼎盛。细观此件笔筒,所用刀法娴熟老练,艺术风格与明末竹刻作品相承继,镂刻处或深挖直削,或层层相继,立体感十足,神游其间如徜徉书画之中,艺术水准高超。这件笔筒的特殊价值,还在于之上题刻有一段“茫茫尘海知何极,莫向心间说烂柯。松泉氏”的款。

《太平御览》中记有王质烂柯的故事。东晋时,信安郡樵夫王质入石室中伐木,见两童子

对弈,便将斧子放在地上,驻足观看。也不知看了多久,两童子顺手给了王质几枚枣核状物,王质吃下后遂不觉饥饿,专心致志地看棋。一局棋尚未下完,一童子忽对王质道:“你怎么还不回去?”王质如梦初醒,忙去取斧子。却发现斧柄早已朽烂不堪。回到家里,物是人非,原来山中一局棋,世上已百年。

蒋念慈研究指出:“紫檀笔筒大约于康雍年间由嘉定竹刻艺人松泉氏所刻,经查或为吴松泉,嘉定练川(祁河)人,生卒未知。因为当时的竹刻艺人有些是前朝遗民,尚保留雕刻风格,也将明未清初的习俗反映在笔筒的雕刻上。

一旦读懂“题款”,藏品加分不少。对于东 方藏家如此重要的元素,在马科斯的书中,并未被重视起来,再一次选择了忽略。

在蒋念慈看来,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恰是给中国木器艺术品爱好者一个赶超西方的机会。他说:“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在西方人看来都是亚洲面孔,他们细分不出国别,但我们了解,一看就知道,那些国家的人与我们长得不

一样。所以,只要我们的藏家、研究者持续深入研究,优势会慢慢显现的。”

中国藏家的品味

自19 9 8年以来,中国古董家具界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整个收藏市场从欧美转移到中国,以至于几乎大部分出现在市场上的古董家具都在回流。具体表现为:与香文化、茶文化有关的器物卖得好(图20~22);紫檀、黄花梨等贵重木料所制器物卖得好;相比明式家具,雕工复杂的清式家具卖得更好……加之看重名家旧藏,宫廷御制,可以看出,有关木作小件,中国藏家也有自己的品味。

《收藏》:木作小件与香道、茶道有哪些有趣的结合?

蒋念慈:马科斯的书中,有几个木头香炉(图23),入行这么多年,我还没碰到过一件。木头香炉一般有铜质、陶瓷质的内膛,木头能起到隔热保温作用,当时可能是抱在怀里取暖的,是特殊的香道具,或只是用来把玩观赏的?因为失去了使用环境,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确定。

我以前也收过不少铜香炉,后陆续出掉,最后一件大概是2005年或2006年卖掉的。我父母都做古玩,自己也收了这么久,但在香文化盛行之前,我一直以为铜香炉是祭拜、祭奠时焚香用的,从不知道是用来品香的。后来自己也学玩香道,才了解香道中不光有可焚烧的香料,还包括花香、果香这类自然的香气。这类器用马科斯的书中也有收录,如一件极其精致的托盘(图24),圈足一圈细阳线极为精准,精美绝伦之处在于其中心凸起的一朵盛放的木兰,流畅的外轮廓和深深的曲线内凹所构成的高浮雕木兰花,是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高起醒目的浮雕表明,这件托盘是用于礼仪陈设,而非日常使用,很可能是过去皇室之物。这类器型,日本发现比较多,象牙质的,以前都说是笔舔,其实都是花托。(图25)其上放置气味芬芳的美艳花朵,起到提振精神的作用。

还有一些木头做的花瓶,很小,很美,我原来一直以为是鼻烟壶,但诧异怎么见到的全都缺盖。小口外撇,小到仅能容纳一枝小干花或小草,后来想明白,这种撇口的设计,根本不是配盖的,就是花器。《收藏》:木制的花器,不实用吧?蒋念慈:本身不需用木头的器用,刻意用 木头来做的为数不多,可以说“没事找事做”吧。这让我想到一位多年前的日本人搭档竹内秀文,曾带我去参观他种植的日本小盆景,有几百盆,都是很小棵,有些甚至是种在打破了的汤匙里的。据他讲,小盆的盆栽更难种,土不能多,会不好看,土少存不住水,每天要浇2次水,枝干小还要有形,又要开花……假如自己出门2、3天,又会全部死掉。真是绝了!追求极致直至达到病态。我想古代文人发明这种小木头花瓶,可能也是一样。

《收藏》: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两种风格常被拿来比较,您怎么看?

蒋念慈:我关注家具拍卖市场是自1986年开始的,32年来能看出不少变化。我发现虽然叫好的是明式家具,叫座的却常常是清式家具。以历年成交排行榜前30件来看,黄花梨占60%,紫檀占30%,且价高者一律以雕工复杂为多,所以叫好不一定叫座。

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是并行的,并没有时间上的承袭,或审美上的雅俗之分,只是适用的场合不同。清式家具单独一件看可能不够优美,但若要放上一堂,还真的是更能压得住场面。所以在富有宗教、皇权意味的古代绘画中,用器多见复杂雕刻装饰,来烘托庄重的气氛;而一

描绘到家庭居室,悠闲轻松的环境,就会出现明式家具。可以看到画中的那些四出头官帽椅、南官帽椅、玫瑰椅,常常都是随性摆放的,并没依循什么规制。

同样木作小件也是,装饰繁复与否,有雕刻纹饰或没有,只是喜好不同。比如两件黄花梨笔筒,一件素的,一件有雕花,只要其他标准差距不离谱,估计人们还是会选有雕花的买。应该认识到,在器物被制作时,雕花装饰是附加在器物上的加分项。因此个人对装饰风格的喜好不能成为判断器物审美高下的标准。

《收藏》:评判一件东西,您的标准是什么?

蒋念慈:不是黄花梨就一定比榉木高档;宫廷出身也不一定高贵,民间更不是全都粗鄙。它们被放在一起比较,形成所谓的“阶层”,这是 将人类社会的观念强加其上,并非本身的真实属性。因此材质、出身都不应该作为收藏一件器具的唯一标准。

在我看来,评判器物的“高下”,一等品是可欣赏,可玩又可用;二等品可赏玩,但不能用;而那些只可远观,不能玩又不能用的,只能算是三等品。正是玩的过程,才能发掘器物背后的文化含量。而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那些有着跨越时代的新事物或者新概念的提前出现。

《收藏》:请举个例子吧。蒋念慈:《士林典藏》中有一件紫檀嵌竹、髹漆的内廷案几(图26),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作为现存最具特色、最吸引人的案几之一,复杂的三维几何体彰显了满清皇帝对科学和技艺的着迷。此器造型非常独特,通过线条和多 个转折平面的组合,创造了一个无论从哪一面看都是极为独特的形体。它好像用很厚的布折叠出來的,但现实中这样的造型又不成立,真是既具象又抽象。以厚漆披麻灰为胎,所有边沿面紫檀包镶起槽线內贴饰细竹条,赋予器物行云流水般的动感。紫檀框架内,所有的面板都修饰一层厚厚的青黑漆灰,某些部位还可以看到绿色底漆的痕迹。雍正时期的皇室工坊善于制作此类鹿角灰漆器物,可以确定是康雍时期皇家作坊的作品。

总体说来,这件案几是清代文房最具创新性和精巧性的个例,它前卫,与今天的当代艺术比肩,也没有丝毫时代差异。能容古今——古董能在诞生当下具有超越时代的设计构想,这类器物我们应当给予非常崇高的定位,假以年月,它们的地位将愈发显赫。

《收藏》:相比大型家具,市场中的小件精品更多使用紫、黄等名贵木料制作,为什么?

蒋念慈:大件的家具,木料会占到整个成本的70%~80%,造价昂贵。小件的用料不多,但工钱贵,用好的木料,制作者都会更谨慎、专注。同样一名车工车一件笔筒,用黄花梨或杂木,他动刀的心态就会有区别,因此人们愿意用好的木料去做小件。其他木质,偶尔碰到一件虽足够优美,但普遍没有这么用心做。从价格来说,紫、黄是打不倒的, 除非是漆器,距离不是一点点。马科斯书中的器物也主要以紫檀、黄 花梨为主,算是文人案上雅玩里面的紫、黄器。其实木制小件器物中,紫、黄所占的比率不到10%,中国文人的桌上绝不限于此,即便在价格上不能超越,却也有许多精品。只不过人们往往先看到钻石,才看到王冠。

《收藏》:小件中还有哪些种类值得关注?

蒋念慈:估计在10年内,中国藏家应该会把小件的行情推到极致,到时候一定会突破材质,紫、黄之外的所有木作会受到关注;突破功用,不再限于文人案头,或皇家御用;突破年 份,无论什么朝代都会受到重视。具体到种类很难讲,能说得出种类,就一定不只有我个人在关注,而具有潜力值得关注的,恰恰是那些连名字还叫不出的。所以,不能说种类,可能是某些角度人们还不太重视,比如马科斯重视紫、黄,同时在很多行家手上,木材不这么贵的榉木、榆木小件,数量也还是有的,像我自己手上有几个笔筒,红豆杉、檀香木、大叶黄杨木的(图2730),它的形完全不输紫、黄,但连问价的人都没有。

明 杜堇《玩古图》台北故宫藏

蒋念慈搜集的木匠制作家具的木工工具系列

蒋念慈搜集的骨制 系列

蒋念慈搜集的盒系列,材质用途多样

蒋念慈藏榫卯结构竹灯及其结构图示

18世纪 黄杨木雕花佛教鼓槌 宽6.8厘米 长41厘米 高5厘米

蒋念慈收藏的类似红漆木器

18世纪 花梨木小桌屏 长9.8厘米 宽17.2厘米 高22.6厘米尺寸较小,是用来防止油灯或其他器物被急风吹倒

紫檀透雕笔筒纹饰拓印

18世纪 紫檀透雕笔筒 直径9.2厘米 高11.9厘米

笔筒款识特写

18世纪 紫檀雕花托盘 长21厘米 宽15.7厘米 高3厘米

18世纪 紫檀海棠形盘 长18厘米,宽12厘米,高3厘米

18世纪中期 紫檀嵌竹、髹漆内廷案几 长4 5.7厘米 宽28.5厘米 高12.5厘米

18世纪 木笔筒

18世纪 檀香木笔筒

18世纪 红豆杉木笔筒

18世纪 大叶黄杨木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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